姓与氏作为不同级别血缘组织的名号，两者在先秦时代的区分很明显，古人有所谓“三代之上，姓氏有别”之说，就是由此得出的结论。
首先，在对始祖的追溯上，姓由于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历史悠远，世系模糊，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地追溯，每个姓只能出自想象的祖先——往往是半人半神的人物；而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晚近，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
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顾炎武《日知录·原姓》篇所云“考之于《传》（指《左传》——笔者按），二百五十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即是据此而发的议论。现今的一些姓氏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其实都是不符合先秦实际的错误称谓。周公在先秦典籍中多被提及，均无称“姬旦”者，其被称为“姬旦”，是晚至《晋书·王浑传》才有的事。大概到了晋代，人们对先秦姓氏应用规则已不甚了了，遂以后世制度相比附，此后更是以讹传讹了。
先秦时代的人既有姓又有氏。比如周公，姓“姬”，氏“周”；再如孔子，姓“子”，氏“孔”。女子亦然，著名的苏妲己，姓“己”，氏“苏”；周幽王为博其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的褒姒，姓“姒”，氏“褒”。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上古的姓氏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姓与氏合流，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此后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
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无论男女，其个人称谓都以“姓＋名”的形式出现，人们所熟知的秦王“嬴政”，刺杀嬴政的“荆轲”，为荆轲击筑送行的“高渐离”，就都是“姓＋名”的称谓形式。
再次，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同血缘，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姓子，属殷商遗族（孔子便出自这一支）；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几者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
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到今日，其间具体的姓氏有增有减，有生有灭，比如曾见于孔子门徒中的“漆彫”、“壤驷”等姓氏后世都已绝迹，而“呼延”“尉迟”等姓又在某些时代加入了姓氏大军。姓氏为一个文化整体，始终活跃于政治生活、民族关系、心理民俗等方方面面。
比如，中国历朝都有帝王赐自己的姓氏给功臣宠臣的情况，吴人俞韶为孙策所喜，赐姓为孙；西魏王杰因战功卓著，赐姓宇文氏；唐代罗艺因归顺李渊，赐姓李氏。赐姓其实是帝王用建立拟血缘关系、结成假定意义上的“同姓”的办法，对臣子进行褒奖的一种方式（对叛臣逆臣则以剥夺赐姓进行惩戒），以激励臣子效忠。姓氏在这里与金银玉帛等有形物质本质上相同，成了政治手段的一部分。
再如，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少数民族姓氏汉化和汉姓少数民族化的现象，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姓氏汉化，以北魏孝文帝改革最为著名，当时曾一次就将一百四十四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拓跋氏改姓元、独孤氏改姓刘等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其实汉姓少数民族化也不罕见，北周时期蔡、张、周等汉姓改为大利稽氏、叱罗氏、车非氏，宇文泰赐李弼姓徒河氏，赐赵贵姓乙弗氏，赐杨尚希姓普六茹氏，都是汉姓少数民族化的例证。少数民族姓氏汉化与汉姓少数民族化丰富了中国的姓氏，而姓氏在这里也成了民族融合的证据。
同时，虽然无论在功能还是用法上，我们今天的赵、钱、孙、李诸姓都与战国中期的姓氏基本一致，作为一项制度来说它两千多年没有发生大的调整，但是作为社会结构中血缘关系的镜像，姓氏的社会意义却始终在缘时变动。
比如，先秦时代因为存在大规模的血缘组织，因而产生了姓、氏两级制；然自东汉以后，尽管不少朝代重又出现了累世同居的大家族，但两级制的姓氏结构并没有重新出现。个中原因，一方面与专制国家为征发兵役、赋税而不断加强的对属民的名籍控制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郡县制确立之后，基层社会虽仍存在浓厚的血缘色彩，但全国属民的管理终究主要是通过郡县乡里的地域组织发挥作用，地域组织战胜了血缘组织，姓氏结构发生变动的基础也就消失了。
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姓氏曾经是认定一个人社会等级的最重要因素，但自宋代以后，姓氏却只作为一种血缘标志符号而存在；迄于今日，姓氏作为血缘标志符号的意义也在淡化，在作用上正与名趋同。这是因为个人对血缘组织的依赖日益减弱。魏晋实行按门第取士的九品官人法，姓氏是标识门第出身的第一要素，自然备受重视；宋代以后，科举制经过充分发展已成为选拔人才的基本途径，个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前途主要取决于科考而不再取决于门第，姓氏的重要性亦大为下降。时至今日，乡土社会崩解殆尽，人口流动、离家谋生已成为社会常态，无论是人们对血缘组织的依赖还是血缘组织能提供给人们的依赖都接近于无，姓氏的血缘色彩自然也愈来愈淡化，正变为纯个人的符号。
综上，姓氏绝不仅仅是一种名号，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相当宏富，从姓氏入手，能让我们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察更清晰、更深入。
姓与氏作为不同级别血缘组织的名号，两者在先秦时代的区分很明显，古人有所谓“三代之上，姓氏有别”之说，就是由此得出的结论。
首先，在对始祖的追溯上，姓由于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历史悠远，世系模糊，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地追溯，每个姓只能出自想象的祖先——往往是半人半神的人物；而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晚近，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
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顾炎武《日知录·原姓》篇所云“考之于《传》（指《左传》——笔者按），二百五十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即是据此而发的议论。现今的一些姓氏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其实都是不符合先秦实际的错误称谓。周公在先秦典籍中多被提及，均无称“姬旦”者，其被称为“姬旦”，是晚至《晋书·王浑传》才有的事。大概到了晋代，人们对先秦姓氏应用规则已不甚了了，遂以后世制度相比附，此后更是以讹传讹了。
先秦时代的人既有姓又有氏。比如周公，姓“姬”，氏“周”；再如孔子，姓“子”，氏“孔”。女子亦然，著名的苏妲己，姓“己”，氏“苏”；周幽王为博其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的褒姒，姓“姒”，氏“褒”。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上古的姓氏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姓与氏合流，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此后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
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无论男女，其个人称谓都以“姓＋名”的形式出现，人们所熟知的秦王“嬴政”，刺杀嬴政的“荆轲”，为荆轲击筑送行的“高渐离”，就都是“姓＋名”的称谓形式。
再次，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同血缘，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姓子，属殷商遗族（孔子便出自这一支）；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几者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
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到今日，其间具体的姓氏有增有减，有生有灭，比如曾见于孔子门徒中的“漆彫”、“壤驷”等姓氏后世都已绝迹，而“呼延”“尉迟”等姓又在某些时代加入了姓氏大军。姓氏为一个文化整体，始终活跃于政治生活、民族关系、心理民俗等方方面面。
比如，中国历朝都有帝王赐自己的姓氏给功臣宠臣的情况，吴人俞韶为孙策所喜，赐姓为孙；西魏王杰因战功卓著，赐姓宇文氏；唐代罗艺因归顺李渊，赐姓李氏。赐姓其实是帝王用建立拟血缘关系、结成假定意义上的“同姓”的办法，对臣子进行褒奖的一种方式（对叛臣逆臣则以剥夺赐姓进行惩戒），以激励臣子效忠。姓氏在这里与金银玉帛等有形物质本质上相同，成了政治手段的一部分。
再如，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少数民族姓氏汉化和汉姓少数民族化的现象，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姓氏汉化，以北魏孝文帝改革最为著名，当时曾一次就将一百四十四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拓跋氏改姓元、独孤氏改姓刘等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其实汉姓少数民族化也不罕见，北周时期蔡、张、周等汉姓改为大利稽氏、叱罗氏、车非氏，宇文泰赐李弼姓徒河氏，赐赵贵姓乙弗氏，赐杨尚希姓普六茹氏，都是汉姓少数民族化的例证。少数民族姓氏汉化与汉姓少数民族化丰富了中国的姓氏，而姓氏在这里也成了民族融合的证据。
同时，虽然无论在功能还是用法上，我们今天的赵、钱、孙、李诸姓都与战国中期的姓氏基本一致，作为一项制度来说它两千多年没有发生大的调整，但是作为社会结构中血缘关系的镜像，姓氏的社会意义却始终在缘时变动。
比如，先秦时代因为存在大规模的血缘组织，因而产生了姓、氏两级制；然自东汉以后，尽管不少朝代重又出现了累世同居的大家族，但两级制的姓氏结构并没有重新出现。个中原因，一方面与专制国家为征发兵役、赋税而不断加强的对属民的名籍控制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郡县制确立之后，基层社会虽仍存在浓厚的血缘色彩，但全国属民的管理终究主要是通过郡县乡里的地域组织发挥作用，地域组织战胜了血缘组织，姓氏结构发生变动的基础也就消失了。
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姓氏曾经是认定一个人社会等级的最重要因素，但自宋代以后，姓氏却只作为一种血缘标志符号而存在；迄于今日，姓氏作为血缘标志符号的意义也在淡化，在作用上正与名趋同。这是因为个人对血缘组织的依赖日益减弱。魏晋实行按门第取士的九品官人法，姓氏是标识门第出身的第一要素，自然备受重视；宋代以后，科举制经过充分发展已成为选拔人才的基本途径，个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前途主要取决于科考而不再取决于门第，姓氏的重要性亦大为下降。时至今日，乡土社会崩解殆尽，人口流动、离家谋生已成为社会常态，无论是人们对血缘组织的依赖还是血缘组织能提供给人们的依赖都接近于无，姓氏的血缘色彩自然也愈来愈淡化，正变为纯个人的符号。
综上，姓氏绝不仅仅是一种名号，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相当宏富，从姓氏入手，能让我们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察更清晰、更深入。
姓与氏作为不同级别血缘组织的名号，两者在先秦时代的区分很明显，古人有所谓“三代之上，姓氏有别”之说，就是由此得出的结论。
首先，在对始祖的追溯上，姓由于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历史悠远，世系模糊，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地追溯，每个姓只能出自想象的祖先——往往是半人半神的人物；而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晚近，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
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顾炎武《日知录·原姓》篇所云“考之于《传》（指《左传》——笔者按），二百五十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即是据此而发的议论。现今的一些姓氏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其实都是不符合先秦实际的错误称谓。周公在先秦典籍中多被提及，均无称“姬旦”者，其被称为“姬旦”，是晚至《晋书·王浑传》才有的事。大概到了晋代，人们对先秦姓氏应用规则已不甚了了，遂以后世制度相比附，此后更是以讹传讹了。
先秦时代的人既有姓又有氏。比如周公，姓“姬”，氏“周”；再如孔子，姓“子”，氏“孔”。女子亦然，著名的苏妲己，姓“己”，氏“苏”；周幽王为博其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的褒姒，姓“姒”，氏“褒”。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上古的姓氏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姓与氏合流，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此后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
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无论男女，其个人称谓都以“姓＋名”的形式出现，人们所熟知的秦王“嬴政”，刺杀嬴政的“荆轲”，为荆轲击筑送行的“高渐离”，就都是“姓＋名”的称谓形式。
再次，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同血缘，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姓子，属殷商遗族（孔子便出自这一支）；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几者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
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到今日，其间具体的姓氏有增有减，有生有灭，比如曾见于孔子门徒中的“漆彫”、“壤驷”等姓氏后世都已绝迹，而“呼延”“尉迟”等姓又在某些时代加入了姓氏大军。姓氏为一个文化整体，始终活跃于政治生活、民族关系、心理民俗等方方面面。
比如，中国历朝都有帝王赐自己的姓氏给功臣宠臣的情况，吴人俞韶为孙策所喜，赐姓为孙；西魏王杰因战功卓著，赐姓宇文氏；唐代罗艺因归顺李渊，赐姓李氏。赐姓其实是帝王用建立拟血缘关系、结成假定意义上的“同姓”的办法，对臣子进行褒奖的一种方式（对叛臣逆臣则以剥夺赐姓进行惩戒），以激励臣子效忠。姓氏在这里与金银玉帛等有形物质本质上相同，成了政治手段的一部分。
再如，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少数民族姓氏汉化和汉姓少数民族化的现象，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姓氏汉化，以北魏孝文帝改革最为著名，当时曾一次就将一百四十四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拓跋氏改姓元、独孤氏改姓刘等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其实汉姓少数民族化也不罕见，北周时期蔡、张、周等汉姓改为大利稽氏、叱罗氏、车非氏，宇文泰赐李弼姓徒河氏，赐赵贵姓乙弗氏，赐杨尚希姓普六茹氏，都是汉姓少数民族化的例证。少数民族姓氏汉化与汉姓少数民族化丰富了中国的姓氏，而姓氏在这里也成了民族融合的证据。
同时，虽然无论在功能还是用法上，我们今天的赵、钱、孙、李诸姓都与战国中期的姓氏基本一致，作为一项制度来说它两千多年没有发生大的调整，但是作为社会结构中血缘关系的镜像，姓氏的社会意义却始终在缘时变动。
比如，先秦时代因为存在大规模的血缘组织，因而产生了姓、氏两级制；然自东汉以后，尽管不少朝代重又出现了累世同居的大家族，但两级制的姓氏结构并没有重新出现。个中原因，一方面与专制国家为征发兵役、赋税而不断加强的对属民的名籍控制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郡县制确立之后，基层社会虽仍存在浓厚的血缘色彩，但全国属民的管理终究主要是通过郡县乡里的地域组织发挥作用，地域组织战胜了血缘组织，姓氏结构发生变动的基础也就消失了。
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姓氏曾经是认定一个人社会等级的最重要因素，但自宋代以后，姓氏却只作为一种血缘标志符号而存在；迄于今日，姓氏作为血缘标志符号的意义也在淡化，在作用上正与名趋同。这是因为个人对血缘组织的依赖日益减弱。魏晋实行按门第取士的九品官人法，姓氏是标识门第出身的第一要素，自然备受重视；宋代以后，科举制经过充分发展已成为选拔人才的基本途径，个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前途主要取决于科考而不再取决于门第，姓氏的重要性亦大为下降。时至今日，乡土社会崩解殆尽，人口流动、离家谋生已成为社会常态，无论是人们对血缘组织的依赖还是血缘组织能提供给人们的依赖都接近于无，姓氏的血缘色彩自然也愈来愈淡化，正变为纯个人的符号。
综上，姓氏绝不仅仅是一种名号，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相当宏富，从姓氏入手，能让我们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察更清晰、更深入。
姓与氏作为不同级别血缘组织的名号，两者在先秦时代的区分很明显，古人有所谓“三代之上，姓氏有别”之说，就是由此得出的结论。
首先，在对始祖的追溯上，姓由于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历史悠远，世系模糊，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地追溯，每个姓只能出自想象的祖先——往往是半人半神的人物；而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晚近，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
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顾炎武《日知录·原姓》篇所云“考之于《传》（指《左传》——笔者按），二百五十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即是据此而发的议论。现今的一些姓氏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其实都是不符合先秦实际的错误称谓。周公在先秦典籍中多被提及，均无称“姬旦”者，其被称为“姬旦”，是晚至《晋书·王浑传》才有的事。大概到了晋代，人们对先秦姓氏应用规则已不甚了了，遂以后世制度相比附，此后更是以讹传讹了。
先秦时代的人既有姓又有氏。比如周公，姓“姬”，氏“周”；再如孔子，姓“子”，氏“孔”。女子亦然，著名的苏妲己，姓“己”，氏“苏”；周幽王为博其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的褒姒，姓“姒”，氏“褒”。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上古的姓氏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姓与氏合流，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此后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
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无论男女，其个人称谓都以“姓＋名”的形式出现，人们所熟知的秦王“嬴政”，刺杀嬴政的“荆轲”，为荆轲击筑送行的“高渐离”，就都是“姓＋名”的称谓形式。
再次，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同血缘，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姓子，属殷商遗族（孔子便出自这一支）；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几者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
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到今日，其间具体的姓氏有增有减，有生有灭，比如曾见于孔子门徒中的“漆彫”、“壤驷”等姓氏后世都已绝迹，而“呼延”“尉迟”等姓又在某些时代加入了姓氏大军。姓氏为一个文化整体，始终活跃于政治生活、民族关系、心理民俗等方方面面。
比如，中国历朝都有帝王赐自己的姓氏给功臣宠臣的情况，吴人俞韶为孙策所喜，赐姓为孙；西魏王杰因战功卓著，赐姓宇文氏；唐代罗艺因归顺李渊，赐姓李氏。赐姓其实是帝王用建立拟血缘关系、结成假定意义上的“同姓”的办法，对臣子进行褒奖的一种方式（对叛臣逆臣则以剥夺赐姓进行惩戒），以激励臣子效忠。姓氏在这里与金银玉帛等有形物质本质上相同，成了政治手段的一部分。
再如，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少数民族姓氏汉化和汉姓少数民族化的现象，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姓氏汉化，以北魏孝文帝改革最为著名，当时曾一次就将一百四十四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拓跋氏改姓元、独孤氏改姓刘等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其实汉姓少数民族化也不罕见，北周时期蔡、张、周等汉姓改为大利稽氏、叱罗氏、车非氏，宇文泰赐李弼姓徒河氏，赐赵贵姓乙弗氏，赐杨尚希姓普六茹氏，都是汉姓少数民族化的例证。少数民族姓氏汉化与汉姓少数民族化丰富了中国的姓氏，而姓氏在这里也成了民族融合的证据。
同时，虽然无论在功能还是用法上，我们今天的赵、钱、孙、李诸姓都与战国中期的姓氏基本一致，作为一项制度来说它两千多年没有发生大的调整，但是作为社会结构中血缘关系的镜像，姓氏的社会意义却始终在缘时变动。
比如，先秦时代因为存在大规模的血缘组织，因而产生了姓、氏两级制；然自东汉以后，尽管不少朝代重又出现了累世同居的大家族，但两级制的姓氏结构并没有重新出现。个中原因，一方面与专制国家为征发兵役、赋税而不断加强的对属民的名籍控制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郡县制确立之后，基层社会虽仍存在浓厚的血缘色彩，但全国属民的管理终究主要是通过郡县乡里的地域组织发挥作用，地域组织战胜了血缘组织，姓氏结构发生变动的基础也就消失了。
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姓氏曾经是认定一个人社会等级的最重要因素，但自宋代以后，姓氏却只作为一种血缘标志符号而存在；迄于今日，姓氏作为血缘标志符号的意义也在淡化，在作用上正与名趋同。这是因为个人对血缘组织的依赖日益减弱。魏晋实行按门第取士的九品官人法，姓氏是标识门第出身的第一要素，自然备受重视；宋代以后，科举制经过充分发展已成为选拔人才的基本途径，个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前途主要取决于科考而不再取决于门第，姓氏的重要性亦大为下降。时至今日，乡土社会崩解殆尽，人口流动、离家谋生已成为社会常态，无论是人们对血缘组织的依赖还是血缘组织能提供给人们的依赖都接近于无，姓氏的血缘色彩自然也愈来愈淡化，正变为纯个人的符号。
综上，姓氏绝不仅仅是一种名号，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相当宏富，从姓氏入手，能让我们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察更清晰、更深入。
姓与氏作为不同级别血缘组织的名号，两者在先秦时代的区分很明显，古人有所谓“三代之上，姓氏有别”之说，就是由此得出的结论。
首先，在对始祖的追溯上，姓由于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历史悠远，世系模糊，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地追溯，每个姓只能出自想象的祖先——往往是半人半神的人物；而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晚近，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
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顾炎武《日知录·原姓》篇所云“考之于《传》（指《左传》——笔者按），二百五十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即是据此而发的议论。现今的一些姓氏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其实都是不符合先秦实际的错误称谓。周公在先秦典籍中多被提及，均无称“姬旦”者，其被称为“姬旦”，是晚至《晋书·王浑传》才有的事。大概到了晋代，人们对先秦姓氏应用规则已不甚了了，遂以后世制度相比附，此后更是以讹传讹了。
先秦时代的人既有姓又有氏。比如周公，姓“姬”，氏“周”；再如孔子，姓“子”，氏“孔”。女子亦然，著名的苏妲己，姓“己”，氏“苏”；周幽王为博其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的褒姒，姓“姒”，氏“褒”。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上古的姓氏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姓与氏合流，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此后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
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无论男女，其个人称谓都以“姓＋名”的形式出现，人们所熟知的秦王“嬴政”，刺杀嬴政的“荆轲”，为荆轲击筑送行的“高渐离”，就都是“姓＋名”的称谓形式。
再次，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同血缘，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姓子，属殷商遗族（孔子便出自这一支）；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几者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
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到今日，其间具体的姓氏有增有减，有生有灭，比如曾见于孔子门徒中的“漆彫”、“壤驷”等姓氏后世都已绝迹，而“呼延”“尉迟”等姓又在某些时代加入了姓氏大军。姓氏为一个文化整体，始终活跃于政治生活、民族关系、心理民俗等方方面面。
比如，中国历朝都有帝王赐自己的姓氏给功臣宠臣的情况，吴人俞韶为孙策所喜，赐姓为孙；西魏王杰因战功卓著，赐姓宇文氏；唐代罗艺因归顺李渊，赐姓李氏。赐姓其实是帝王用建立拟血缘关系、结成假定意义上的“同姓”的办法，对臣子进行褒奖的一种方式（对叛臣逆臣则以剥夺赐姓进行惩戒），以激励臣子效忠。姓氏在这里与金银玉帛等有形物质本质上相同，成了政治手段的一部分。
再如，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少数民族姓氏汉化和汉姓少数民族化的现象，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姓氏汉化，以北魏孝文帝改革最为著名，当时曾一次就将一百四十四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拓跋氏改姓元、独孤氏改姓刘等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其实汉姓少数民族化也不罕见，北周时期蔡、张、周等汉姓改为大利稽氏、叱罗氏、车非氏，宇文泰赐李弼姓徒河氏，赐赵贵姓乙弗氏，赐杨尚希姓普六茹氏，都是汉姓少数民族化的例证。少数民族姓氏汉化与汉姓少数民族化丰富了中国的姓氏，而姓氏在这里也成了民族融合的证据。
同时，虽然无论在功能还是用法上，我们今天的赵、钱、孙、李诸姓都与战国中期的姓氏基本一致，作为一项制度来说它两千多年没有发生大的调整，但是作为社会结构中血缘关系的镜像，姓氏的社会意义却始终在缘时变动。
比如，先秦时代因为存在大规模的血缘组织，因而产生了姓、氏两级制；然自东汉以后，尽管不少朝代重又出现了累世同居的大家族，但两级制的姓氏结构并没有重新出现。个中原因，一方面与专制国家为征发兵役、赋税而不断加强的对属民的名籍控制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郡县制确立之后，基层社会虽仍存在浓厚的血缘色彩，但全国属民的管理终究主要是通过郡县乡里的地域组织发挥作用，地域组织战胜了血缘组织，姓氏结构发生变动的基础也就消失了。
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姓氏曾经是认定一个人社会等级的最重要因素，但自宋代以后，姓氏却只作为一种血缘标志符号而存在；迄于今日，姓氏作为血缘标志符号的意义也在淡化，在作用上正与名趋同。这是因为个人对血缘组织的依赖日益减弱。魏晋实行按门第取士的九品官人法，姓氏是标识门第出身的第一要素，自然备受重视；宋代以后，科举制经过充分发展已成为选拔人才的基本途径，个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前途主要取决于科考而不再取决于门第，姓氏的重要性亦大为下降。时至今日，乡土社会崩解殆尽，人口流动、离家谋生已成为社会常态，无论是人们对血缘组织的依赖还是血缘组织能提供给人们的依赖都接近于无，姓氏的血缘色彩自然也愈来愈淡化，正变为纯个人的符号。
综上，姓氏绝不仅仅是一种名号，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相当宏富，从姓氏入手，能让我们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察更清晰、更深入。
姓与氏作为不同级别血缘组织的名号，两者在先秦时代的区分很明显，古人有所谓“三代之上，姓氏有别”之说，就是由此得出的结论。
首先，在对始祖的追溯上，姓由于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历史悠远，世系模糊，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地追溯，每个姓只能出自想象的祖先——往往是半人半神的人物；而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晚近，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
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顾炎武《日知录·原姓》篇所云“考之于《传》（指《左传》——笔者按），二百五十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即是据此而发的议论。现今的一些姓氏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其实都是不符合先秦实际的错误称谓。周公在先秦典籍中多被提及，均无称“姬旦”者，其被称为“姬旦”，是晚至《晋书·王浑传》才有的事。大概到了晋代，人们对先秦姓氏应用规则已不甚了了，遂以后世制度相比附，此后更是以讹传讹了。
先秦时代的人既有姓又有氏。比如周公，姓“姬”，氏“周”；再如孔子，姓“子”，氏“孔”。女子亦然，著名的苏妲己，姓“己”，氏“苏”；周幽王为博其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的褒姒，姓“姒”，氏“褒”。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上古的姓氏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姓与氏合流，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此后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
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无论男女，其个人称谓都以“姓＋名”的形式出现，人们所熟知的秦王“嬴政”，刺杀嬴政的“荆轲”，为荆轲击筑送行的“高渐离”，就都是“姓＋名”的称谓形式。
再次，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同血缘，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姓子，属殷商遗族（孔子便出自这一支）；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几者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
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到今日，其间具体的姓氏有增有减，有生有灭，比如曾见于孔子门徒中的“漆彫”、“壤驷”等姓氏后世都已绝迹，而“呼延”“尉迟”等姓又在某些时代加入了姓氏大军。姓氏为一个文化整体，始终活跃于政治生活、民族关系、心理民俗等方方面面。
比如，中国历朝都有帝王赐自己的姓氏给功臣宠臣的情况，吴人俞韶为孙策所喜，赐姓为孙；西魏王杰因战功卓著，赐姓宇文氏；唐代罗艺因归顺李渊，赐姓李氏。赐姓其实是帝王用建立拟血缘关系、结成假定意义上的“同姓”的办法，对臣子进行褒奖的一种方式（对叛臣逆臣则以剥夺赐姓进行惩戒），以激励臣子效忠。姓氏在这里与金银玉帛等有形物质本质上相同，成了政治手段的一部分。
再如，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少数民族姓氏汉化和汉姓少数民族化的现象，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姓氏汉化，以北魏孝文帝改革最为著名，当时曾一次就将一百四十四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拓跋氏改姓元、独孤氏改姓刘等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其实汉姓少数民族化也不罕见，北周时期蔡、张、周等汉姓改为大利稽氏、叱罗氏、车非氏，宇文泰赐李弼姓徒河氏，赐赵贵姓乙弗氏，赐杨尚希姓普六茹氏，都是汉姓少数民族化的例证。少数民族姓氏汉化与汉姓少数民族化丰富了中国的姓氏，而姓氏在这里也成了民族融合的证据。
同时，虽然无论在功能还是用法上，我们今天的赵、钱、孙、李诸姓都与战国中期的姓氏基本一致，作为一项制度来说它两千多年没有发生大的调整，但是作为社会结构中血缘关系的镜像，姓氏的社会意义却始终在缘时变动。
比如，先秦时代因为存在大规模的血缘组织，因而产生了姓、氏两级制；然自东汉以后，尽管不少朝代重又出现了累世同居的大家族，但两级制的姓氏结构并没有重新出现。个中原因，一方面与专制国家为征发兵役、赋税而不断加强的对属民的名籍控制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郡县制确立之后，基层社会虽仍存在浓厚的血缘色彩，但全国属民的管理终究主要是通过郡县乡里的地域组织发挥作用，地域组织战胜了血缘组织，姓氏结构发生变动的基础也就消失了。
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姓氏曾经是认定一个人社会等级的最重要因素，但自宋代以后，姓氏却只作为一种血缘标志符号而存在；迄于今日，姓氏作为血缘标志符号的意义也在淡化，在作用上正与名趋同。这是因为个人对血缘组织的依赖日益减弱。魏晋实行按门第取士的九品官人法，姓氏是标识门第出身的第一要素，自然备受重视；宋代以后，科举制经过充分发展已成为选拔人才的基本途径，个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前途主要取决于科考而不再取决于门第，姓氏的重要性亦大为下降。时至今日，乡土社会崩解殆尽，人口流动、离家谋生已成为社会常态，无论是人们对血缘组织的依赖还是血缘组织能提供给人们的依赖都接近于无，姓氏的血缘色彩自然也愈来愈淡化，正变为纯个人的符号。
综上，姓氏绝不仅仅是一种名号，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相当宏富，从姓氏入手，能让我们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察更清晰、更深入。
姓与氏作为不同级别血缘组织的名号，两者在先秦时代的区分很明显，古人有所谓“三代之上，姓氏有别”之说，就是由此得出的结论。
首先，在对始祖的追溯上，姓由于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历史悠远，世系模糊，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地追溯，每个姓只能出自想象的祖先——往往是半人半神的人物；而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晚近，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
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顾炎武《日知录·原姓》篇所云“考之于《传》（指《左传》——笔者按），二百五十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即是据此而发的议论。现今的一些姓氏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其实都是不符合先秦实际的错误称谓。周公在先秦典籍中多被提及，均无称“姬旦”者，其被称为“姬旦”，是晚至《晋书·王浑传》才有的事。大概到了晋代，人们对先秦姓氏应用规则已不甚了了，遂以后世制度相比附，此后更是以讹传讹了。
先秦时代的人既有姓又有氏。比如周公，姓“姬”，氏“周”；再如孔子，姓“子”，氏“孔”。女子亦然，著名的苏妲己，姓“己”，氏“苏”；周幽王为博其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的褒姒，姓“姒”，氏“褒”。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上古的姓氏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姓与氏合流，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此后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
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无论男女，其个人称谓都以“姓＋名”的形式出现，人们所熟知的秦王“嬴政”，刺杀嬴政的“荆轲”，为荆轲击筑送行的“高渐离”，就都是“姓＋名”的称谓形式。
再次，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同血缘，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姓子，属殷商遗族（孔子便出自这一支）；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几者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
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到今日，其间具体的姓氏有增有减，有生有灭，比如曾见于孔子门徒中的“漆彫”、“壤驷”等姓氏后世都已绝迹，而“呼延”“尉迟”等姓又在某些时代加入了姓氏大军。姓氏为一个文化整体，始终活跃于政治生活、民族关系、心理民俗等方方面面。
比如，中国历朝都有帝王赐自己的姓氏给功臣宠臣的情况，吴人俞韶为孙策所喜，赐姓为孙；西魏王杰因战功卓著，赐姓宇文氏；唐代罗艺因归顺李渊，赐姓李氏。赐姓其实是帝王用建立拟血缘关系、结成假定意义上的“同姓”的办法，对臣子进行褒奖的一种方式（对叛臣逆臣则以剥夺赐姓进行惩戒），以激励臣子效忠。姓氏在这里与金银玉帛等有形物质本质上相同，成了政治手段的一部分。
再如，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少数民族姓氏汉化和汉姓少数民族化的现象，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姓氏汉化，以北魏孝文帝改革最为著名，当时曾一次就将一百四十四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拓跋氏改姓元、独孤氏改姓刘等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其实汉姓少数民族化也不罕见，北周时期蔡、张、周等汉姓改为大利稽氏、叱罗氏、车非氏，宇文泰赐李弼姓徒河氏，赐赵贵姓乙弗氏，赐杨尚希姓普六茹氏，都是汉姓少数民族化的例证。少数民族姓氏汉化与汉姓少数民族化丰富了中国的姓氏，而姓氏在这里也成了民族融合的证据。
同时，虽然无论在功能还是用法上，我们今天的赵、钱、孙、李诸姓都与战国中期的姓氏基本一致，作为一项制度来说它两千多年没有发生大的调整，但是作为社会结构中血缘关系的镜像，姓氏的社会意义却始终在缘时变动。
比如，先秦时代因为存在大规模的血缘组织，因而产生了姓、氏两级制；然自东汉以后，尽管不少朝代重又出现了累世同居的大家族，但两级制的姓氏结构并没有重新出现。个中原因，一方面与专制国家为征发兵役、赋税而不断加强的对属民的名籍控制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郡县制确立之后，基层社会虽仍存在浓厚的血缘色彩，但全国属民的管理终究主要是通过郡县乡里的地域组织发挥作用，地域组织战胜了血缘组织，姓氏结构发生变动的基础也就消失了。
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姓氏曾经是认定一个人社会等级的最重要因素，但自宋代以后，姓氏却只作为一种血缘标志符号而存在；迄于今日，姓氏作为血缘标志符号的意义也在淡化，在作用上正与名趋同。这是因为个人对血缘组织的依赖日益减弱。魏晋实行按门第取士的九品官人法，姓氏是标识门第出身的第一要素，自然备受重视；宋代以后，科举制经过充分发展已成为选拔人才的基本途径，个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前途主要取决于科考而不再取决于门第，姓氏的重要性亦大为下降。时至今日，乡土社会崩解殆尽，人口流动、离家谋生已成为社会常态，无论是人们对血缘组织的依赖还是血缘组织能提供给人们的依赖都接近于无，姓氏的血缘色彩自然也愈来愈淡化，正变为纯个人的符号。
综上，姓氏绝不仅仅是一种名号，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相当宏富，从姓氏入手，能让我们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察更清晰、更深入。
姓与氏作为不同级别血缘组织的名号，两者在先秦时代的区分很明显，古人有所谓“三代之上，姓氏有别”之说，就是由此得出的结论。
首先，在对始祖的追溯上，姓由于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历史悠远，世系模糊，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地追溯，每个姓只能出自想象的祖先——往往是半人半神的人物；而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晚近，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
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顾炎武《日知录·原姓》篇所云“考之于《传》（指《左传》——笔者按），二百五十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即是据此而发的议论。现今的一些姓氏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其实都是不符合先秦实际的错误称谓。周公在先秦典籍中多被提及，均无称“姬旦”者，其被称为“姬旦”，是晚至《晋书·王浑传》才有的事。大概到了晋代，人们对先秦姓氏应用规则已不甚了了，遂以后世制度相比附，此后更是以讹传讹了。
先秦时代的人既有姓又有氏。比如周公，姓“姬”，氏“周”；再如孔子，姓“子”，氏“孔”。女子亦然，著名的苏妲己，姓“己”，氏“苏”；周幽王为博其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的褒姒，姓“姒”，氏“褒”。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上古的姓氏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姓与氏合流，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此后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
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无论男女，其个人称谓都以“姓＋名”的形式出现，人们所熟知的秦王“嬴政”，刺杀嬴政的“荆轲”，为荆轲击筑送行的“高渐离”，就都是“姓＋名”的称谓形式。
再次，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同血缘，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姓子，属殷商遗族（孔子便出自这一支）；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几者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
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到今日，其间具体的姓氏有增有减，有生有灭，比如曾见于孔子门徒中的“漆彫”、“壤驷”等姓氏后世都已绝迹，而“呼延”“尉迟”等姓又在某些时代加入了姓氏大军。姓氏为一个文化整体，始终活跃于政治生活、民族关系、心理民俗等方方面面。
比如，中国历朝都有帝王赐自己的姓氏给功臣宠臣的情况，吴人俞韶为孙策所喜，赐姓为孙；西魏王杰因战功卓著，赐姓宇文氏；唐代罗艺因归顺李渊，赐姓李氏。赐姓其实是帝王用建立拟血缘关系、结成假定意义上的“同姓”的办法，对臣子进行褒奖的一种方式（对叛臣逆臣则以剥夺赐姓进行惩戒），以激励臣子效忠。姓氏在这里与金银玉帛等有形物质本质上相同，成了政治手段的一部分。
再如，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少数民族姓氏汉化和汉姓少数民族化的现象，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姓氏汉化，以北魏孝文帝改革最为著名，当时曾一次就将一百四十四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拓跋氏改姓元、独孤氏改姓刘等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其实汉姓少数民族化也不罕见，北周时期蔡、张、周等汉姓改为大利稽氏、叱罗氏、车非氏，宇文泰赐李弼姓徒河氏，赐赵贵姓乙弗氏，赐杨尚希姓普六茹氏，都是汉姓少数民族化的例证。少数民族姓氏汉化与汉姓少数民族化丰富了中国的姓氏，而姓氏在这里也成了民族融合的证据。
同时，虽然无论在功能还是用法上，我们今天的赵、钱、孙、李诸姓都与战国中期的姓氏基本一致，作为一项制度来说它两千多年没有发生大的调整，但是作为社会结构中血缘关系的镜像，姓氏的社会意义却始终在缘时变动。
比如，先秦时代因为存在大规模的血缘组织，因而产生了姓、氏两级制；然自东汉以后，尽管不少朝代重又出现了累世同居的大家族，但两级制的姓氏结构并没有重新出现。个中原因，一方面与专制国家为征发兵役、赋税而不断加强的对属民的名籍控制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郡县制确立之后，基层社会虽仍存在浓厚的血缘色彩，但全国属民的管理终究主要是通过郡县乡里的地域组织发挥作用，地域组织战胜了血缘组织，姓氏结构发生变动的基础也就消失了。
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姓氏曾经是认定一个人社会等级的最重要因素，但自宋代以后，姓氏却只作为一种血缘标志符号而存在；迄于今日，姓氏作为血缘标志符号的意义也在淡化，在作用上正与名趋同。这是因为个人对血缘组织的依赖日益减弱。魏晋实行按门第取士的九品官人法，姓氏是标识门第出身的第一要素，自然备受重视；宋代以后，科举制经过充分发展已成为选拔人才的基本途径，个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前途主要取决于科考而不再取决于门第，姓氏的重要性亦大为下降。时至今日，乡土社会崩解殆尽，人口流动、离家谋生已成为社会常态，无论是人们对血缘组织的依赖还是血缘组织能提供给人们的依赖都接近于无，姓氏的血缘色彩自然也愈来愈淡化，正变为纯个人的符号。
综上，姓氏绝不仅仅是一种名号，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相当宏富，从姓氏入手，能让我们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察更清晰、更深入。
姓与氏作为不同级别血缘组织的名号，两者在先秦时代的区分很明显，古人有所谓“三代之上，姓氏有别”之说，就是由此得出的结论。
首先，在对始祖的追溯上，姓由于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历史悠远，世系模糊，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地追溯，每个姓只能出自想象的祖先——往往是半人半神的人物；而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晚近，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
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顾炎武《日知录·原姓》篇所云“考之于《传》（指《左传》——笔者按），二百五十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即是据此而发的议论。现今的一些姓氏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其实都是不符合先秦实际的错误称谓。周公在先秦典籍中多被提及，均无称“姬旦”者，其被称为“姬旦”，是晚至《晋书·王浑传》才有的事。大概到了晋代，人们对先秦姓氏应用规则已不甚了了，遂以后世制度相比附，此后更是以讹传讹了。
先秦时代的人既有姓又有氏。比如周公，姓“姬”，氏“周”；再如孔子，姓“子”，氏“孔”。女子亦然，著名的苏妲己，姓“己”，氏“苏”；周幽王为博其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的褒姒，姓“姒”，氏“褒”。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上古的姓氏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姓与氏合流，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此后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
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无论男女，其个人称谓都以“姓＋名”的形式出现，人们所熟知的秦王“嬴政”，刺杀嬴政的“荆轲”，为荆轲击筑送行的“高渐离”，就都是“姓＋名”的称谓形式。
再次，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同血缘，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姓子，属殷商遗族（孔子便出自这一支）；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几者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
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到今日，其间具体的姓氏有增有减，有生有灭，比如曾见于孔子门徒中的“漆彫”、“壤驷”等姓氏后世都已绝迹，而“呼延”“尉迟”等姓又在某些时代加入了姓氏大军。姓氏为一个文化整体，始终活跃于政治生活、民族关系、心理民俗等方方面面。
比如，中国历朝都有帝王赐自己的姓氏给功臣宠臣的情况，吴人俞韶为孙策所喜，赐姓为孙；西魏王杰因战功卓著，赐姓宇文氏；唐代罗艺因归顺李渊，赐姓李氏。赐姓其实是帝王用建立拟血缘关系、结成假定意义上的“同姓”的办法，对臣子进行褒奖的一种方式（对叛臣逆臣则以剥夺赐姓进行惩戒），以激励臣子效忠。姓氏在这里与金银玉帛等有形物质本质上相同，成了政治手段的一部分。
再如，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少数民族姓氏汉化和汉姓少数民族化的现象，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姓氏汉化，以北魏孝文帝改革最为著名，当时曾一次就将一百四十四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拓跋氏改姓元、独孤氏改姓刘等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其实汉姓少数民族化也不罕见，北周时期蔡、张、周等汉姓改为大利稽氏、叱罗氏、车非氏，宇文泰赐李弼姓徒河氏，赐赵贵姓乙弗氏，赐杨尚希姓普六茹氏，都是汉姓少数民族化的例证。少数民族姓氏汉化与汉姓少数民族化丰富了中国的姓氏，而姓氏在这里也成了民族融合的证据。
同时，虽然无论在功能还是用法上，我们今天的赵、钱、孙、李诸姓都与战国中期的姓氏基本一致，作为一项制度来说它两千多年没有发生大的调整，但是作为社会结构中血缘关系的镜像，姓氏的社会意义却始终在缘时变动。
比如，先秦时代因为存在大规模的血缘组织，因而产生了姓、氏两级制；然自东汉以后，尽管不少朝代重又出现了累世同居的大家族，但两级制的姓氏结构并没有重新出现。个中原因，一方面与专制国家为征发兵役、赋税而不断加强的对属民的名籍控制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郡县制确立之后，基层社会虽仍存在浓厚的血缘色彩，但全国属民的管理终究主要是通过郡县乡里的地域组织发挥作用，地域组织战胜了血缘组织，姓氏结构发生变动的基础也就消失了。
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姓氏曾经是认定一个人社会等级的最重要因素，但自宋代以后，姓氏却只作为一种血缘标志符号而存在；迄于今日，姓氏作为血缘标志符号的意义也在淡化，在作用上正与名趋同。这是因为个人对血缘组织的依赖日益减弱。魏晋实行按门第取士的九品官人法，姓氏是标识门第出身的第一要素，自然备受重视；宋代以后，科举制经过充分发展已成为选拔人才的基本途径，个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前途主要取决于科考而不再取决于门第，姓氏的重要性亦大为下降。时至今日，乡土社会崩解殆尽，人口流动、离家谋生已成为社会常态，无论是人们对血缘组织的依赖还是血缘组织能提供给人们的依赖都接近于无，姓氏的血缘色彩自然也愈来愈淡化，正变为纯个人的符号。
综上，姓氏绝不仅仅是一种名号，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相当宏富，从姓氏入手，能让我们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察更清晰、更深入。
姓与氏作为不同级别血缘组织的名号，两者在先秦时代的区分很明显，古人有所谓“三代之上，姓氏有别”之说，就是由此得出的结论。
首先，在对始祖的追溯上，姓由于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历史悠远，世系模糊，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地追溯，每个姓只能出自想象的祖先——往往是半人半神的人物；而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晚近，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
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顾炎武《日知录·原姓》篇所云“考之于《传》（指《左传》——笔者按），二百五十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即是据此而发的议论。现今的一些姓氏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其实都是不符合先秦实际的错误称谓。周公在先秦典籍中多被提及，均无称“姬旦”者，其被称为“姬旦”，是晚至《晋书·王浑传》才有的事。大概到了晋代，人们对先秦姓氏应用规则已不甚了了，遂以后世制度相比附，此后更是以讹传讹了。
先秦时代的人既有姓又有氏。比如周公，姓“姬”，氏“周”；再如孔子，姓“子”，氏“孔”。女子亦然，著名的苏妲己，姓“己”，氏“苏”；周幽王为博其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的褒姒，姓“姒”，氏“褒”。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上古的姓氏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姓与氏合流，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此后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
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无论男女，其个人称谓都以“姓＋名”的形式出现，人们所熟知的秦王“嬴政”，刺杀嬴政的“荆轲”，为荆轲击筑送行的“高渐离”，就都是“姓＋名”的称谓形式。
再次，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同血缘，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姓子，属殷商遗族（孔子便出自这一支）；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几者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
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到今日，其间具体的姓氏有增有减，有生有灭，比如曾见于孔子门徒中的“漆彫”、“壤驷”等姓氏后世都已绝迹，而“呼延”“尉迟”等姓又在某些时代加入了姓氏大军。姓氏为一个文化整体，始终活跃于政治生活、民族关系、心理民俗等方方面面。
比如，中国历朝都有帝王赐自己的姓氏给功臣宠臣的情况，吴人俞韶为孙策所喜，赐姓为孙；西魏王杰因战功卓著，赐姓宇文氏；唐代罗艺因归顺李渊，赐姓李氏。赐姓其实是帝王用建立拟血缘关系、结成假定意义上的“同姓”的办法，对臣子进行褒奖的一种方式（对叛臣逆臣则以剥夺赐姓进行惩戒），以激励臣子效忠。姓氏在这里与金银玉帛等有形物质本质上相同，成了政治手段的一部分。
再如，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少数民族姓氏汉化和汉姓少数民族化的现象，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姓氏汉化，以北魏孝文帝改革最为著名，当时曾一次就将一百四十四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拓跋氏改姓元、独孤氏改姓刘等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其实汉姓少数民族化也不罕见，北周时期蔡、张、周等汉姓改为大利稽氏、叱罗氏、车非氏，宇文泰赐李弼姓徒河氏，赐赵贵姓乙弗氏，赐杨尚希姓普六茹氏，都是汉姓少数民族化的例证。少数民族姓氏汉化与汉姓少数民族化丰富了中国的姓氏，而姓氏在这里也成了民族融合的证据。
同时，虽然无论在功能还是用法上，我们今天的赵、钱、孙、李诸姓都与战国中期的姓氏基本一致，作为一项制度来说它两千多年没有发生大的调整，但是作为社会结构中血缘关系的镜像，姓氏的社会意义却始终在缘时变动。
比如，先秦时代因为存在大规模的血缘组织，因而产生了姓、氏两级制；然自东汉以后，尽管不少朝代重又出现了累世同居的大家族，但两级制的姓氏结构并没有重新出现。个中原因，一方面与专制国家为征发兵役、赋税而不断加强的对属民的名籍控制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郡县制确立之后，基层社会虽仍存在浓厚的血缘色彩，但全国属民的管理终究主要是通过郡县乡里的地域组织发挥作用，地域组织战胜了血缘组织，姓氏结构发生变动的基础也就消失了。
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姓氏曾经是认定一个人社会等级的最重要因素，但自宋代以后，姓氏却只作为一种血缘标志符号而存在；迄于今日，姓氏作为血缘标志符号的意义也在淡化，在作用上正与名趋同。这是因为个人对血缘组织的依赖日益减弱。魏晋实行按门第取士的九品官人法，姓氏是标识门第出身的第一要素，自然备受重视；宋代以后，科举制经过充分发展已成为选拔人才的基本途径，个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前途主要取决于科考而不再取决于门第，姓氏的重要性亦大为下降。时至今日，乡土社会崩解殆尽，人口流动、离家谋生已成为社会常态，无论是人们对血缘组织的依赖还是血缘组织能提供给人们的依赖都接近于无，姓氏的血缘色彩自然也愈来愈淡化，正变为纯个人的符号。
综上，姓氏绝不仅仅是一种名号，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相当宏富，从姓氏入手，能让我们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察更清晰、更深入。
姓与氏作为不同级别血缘组织的名号，两者在先秦时代的区分很明显，古人有所谓“三代之上，姓氏有别”之说，就是由此得出的结论。
首先，在对始祖的追溯上，姓由于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历史悠远，世系模糊，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地追溯，每个姓只能出自想象的祖先——往往是半人半神的人物；而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晚近，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
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顾炎武《日知录·原姓》篇所云“考之于《传》（指《左传》——笔者按），二百五十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即是据此而发的议论。现今的一些姓氏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其实都是不符合先秦实际的错误称谓。周公在先秦典籍中多被提及，均无称“姬旦”者，其被称为“姬旦”，是晚至《晋书·王浑传》才有的事。大概到了晋代，人们对先秦姓氏应用规则已不甚了了，遂以后世制度相比附，此后更是以讹传讹了。
先秦时代的人既有姓又有氏。比如周公，姓“姬”，氏“周”；再如孔子，姓“子”，氏“孔”。女子亦然，著名的苏妲己，姓“己”，氏“苏”；周幽王为博其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的褒姒，姓“姒”，氏“褒”。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上古的姓氏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姓与氏合流，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此后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
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无论男女，其个人称谓都以“姓＋名”的形式出现，人们所熟知的秦王“嬴政”，刺杀嬴政的“荆轲”，为荆轲击筑送行的“高渐离”，就都是“姓＋名”的称谓形式。
再次，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同血缘，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姓子，属殷商遗族（孔子便出自这一支）；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几者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
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到今日，其间具体的姓氏有增有减，有生有灭，比如曾见于孔子门徒中的“漆彫”、“壤驷”等姓氏后世都已绝迹，而“呼延”“尉迟”等姓又在某些时代加入了姓氏大军。姓氏为一个文化整体，始终活跃于政治生活、民族关系、心理民俗等方方面面。
比如，中国历朝都有帝王赐自己的姓氏给功臣宠臣的情况，吴人俞韶为孙策所喜，赐姓为孙；西魏王杰因战功卓著，赐姓宇文氏；唐代罗艺因归顺李渊，赐姓李氏。赐姓其实是帝王用建立拟血缘关系、结成假定意义上的“同姓”的办法，对臣子进行褒奖的一种方式（对叛臣逆臣则以剥夺赐姓进行惩戒），以激励臣子效忠。姓氏在这里与金银玉帛等有形物质本质上相同，成了政治手段的一部分。
再如，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少数民族姓氏汉化和汉姓少数民族化的现象，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姓氏汉化，以北魏孝文帝改革最为著名，当时曾一次就将一百四十四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拓跋氏改姓元、独孤氏改姓刘等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其实汉姓少数民族化也不罕见，北周时期蔡、张、周等汉姓改为大利稽氏、叱罗氏、车非氏，宇文泰赐李弼姓徒河氏，赐赵贵姓乙弗氏，赐杨尚希姓普六茹氏，都是汉姓少数民族化的例证。少数民族姓氏汉化与汉姓少数民族化丰富了中国的姓氏，而姓氏在这里也成了民族融合的证据。
同时，虽然无论在功能还是用法上，我们今天的赵、钱、孙、李诸姓都与战国中期的姓氏基本一致，作为一项制度来说它两千多年没有发生大的调整，但是作为社会结构中血缘关系的镜像，姓氏的社会意义却始终在缘时变动。
比如，先秦时代因为存在大规模的血缘组织，因而产生了姓、氏两级制；然自东汉以后，尽管不少朝代重又出现了累世同居的大家族，但两级制的姓氏结构并没有重新出现。个中原因，一方面与专制国家为征发兵役、赋税而不断加强的对属民的名籍控制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郡县制确立之后，基层社会虽仍存在浓厚的血缘色彩，但全国属民的管理终究主要是通过郡县乡里的地域组织发挥作用，地域组织战胜了血缘组织，姓氏结构发生变动的基础也就消失了。
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姓氏曾经是认定一个人社会等级的最重要因素，但自宋代以后，姓氏却只作为一种血缘标志符号而存在；迄于今日，姓氏作为血缘标志符号的意义也在淡化，在作用上正与名趋同。这是因为个人对血缘组织的依赖日益减弱。魏晋实行按门第取士的九品官人法，姓氏是标识门第出身的第一要素，自然备受重视；宋代以后，科举制经过充分发展已成为选拔人才的基本途径，个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前途主要取决于科考而不再取决于门第，姓氏的重要性亦大为下降。时至今日，乡土社会崩解殆尽，人口流动、离家谋生已成为社会常态，无论是人们对血缘组织的依赖还是血缘组织能提供给人们的依赖都接近于无，姓氏的血缘色彩自然也愈来愈淡化，正变为纯个人的符号。
综上，姓氏绝不仅仅是一种名号，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相当宏富，从姓氏入手，能让我们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察更清晰、更深入。
姓与氏作为不同级别血缘组织的名号，两者在先秦时代的区分很明显，古人有所谓“三代之上，姓氏有别”之说，就是由此得出的结论。
首先，在对始祖的追溯上，姓由于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历史悠远，世系模糊，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地追溯，每个姓只能出自想象的祖先——往往是半人半神的人物；而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晚近，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
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顾炎武《日知录·原姓》篇所云“考之于《传》（指《左传》——笔者按），二百五十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即是据此而发的议论。现今的一些姓氏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其实都是不符合先秦实际的错误称谓。周公在先秦典籍中多被提及，均无称“姬旦”者，其被称为“姬旦”，是晚至《晋书·王浑传》才有的事。大概到了晋代，人们对先秦姓氏应用规则已不甚了了，遂以后世制度相比附，此后更是以讹传讹了。
先秦时代的人既有姓又有氏。比如周公，姓“姬”，氏“周”；再如孔子，姓“子”，氏“孔”。女子亦然，著名的苏妲己，姓“己”，氏“苏”；周幽王为博其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的褒姒，姓“姒”，氏“褒”。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上古的姓氏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姓与氏合流，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此后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
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无论男女，其个人称谓都以“姓＋名”的形式出现，人们所熟知的秦王“嬴政”，刺杀嬴政的“荆轲”，为荆轲击筑送行的“高渐离”，就都是“姓＋名”的称谓形式。
再次，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同血缘，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姓子，属殷商遗族（孔子便出自这一支）；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几者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
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到今日，其间具体的姓氏有增有减，有生有灭，比如曾见于孔子门徒中的“漆彫”、“壤驷”等姓氏后世都已绝迹，而“呼延”“尉迟”等姓又在某些时代加入了姓氏大军。姓氏为一个文化整体，始终活跃于政治生活、民族关系、心理民俗等方方面面。
比如，中国历朝都有帝王赐自己的姓氏给功臣宠臣的情况，吴人俞韶为孙策所喜，赐姓为孙；西魏王杰因战功卓著，赐姓宇文氏；唐代罗艺因归顺李渊，赐姓李氏。赐姓其实是帝王用建立拟血缘关系、结成假定意义上的“同姓”的办法，对臣子进行褒奖的一种方式（对叛臣逆臣则以剥夺赐姓进行惩戒），以激励臣子效忠。姓氏在这里与金银玉帛等有形物质本质上相同，成了政治手段的一部分。
再如，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少数民族姓氏汉化和汉姓少数民族化的现象，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姓氏汉化，以北魏孝文帝改革最为著名，当时曾一次就将一百四十四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拓跋氏改姓元、独孤氏改姓刘等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其实汉姓少数民族化也不罕见，北周时期蔡、张、周等汉姓改为大利稽氏、叱罗氏、车非氏，宇文泰赐李弼姓徒河氏，赐赵贵姓乙弗氏，赐杨尚希姓普六茹氏，都是汉姓少数民族化的例证。少数民族姓氏汉化与汉姓少数民族化丰富了中国的姓氏，而姓氏在这里也成了民族融合的证据。
同时，虽然无论在功能还是用法上，我们今天的赵、钱、孙、李诸姓都与战国中期的姓氏基本一致，作为一项制度来说它两千多年没有发生大的调整，但是作为社会结构中血缘关系的镜像，姓氏的社会意义却始终在缘时变动。
比如，先秦时代因为存在大规模的血缘组织，因而产生了姓、氏两级制；然自东汉以后，尽管不少朝代重又出现了累世同居的大家族，但两级制的姓氏结构并没有重新出现。个中原因，一方面与专制国家为征发兵役、赋税而不断加强的对属民的名籍控制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郡县制确立之后，基层社会虽仍存在浓厚的血缘色彩，但全国属民的管理终究主要是通过郡县乡里的地域组织发挥作用，地域组织战胜了血缘组织，姓氏结构发生变动的基础也就消失了。
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姓氏曾经是认定一个人社会等级的最重要因素，但自宋代以后，姓氏却只作为一种血缘标志符号而存在；迄于今日，姓氏作为血缘标志符号的意义也在淡化，在作用上正与名趋同。这是因为个人对血缘组织的依赖日益减弱。魏晋实行按门第取士的九品官人法，姓氏是标识门第出身的第一要素，自然备受重视；宋代以后，科举制经过充分发展已成为选拔人才的基本途径，个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前途主要取决于科考而不再取决于门第，姓氏的重要性亦大为下降。时至今日，乡土社会崩解殆尽，人口流动、离家谋生已成为社会常态，无论是人们对血缘组织的依赖还是血缘组织能提供给人们的依赖都接近于无，姓氏的血缘色彩自然也愈来愈淡化，正变为纯个人的符号。
综上，姓氏绝不仅仅是一种名号，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相当宏富，从姓氏入手，能让我们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察更清晰、更深入。
姓与氏作为不同级别血缘组织的名号，两者在先秦时代的区分很明显，古人有所谓“三代之上，姓氏有别”之说，就是由此得出的结论。
首先，在对始祖的追溯上，姓由于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历史悠远，世系模糊，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地追溯，每个姓只能出自想象的祖先——往往是半人半神的人物；而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晚近，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
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顾炎武《日知录·原姓》篇所云“考之于《传》（指《左传》——笔者按），二百五十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即是据此而发的议论。现今的一些姓氏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其实都是不符合先秦实际的错误称谓。周公在先秦典籍中多被提及，均无称“姬旦”者，其被称为“姬旦”，是晚至《晋书·王浑传》才有的事。大概到了晋代，人们对先秦姓氏应用规则已不甚了了，遂以后世制度相比附，此后更是以讹传讹了。
先秦时代的人既有姓又有氏。比如周公，姓“姬”，氏“周”；再如孔子，姓“子”，氏“孔”。女子亦然，著名的苏妲己，姓“己”，氏“苏”；周幽王为博其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的褒姒，姓“姒”，氏“褒”。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上古的姓氏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姓与氏合流，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此后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
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无论男女，其个人称谓都以“姓＋名”的形式出现，人们所熟知的秦王“嬴政”，刺杀嬴政的“荆轲”，为荆轲击筑送行的“高渐离”，就都是“姓＋名”的称谓形式。
再次，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同血缘，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姓子，属殷商遗族（孔子便出自这一支）；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几者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
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到今日，其间具体的姓氏有增有减，有生有灭，比如曾见于孔子门徒中的“漆彫”、“壤驷”等姓氏后世都已绝迹，而“呼延”“尉迟”等姓又在某些时代加入了姓氏大军。姓氏为一个文化整体，始终活跃于政治生活、民族关系、心理民俗等方方面面。
比如，中国历朝都有帝王赐自己的姓氏给功臣宠臣的情况，吴人俞韶为孙策所喜，赐姓为孙；西魏王杰因战功卓著，赐姓宇文氏；唐代罗艺因归顺李渊，赐姓李氏。赐姓其实是帝王用建立拟血缘关系、结成假定意义上的“同姓”的办法，对臣子进行褒奖的一种方式（对叛臣逆臣则以剥夺赐姓进行惩戒），以激励臣子效忠。姓氏在这里与金银玉帛等有形物质本质上相同，成了政治手段的一部分。
再如，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少数民族姓氏汉化和汉姓少数民族化的现象，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姓氏汉化，以北魏孝文帝改革最为著名，当时曾一次就将一百四十四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拓跋氏改姓元、独孤氏改姓刘等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其实汉姓少数民族化也不罕见，北周时期蔡、张、周等汉姓改为大利稽氏、叱罗氏、车非氏，宇文泰赐李弼姓徒河氏，赐赵贵姓乙弗氏，赐杨尚希姓普六茹氏，都是汉姓少数民族化的例证。少数民族姓氏汉化与汉姓少数民族化丰富了中国的姓氏，而姓氏在这里也成了民族融合的证据。
同时，虽然无论在功能还是用法上，我们今天的赵、钱、孙、李诸姓都与战国中期的姓氏基本一致，作为一项制度来说它两千多年没有发生大的调整，但是作为社会结构中血缘关系的镜像，姓氏的社会意义却始终在缘时变动。
比如，先秦时代因为存在大规模的血缘组织，因而产生了姓、氏两级制；然自东汉以后，尽管不少朝代重又出现了累世同居的大家族，但两级制的姓氏结构并没有重新出现。个中原因，一方面与专制国家为征发兵役、赋税而不断加强的对属民的名籍控制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郡县制确立之后，基层社会虽仍存在浓厚的血缘色彩，但全国属民的管理终究主要是通过郡县乡里的地域组织发挥作用，地域组织战胜了血缘组织，姓氏结构发生变动的基础也就消失了。
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姓氏曾经是认定一个人社会等级的最重要因素，但自宋代以后，姓氏却只作为一种血缘标志符号而存在；迄于今日，姓氏作为血缘标志符号的意义也在淡化，在作用上正与名趋同。这是因为个人对血缘组织的依赖日益减弱。魏晋实行按门第取士的九品官人法，姓氏是标识门第出身的第一要素，自然备受重视；宋代以后，科举制经过充分发展已成为选拔人才的基本途径，个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前途主要取决于科考而不再取决于门第，姓氏的重要性亦大为下降。时至今日，乡土社会崩解殆尽，人口流动、离家谋生已成为社会常态，无论是人们对血缘组织的依赖还是血缘组织能提供给人们的依赖都接近于无，姓氏的血缘色彩自然也愈来愈淡化，正变为纯个人的符号。
综上，姓氏绝不仅仅是一种名号，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相当宏富，从姓氏入手，能让我们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察更清晰、更深入。
姓与氏作为不同级别血缘组织的名号，两者在先秦时代的区分很明显，古人有所谓“三代之上，姓氏有别”之说，就是由此得出的结论。
首先，在对始祖的追溯上，姓由于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历史悠远，世系模糊，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地追溯，每个姓只能出自想象的祖先——往往是半人半神的人物；而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晚近，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
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顾炎武《日知录·原姓》篇所云“考之于《传》（指《左传》——笔者按），二百五十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即是据此而发的议论。现今的一些姓氏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其实都是不符合先秦实际的错误称谓。周公在先秦典籍中多被提及，均无称“姬旦”者，其被称为“姬旦”，是晚至《晋书·王浑传》才有的事。大概到了晋代，人们对先秦姓氏应用规则已不甚了了，遂以后世制度相比附，此后更是以讹传讹了。
先秦时代的人既有姓又有氏。比如周公，姓“姬”，氏“周”；再如孔子，姓“子”，氏“孔”。女子亦然，著名的苏妲己，姓“己”，氏“苏”；周幽王为博其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的褒姒，姓“姒”，氏“褒”。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上古的姓氏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姓与氏合流，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此后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
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无论男女，其个人称谓都以“姓＋名”的形式出现，人们所熟知的秦王“嬴政”，刺杀嬴政的“荆轲”，为荆轲击筑送行的“高渐离”，就都是“姓＋名”的称谓形式。
再次，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同血缘，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姓子，属殷商遗族（孔子便出自这一支）；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几者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
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到今日，其间具体的姓氏有增有减，有生有灭，比如曾见于孔子门徒中的“漆彫”、“壤驷”等姓氏后世都已绝迹，而“呼延”“尉迟”等姓又在某些时代加入了姓氏大军。姓氏为一个文化整体，始终活跃于政治生活、民族关系、心理民俗等方方面面。
比如，中国历朝都有帝王赐自己的姓氏给功臣宠臣的情况，吴人俞韶为孙策所喜，赐姓为孙；西魏王杰因战功卓著，赐姓宇文氏；唐代罗艺因归顺李渊，赐姓李氏。赐姓其实是帝王用建立拟血缘关系、结成假定意义上的“同姓”的办法，对臣子进行褒奖的一种方式（对叛臣逆臣则以剥夺赐姓进行惩戒），以激励臣子效忠。姓氏在这里与金银玉帛等有形物质本质上相同，成了政治手段的一部分。
再如，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少数民族姓氏汉化和汉姓少数民族化的现象，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姓氏汉化，以北魏孝文帝改革最为著名，当时曾一次就将一百四十四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拓跋氏改姓元、独孤氏改姓刘等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其实汉姓少数民族化也不罕见，北周时期蔡、张、周等汉姓改为大利稽氏、叱罗氏、车非氏，宇文泰赐李弼姓徒河氏，赐赵贵姓乙弗氏，赐杨尚希姓普六茹氏，都是汉姓少数民族化的例证。少数民族姓氏汉化与汉姓少数民族化丰富了中国的姓氏，而姓氏在这里也成了民族融合的证据。
同时，虽然无论在功能还是用法上，我们今天的赵、钱、孙、李诸姓都与战国中期的姓氏基本一致，作为一项制度来说它两千多年没有发生大的调整，但是作为社会结构中血缘关系的镜像，姓氏的社会意义却始终在缘时变动。
比如，先秦时代因为存在大规模的血缘组织，因而产生了姓、氏两级制；然自东汉以后，尽管不少朝代重又出现了累世同居的大家族，但两级制的姓氏结构并没有重新出现。个中原因，一方面与专制国家为征发兵役、赋税而不断加强的对属民的名籍控制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郡县制确立之后，基层社会虽仍存在浓厚的血缘色彩，但全国属民的管理终究主要是通过郡县乡里的地域组织发挥作用，地域组织战胜了血缘组织，姓氏结构发生变动的基础也就消失了。
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姓氏曾经是认定一个人社会等级的最重要因素，但自宋代以后，姓氏却只作为一种血缘标志符号而存在；迄于今日，姓氏作为血缘标志符号的意义也在淡化，在作用上正与名趋同。这是因为个人对血缘组织的依赖日益减弱。魏晋实行按门第取士的九品官人法，姓氏是标识门第出身的第一要素，自然备受重视；宋代以后，科举制经过充分发展已成为选拔人才的基本途径，个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前途主要取决于科考而不再取决于门第，姓氏的重要性亦大为下降。时至今日，乡土社会崩解殆尽，人口流动、离家谋生已成为社会常态，无论是人们对血缘组织的依赖还是血缘组织能提供给人们的依赖都接近于无，姓氏的血缘色彩自然也愈来愈淡化，正变为纯个人的符号。
综上，姓氏绝不仅仅是一种名号，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相当宏富，从姓氏入手，能让我们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察更清晰、更深入。
姓与氏作为不同级别血缘组织的名号，两者在先秦时代的区分很明显，古人有所谓“三代之上，姓氏有别”之说，就是由此得出的结论。
首先，在对始祖的追溯上，姓由于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历史悠远，世系模糊，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地追溯，每个姓只能出自想象的祖先——往往是半人半神的人物；而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晚近，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
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顾炎武《日知录·原姓》篇所云“考之于《传》（指《左传》——笔者按），二百五十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即是据此而发的议论。现今的一些姓氏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其实都是不符合先秦实际的错误称谓。周公在先秦典籍中多被提及，均无称“姬旦”者，其被称为“姬旦”，是晚至《晋书·王浑传》才有的事。大概到了晋代，人们对先秦姓氏应用规则已不甚了了，遂以后世制度相比附，此后更是以讹传讹了。
先秦时代的人既有姓又有氏。比如周公，姓“姬”，氏“周”；再如孔子，姓“子”，氏“孔”。女子亦然，著名的苏妲己，姓“己”，氏“苏”；周幽王为博其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的褒姒，姓“姒”，氏“褒”。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上古的姓氏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姓与氏合流，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此后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
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无论男女，其个人称谓都以“姓＋名”的形式出现，人们所熟知的秦王“嬴政”，刺杀嬴政的“荆轲”，为荆轲击筑送行的“高渐离”，就都是“姓＋名”的称谓形式。
再次，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同血缘，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姓子，属殷商遗族（孔子便出自这一支）；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几者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
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到今日，其间具体的姓氏有增有减，有生有灭，比如曾见于孔子门徒中的“漆彫”、“壤驷”等姓氏后世都已绝迹，而“呼延”“尉迟”等姓又在某些时代加入了姓氏大军。姓氏为一个文化整体，始终活跃于政治生活、民族关系、心理民俗等方方面面。
比如，中国历朝都有帝王赐自己的姓氏给功臣宠臣的情况，吴人俞韶为孙策所喜，赐姓为孙；西魏王杰因战功卓著，赐姓宇文氏；唐代罗艺因归顺李渊，赐姓李氏。赐姓其实是帝王用建立拟血缘关系、结成假定意义上的“同姓”的办法，对臣子进行褒奖的一种方式（对叛臣逆臣则以剥夺赐姓进行惩戒），以激励臣子效忠。姓氏在这里与金银玉帛等有形物质本质上相同，成了政治手段的一部分。
再如，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少数民族姓氏汉化和汉姓少数民族化的现象，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姓氏汉化，以北魏孝文帝改革最为著名，当时曾一次就将一百四十四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拓跋氏改姓元、独孤氏改姓刘等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其实汉姓少数民族化也不罕见，北周时期蔡、张、周等汉姓改为大利稽氏、叱罗氏、车非氏，宇文泰赐李弼姓徒河氏，赐赵贵姓乙弗氏，赐杨尚希姓普六茹氏，都是汉姓少数民族化的例证。少数民族姓氏汉化与汉姓少数民族化丰富了中国的姓氏，而姓氏在这里也成了民族融合的证据。
同时，虽然无论在功能还是用法上，我们今天的赵、钱、孙、李诸姓都与战国中期的姓氏基本一致，作为一项制度来说它两千多年没有发生大的调整，但是作为社会结构中血缘关系的镜像，姓氏的社会意义却始终在缘时变动。
比如，先秦时代因为存在大规模的血缘组织，因而产生了姓、氏两级制；然自东汉以后，尽管不少朝代重又出现了累世同居的大家族，但两级制的姓氏结构并没有重新出现。个中原因，一方面与专制国家为征发兵役、赋税而不断加强的对属民的名籍控制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郡县制确立之后，基层社会虽仍存在浓厚的血缘色彩，但全国属民的管理终究主要是通过郡县乡里的地域组织发挥作用，地域组织战胜了血缘组织，姓氏结构发生变动的基础也就消失了。
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姓氏曾经是认定一个人社会等级的最重要因素，但自宋代以后，姓氏却只作为一种血缘标志符号而存在；迄于今日，姓氏作为血缘标志符号的意义也在淡化，在作用上正与名趋同。这是因为个人对血缘组织的依赖日益减弱。魏晋实行按门第取士的九品官人法，姓氏是标识门第出身的第一要素，自然备受重视；宋代以后，科举制经过充分发展已成为选拔人才的基本途径，个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前途主要取决于科考而不再取决于门第，姓氏的重要性亦大为下降。时至今日，乡土社会崩解殆尽，人口流动、离家谋生已成为社会常态，无论是人们对血缘组织的依赖还是血缘组织能提供给人们的依赖都接近于无，姓氏的血缘色彩自然也愈来愈淡化，正变为纯个人的符号。
综上，姓氏绝不仅仅是一种名号，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相当宏富，从姓氏入手，能让我们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察更清晰、更深入。
姓与氏作为不同级别血缘组织的名号，两者在先秦时代的区分很明显，古人有所谓“三代之上，姓氏有别”之说，就是由此得出的结论。
首先，在对始祖的追溯上，姓由于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历史悠远，世系模糊，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地追溯，每个姓只能出自想象的祖先——往往是半人半神的人物；而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晚近，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
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顾炎武《日知录·原姓》篇所云“考之于《传》（指《左传》——笔者按），二百五十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即是据此而发的议论。现今的一些姓氏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其实都是不符合先秦实际的错误称谓。周公在先秦典籍中多被提及，均无称“姬旦”者，其被称为“姬旦”，是晚至《晋书·王浑传》才有的事。大概到了晋代，人们对先秦姓氏应用规则已不甚了了，遂以后世制度相比附，此后更是以讹传讹了。
先秦时代的人既有姓又有氏。比如周公，姓“姬”，氏“周”；再如孔子，姓“子”，氏“孔”。女子亦然，著名的苏妲己，姓“己”，氏“苏”；周幽王为博其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的褒姒，姓“姒”，氏“褒”。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上古的姓氏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姓与氏合流，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此后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
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无论男女，其个人称谓都以“姓＋名”的形式出现，人们所熟知的秦王“嬴政”，刺杀嬴政的“荆轲”，为荆轲击筑送行的“高渐离”，就都是“姓＋名”的称谓形式。
再次，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同血缘，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姓子，属殷商遗族（孔子便出自这一支）；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几者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
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到今日，其间具体的姓氏有增有减，有生有灭，比如曾见于孔子门徒中的“漆彫”、“壤驷”等姓氏后世都已绝迹，而“呼延”“尉迟”等姓又在某些时代加入了姓氏大军。姓氏为一个文化整体，始终活跃于政治生活、民族关系、心理民俗等方方面面。
比如，中国历朝都有帝王赐自己的姓氏给功臣宠臣的情况，吴人俞韶为孙策所喜，赐姓为孙；西魏王杰因战功卓著，赐姓宇文氏；唐代罗艺因归顺李渊，赐姓李氏。赐姓其实是帝王用建立拟血缘关系、结成假定意义上的“同姓”的办法，对臣子进行褒奖的一种方式（对叛臣逆臣则以剥夺赐姓进行惩戒），以激励臣子效忠。姓氏在这里与金银玉帛等有形物质本质上相同，成了政治手段的一部分。
再如，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少数民族姓氏汉化和汉姓少数民族化的现象，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姓氏汉化，以北魏孝文帝改革最为著名，当时曾一次就将一百四十四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拓跋氏改姓元、独孤氏改姓刘等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其实汉姓少数民族化也不罕见，北周时期蔡、张、周等汉姓改为大利稽氏、叱罗氏、车非氏，宇文泰赐李弼姓徒河氏，赐赵贵姓乙弗氏，赐杨尚希姓普六茹氏，都是汉姓少数民族化的例证。少数民族姓氏汉化与汉姓少数民族化丰富了中国的姓氏，而姓氏在这里也成了民族融合的证据。
同时，虽然无论在功能还是用法上，我们今天的赵、钱、孙、李诸姓都与战国中期的姓氏基本一致，作为一项制度来说它两千多年没有发生大的调整，但是作为社会结构中血缘关系的镜像，姓氏的社会意义却始终在缘时变动。
比如，先秦时代因为存在大规模的血缘组织，因而产生了姓、氏两级制；然自东汉以后，尽管不少朝代重又出现了累世同居的大家族，但两级制的姓氏结构并没有重新出现。个中原因，一方面与专制国家为征发兵役、赋税而不断加强的对属民的名籍控制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郡县制确立之后，基层社会虽仍存在浓厚的血缘色彩，但全国属民的管理终究主要是通过郡县乡里的地域组织发挥作用，地域组织战胜了血缘组织，姓氏结构发生变动的基础也就消失了。
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姓氏曾经是认定一个人社会等级的最重要因素，但自宋代以后，姓氏却只作为一种血缘标志符号而存在；迄于今日，姓氏作为血缘标志符号的意义也在淡化，在作用上正与名趋同。这是因为个人对血缘组织的依赖日益减弱。魏晋实行按门第取士的九品官人法，姓氏是标识门第出身的第一要素，自然备受重视；宋代以后，科举制经过充分发展已成为选拔人才的基本途径，个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前途主要取决于科考而不再取决于门第，姓氏的重要性亦大为下降。时至今日，乡土社会崩解殆尽，人口流动、离家谋生已成为社会常态，无论是人们对血缘组织的依赖还是血缘组织能提供给人们的依赖都接近于无，姓氏的血缘色彩自然也愈来愈淡化，正变为纯个人的符号。
综上，姓氏绝不仅仅是一种名号，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相当宏富，从姓氏入手，能让我们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察更清晰、更深入。
姓与氏作为不同级别血缘组织的名号，两者在先秦时代的区分很明显，古人有所谓“三代之上，姓氏有别”之说，就是由此得出的结论。
首先，在对始祖的追溯上，姓由于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历史悠远，世系模糊，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地追溯，每个姓只能出自想象的祖先——往往是半人半神的人物；而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晚近，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
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顾炎武《日知录·原姓》篇所云“考之于《传》（指《左传》——笔者按），二百五十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即是据此而发的议论。现今的一些姓氏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其实都是不符合先秦实际的错误称谓。周公在先秦典籍中多被提及，均无称“姬旦”者，其被称为“姬旦”，是晚至《晋书·王浑传》才有的事。大概到了晋代，人们对先秦姓氏应用规则已不甚了了，遂以后世制度相比附，此后更是以讹传讹了。
先秦时代的人既有姓又有氏。比如周公，姓“姬”，氏“周”；再如孔子，姓“子”，氏“孔”。女子亦然，著名的苏妲己，姓“己”，氏“苏”；周幽王为博其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的褒姒，姓“姒”，氏“褒”。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上古的姓氏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姓与氏合流，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此后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
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无论男女，其个人称谓都以“姓＋名”的形式出现，人们所熟知的秦王“嬴政”，刺杀嬴政的“荆轲”，为荆轲击筑送行的“高渐离”，就都是“姓＋名”的称谓形式。
再次，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同血缘，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姓子，属殷商遗族（孔子便出自这一支）；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几者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
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到今日，其间具体的姓氏有增有减，有生有灭，比如曾见于孔子门徒中的“漆彫”、“壤驷”等姓氏后世都已绝迹，而“呼延”“尉迟”等姓又在某些时代加入了姓氏大军。姓氏为一个文化整体，始终活跃于政治生活、民族关系、心理民俗等方方面面。
比如，中国历朝都有帝王赐自己的姓氏给功臣宠臣的情况，吴人俞韶为孙策所喜，赐姓为孙；西魏王杰因战功卓著，赐姓宇文氏；唐代罗艺因归顺李渊，赐姓李氏。赐姓其实是帝王用建立拟血缘关系、结成假定意义上的“同姓”的办法，对臣子进行褒奖的一种方式（对叛臣逆臣则以剥夺赐姓进行惩戒），以激励臣子效忠。姓氏在这里与金银玉帛等有形物质本质上相同，成了政治手段的一部分。
再如，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少数民族姓氏汉化和汉姓少数民族化的现象，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姓氏汉化，以北魏孝文帝改革最为著名，当时曾一次就将一百四十四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拓跋氏改姓元、独孤氏改姓刘等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其实汉姓少数民族化也不罕见，北周时期蔡、张、周等汉姓改为大利稽氏、叱罗氏、车非氏，宇文泰赐李弼姓徒河氏，赐赵贵姓乙弗氏，赐杨尚希姓普六茹氏，都是汉姓少数民族化的例证。少数民族姓氏汉化与汉姓少数民族化丰富了中国的姓氏，而姓氏在这里也成了民族融合的证据。
同时，虽然无论在功能还是用法上，我们今天的赵、钱、孙、李诸姓都与战国中期的姓氏基本一致，作为一项制度来说它两千多年没有发生大的调整，但是作为社会结构中血缘关系的镜像，姓氏的社会意义却始终在缘时变动。
比如，先秦时代因为存在大规模的血缘组织，因而产生了姓、氏两级制；然自东汉以后，尽管不少朝代重又出现了累世同居的大家族，但两级制的姓氏结构并没有重新出现。个中原因，一方面与专制国家为征发兵役、赋税而不断加强的对属民的名籍控制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郡县制确立之后，基层社会虽仍存在浓厚的血缘色彩，但全国属民的管理终究主要是通过郡县乡里的地域组织发挥作用，地域组织战胜了血缘组织，姓氏结构发生变动的基础也就消失了。
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姓氏曾经是认定一个人社会等级的最重要因素，但自宋代以后，姓氏却只作为一种血缘标志符号而存在；迄于今日，姓氏作为血缘标志符号的意义也在淡化，在作用上正与名趋同。这是因为个人对血缘组织的依赖日益减弱。魏晋实行按门第取士的九品官人法，姓氏是标识门第出身的第一要素，自然备受重视；宋代以后，科举制经过充分发展已成为选拔人才的基本途径，个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前途主要取决于科考而不再取决于门第，姓氏的重要性亦大为下降。时至今日，乡土社会崩解殆尽，人口流动、离家谋生已成为社会常态，无论是人们对血缘组织的依赖还是血缘组织能提供给人们的依赖都接近于无，姓氏的血缘色彩自然也愈来愈淡化，正变为纯个人的符号。
综上，姓氏绝不仅仅是一种名号，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相当宏富，从姓氏入手，能让我们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察更清晰、更深入。
姓与氏作为不同级别血缘组织的名号，两者在先秦时代的区分很明显，古人有所谓“三代之上，姓氏有别”之说，就是由此得出的结论。
首先，在对始祖的追溯上，姓由于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历史悠远，世系模糊，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地追溯，每个姓只能出自想象的祖先——往往是半人半神的人物；而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晚近，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
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顾炎武《日知录·原姓》篇所云“考之于《传》（指《左传》——笔者按），二百五十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即是据此而发的议论。现今的一些姓氏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其实都是不符合先秦实际的错误称谓。周公在先秦典籍中多被提及，均无称“姬旦”者，其被称为“姬旦”，是晚至《晋书·王浑传》才有的事。大概到了晋代，人们对先秦姓氏应用规则已不甚了了，遂以后世制度相比附，此后更是以讹传讹了。
先秦时代的人既有姓又有氏。比如周公，姓“姬”，氏“周”；再如孔子，姓“子”，氏“孔”。女子亦然，著名的苏妲己，姓“己”，氏“苏”；周幽王为博其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的褒姒，姓“姒”，氏“褒”。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上古的姓氏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姓与氏合流，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此后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
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无论男女，其个人称谓都以“姓＋名”的形式出现，人们所熟知的秦王“嬴政”，刺杀嬴政的“荆轲”，为荆轲击筑送行的“高渐离”，就都是“姓＋名”的称谓形式。
再次，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同血缘，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姓子，属殷商遗族（孔子便出自这一支）；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几者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
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到今日，其间具体的姓氏有增有减，有生有灭，比如曾见于孔子门徒中的“漆彫”、“壤驷”等姓氏后世都已绝迹，而“呼延”“尉迟”等姓又在某些时代加入了姓氏大军。姓氏为一个文化整体，始终活跃于政治生活、民族关系、心理民俗等方方面面。
比如，中国历朝都有帝王赐自己的姓氏给功臣宠臣的情况，吴人俞韶为孙策所喜，赐姓为孙；西魏王杰因战功卓著，赐姓宇文氏；唐代罗艺因归顺李渊，赐姓李氏。赐姓其实是帝王用建立拟血缘关系、结成假定意义上的“同姓”的办法，对臣子进行褒奖的一种方式（对叛臣逆臣则以剥夺赐姓进行惩戒），以激励臣子效忠。姓氏在这里与金银玉帛等有形物质本质上相同，成了政治手段的一部分。
再如，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少数民族姓氏汉化和汉姓少数民族化的现象，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姓氏汉化，以北魏孝文帝改革最为著名，当时曾一次就将一百四十四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拓跋氏改姓元、独孤氏改姓刘等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其实汉姓少数民族化也不罕见，北周时期蔡、张、周等汉姓改为大利稽氏、叱罗氏、车非氏，宇文泰赐李弼姓徒河氏，赐赵贵姓乙弗氏，赐杨尚希姓普六茹氏，都是汉姓少数民族化的例证。少数民族姓氏汉化与汉姓少数民族化丰富了中国的姓氏，而姓氏在这里也成了民族融合的证据。
同时，虽然无论在功能还是用法上，我们今天的赵、钱、孙、李诸姓都与战国中期的姓氏基本一致，作为一项制度来说它两千多年没有发生大的调整，但是作为社会结构中血缘关系的镜像，姓氏的社会意义却始终在缘时变动。
比如，先秦时代因为存在大规模的血缘组织，因而产生了姓、氏两级制；然自东汉以后，尽管不少朝代重又出现了累世同居的大家族，但两级制的姓氏结构并没有重新出现。个中原因，一方面与专制国家为征发兵役、赋税而不断加强的对属民的名籍控制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郡县制确立之后，基层社会虽仍存在浓厚的血缘色彩，但全国属民的管理终究主要是通过郡县乡里的地域组织发挥作用，地域组织战胜了血缘组织，姓氏结构发生变动的基础也就消失了。
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姓氏曾经是认定一个人社会等级的最重要因素，但自宋代以后，姓氏却只作为一种血缘标志符号而存在；迄于今日，姓氏作为血缘标志符号的意义也在淡化，在作用上正与名趋同。这是因为个人对血缘组织的依赖日益减弱。魏晋实行按门第取士的九品官人法，姓氏是标识门第出身的第一要素，自然备受重视；宋代以后，科举制经过充分发展已成为选拔人才的基本途径，个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前途主要取决于科考而不再取决于门第，姓氏的重要性亦大为下降。时至今日，乡土社会崩解殆尽，人口流动、离家谋生已成为社会常态，无论是人们对血缘组织的依赖还是血缘组织能提供给人们的依赖都接近于无，姓氏的血缘色彩自然也愈来愈淡化，正变为纯个人的符号。
综上，姓氏绝不仅仅是一种名号，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相当宏富，从姓氏入手，能让我们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察更清晰、更深入。
姓与氏作为不同级别血缘组织的名号，两者在先秦时代的区分很明显，古人有所谓“三代之上，姓氏有别”之说，就是由此得出的结论。
首先，在对始祖的追溯上，姓由于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历史悠远，世系模糊，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地追溯，每个姓只能出自想象的祖先——往往是半人半神的人物；而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晚近，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
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顾炎武《日知录·原姓》篇所云“考之于《传》（指《左传》——笔者按），二百五十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即是据此而发的议论。现今的一些姓氏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其实都是不符合先秦实际的错误称谓。周公在先秦典籍中多被提及，均无称“姬旦”者，其被称为“姬旦”，是晚至《晋书·王浑传》才有的事。大概到了晋代，人们对先秦姓氏应用规则已不甚了了，遂以后世制度相比附，此后更是以讹传讹了。
先秦时代的人既有姓又有氏。比如周公，姓“姬”，氏“周”；再如孔子，姓“子”，氏“孔”。女子亦然，著名的苏妲己，姓“己”，氏“苏”；周幽王为博其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的褒姒，姓“姒”，氏“褒”。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上古的姓氏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姓与氏合流，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此后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
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无论男女，其个人称谓都以“姓＋名”的形式出现，人们所熟知的秦王“嬴政”，刺杀嬴政的“荆轲”，为荆轲击筑送行的“高渐离”，就都是“姓＋名”的称谓形式。
再次，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同血缘，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姓子，属殷商遗族（孔子便出自这一支）；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几者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
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到今日，其间具体的姓氏有增有减，有生有灭，比如曾见于孔子门徒中的“漆彫”、“壤驷”等姓氏后世都已绝迹，而“呼延”“尉迟”等姓又在某些时代加入了姓氏大军。姓氏为一个文化整体，始终活跃于政治生活、民族关系、心理民俗等方方面面。
比如，中国历朝都有帝王赐自己的姓氏给功臣宠臣的情况，吴人俞韶为孙策所喜，赐姓为孙；西魏王杰因战功卓著，赐姓宇文氏；唐代罗艺因归顺李渊，赐姓李氏。赐姓其实是帝王用建立拟血缘关系、结成假定意义上的“同姓”的办法，对臣子进行褒奖的一种方式（对叛臣逆臣则以剥夺赐姓进行惩戒），以激励臣子效忠。姓氏在这里与金银玉帛等有形物质本质上相同，成了政治手段的一部分。
再如，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少数民族姓氏汉化和汉姓少数民族化的现象，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姓氏汉化，以北魏孝文帝改革最为著名，当时曾一次就将一百四十四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拓跋氏改姓元、独孤氏改姓刘等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其实汉姓少数民族化也不罕见，北周时期蔡、张、周等汉姓改为大利稽氏、叱罗氏、车非氏，宇文泰赐李弼姓徒河氏，赐赵贵姓乙弗氏，赐杨尚希姓普六茹氏，都是汉姓少数民族化的例证。少数民族姓氏汉化与汉姓少数民族化丰富了中国的姓氏，而姓氏在这里也成了民族融合的证据。
同时，虽然无论在功能还是用法上，我们今天的赵、钱、孙、李诸姓都与战国中期的姓氏基本一致，作为一项制度来说它两千多年没有发生大的调整，但是作为社会结构中血缘关系的镜像，姓氏的社会意义却始终在缘时变动。
比如，先秦时代因为存在大规模的血缘组织，因而产生了姓、氏两级制；然自东汉以后，尽管不少朝代重又出现了累世同居的大家族，但两级制的姓氏结构并没有重新出现。个中原因，一方面与专制国家为征发兵役、赋税而不断加强的对属民的名籍控制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郡县制确立之后，基层社会虽仍存在浓厚的血缘色彩，但全国属民的管理终究主要是通过郡县乡里的地域组织发挥作用，地域组织战胜了血缘组织，姓氏结构发生变动的基础也就消失了。
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姓氏曾经是认定一个人社会等级的最重要因素，但自宋代以后，姓氏却只作为一种血缘标志符号而存在；迄于今日，姓氏作为血缘标志符号的意义也在淡化，在作用上正与名趋同。这是因为个人对血缘组织的依赖日益减弱。魏晋实行按门第取士的九品官人法，姓氏是标识门第出身的第一要素，自然备受重视；宋代以后，科举制经过充分发展已成为选拔人才的基本途径，个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前途主要取决于科考而不再取决于门第，姓氏的重要性亦大为下降。时至今日，乡土社会崩解殆尽，人口流动、离家谋生已成为社会常态，无论是人们对血缘组织的依赖还是血缘组织能提供给人们的依赖都接近于无，姓氏的血缘色彩自然也愈来愈淡化，正变为纯个人的符号。
综上，姓氏绝不仅仅是一种名号，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相当宏富，从姓氏入手，能让我们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察更清晰、更深入。
姓与氏作为不同级别血缘组织的名号，两者在先秦时代的区分很明显，古人有所谓“三代之上，姓氏有别”之说，就是由此得出的结论。
首先，在对始祖的追溯上，姓由于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历史悠远，世系模糊，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地追溯，每个姓只能出自想象的祖先——往往是半人半神的人物；而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晚近，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
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顾炎武《日知录·原姓》篇所云“考之于《传》（指《左传》——笔者按），二百五十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即是据此而发的议论。现今的一些姓氏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其实都是不符合先秦实际的错误称谓。周公在先秦典籍中多被提及，均无称“姬旦”者，其被称为“姬旦”，是晚至《晋书·王浑传》才有的事。大概到了晋代，人们对先秦姓氏应用规则已不甚了了，遂以后世制度相比附，此后更是以讹传讹了。
先秦时代的人既有姓又有氏。比如周公，姓“姬”，氏“周”；再如孔子，姓“子”，氏“孔”。女子亦然，著名的苏妲己，姓“己”，氏“苏”；周幽王为博其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的褒姒，姓“姒”，氏“褒”。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上古的姓氏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姓与氏合流，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此后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
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无论男女，其个人称谓都以“姓＋名”的形式出现，人们所熟知的秦王“嬴政”，刺杀嬴政的“荆轲”，为荆轲击筑送行的“高渐离”，就都是“姓＋名”的称谓形式。
再次，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同血缘，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姓子，属殷商遗族（孔子便出自这一支）；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几者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
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到今日，其间具体的姓氏有增有减，有生有灭，比如曾见于孔子门徒中的“漆彫”、“壤驷”等姓氏后世都已绝迹，而“呼延”“尉迟”等姓又在某些时代加入了姓氏大军。姓氏为一个文化整体，始终活跃于政治生活、民族关系、心理民俗等方方面面。
比如，中国历朝都有帝王赐自己的姓氏给功臣宠臣的情况，吴人俞韶为孙策所喜，赐姓为孙；西魏王杰因战功卓著，赐姓宇文氏；唐代罗艺因归顺李渊，赐姓李氏。赐姓其实是帝王用建立拟血缘关系、结成假定意义上的“同姓”的办法，对臣子进行褒奖的一种方式（对叛臣逆臣则以剥夺赐姓进行惩戒），以激励臣子效忠。姓氏在这里与金银玉帛等有形物质本质上相同，成了政治手段的一部分。
再如，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少数民族姓氏汉化和汉姓少数民族化的现象，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姓氏汉化，以北魏孝文帝改革最为著名，当时曾一次就将一百四十四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拓跋氏改姓元、独孤氏改姓刘等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其实汉姓少数民族化也不罕见，北周时期蔡、张、周等汉姓改为大利稽氏、叱罗氏、车非氏，宇文泰赐李弼姓徒河氏，赐赵贵姓乙弗氏，赐杨尚希姓普六茹氏，都是汉姓少数民族化的例证。少数民族姓氏汉化与汉姓少数民族化丰富了中国的姓氏，而姓氏在这里也成了民族融合的证据。
同时，虽然无论在功能还是用法上，我们今天的赵、钱、孙、李诸姓都与战国中期的姓氏基本一致，作为一项制度来说它两千多年没有发生大的调整，但是作为社会结构中血缘关系的镜像，姓氏的社会意义却始终在缘时变动。
比如，先秦时代因为存在大规模的血缘组织，因而产生了姓、氏两级制；然自东汉以后，尽管不少朝代重又出现了累世同居的大家族，但两级制的姓氏结构并没有重新出现。个中原因，一方面与专制国家为征发兵役、赋税而不断加强的对属民的名籍控制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郡县制确立之后，基层社会虽仍存在浓厚的血缘色彩，但全国属民的管理终究主要是通过郡县乡里的地域组织发挥作用，地域组织战胜了血缘组织，姓氏结构发生变动的基础也就消失了。
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姓氏曾经是认定一个人社会等级的最重要因素，但自宋代以后，姓氏却只作为一种血缘标志符号而存在；迄于今日，姓氏作为血缘标志符号的意义也在淡化，在作用上正与名趋同。这是因为个人对血缘组织的依赖日益减弱。魏晋实行按门第取士的九品官人法，姓氏是标识门第出身的第一要素，自然备受重视；宋代以后，科举制经过充分发展已成为选拔人才的基本途径，个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前途主要取决于科考而不再取决于门第，姓氏的重要性亦大为下降。时至今日，乡土社会崩解殆尽，人口流动、离家谋生已成为社会常态，无论是人们对血缘组织的依赖还是血缘组织能提供给人们的依赖都接近于无，姓氏的血缘色彩自然也愈来愈淡化，正变为纯个人的符号。
综上，姓氏绝不仅仅是一种名号，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相当宏富，从姓氏入手，能让我们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察更清晰、更深入。
姓与氏作为不同级别血缘组织的名号，两者在先秦时代的区分很明显，古人有所谓“三代之上，姓氏有别”之说，就是由此得出的结论。
首先，在对始祖的追溯上，姓由于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历史悠远，世系模糊，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地追溯，每个姓只能出自想象的祖先——往往是半人半神的人物；而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晚近，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
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顾炎武《日知录·原姓》篇所云“考之于《传》（指《左传》——笔者按），二百五十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即是据此而发的议论。现今的一些姓氏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其实都是不符合先秦实际的错误称谓。周公在先秦典籍中多被提及，均无称“姬旦”者，其被称为“姬旦”，是晚至《晋书·王浑传》才有的事。大概到了晋代，人们对先秦姓氏应用规则已不甚了了，遂以后世制度相比附，此后更是以讹传讹了。
先秦时代的人既有姓又有氏。比如周公，姓“姬”，氏“周”；再如孔子，姓“子”，氏“孔”。女子亦然，著名的苏妲己，姓“己”，氏“苏”；周幽王为博其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的褒姒，姓“姒”，氏“褒”。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上古的姓氏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姓与氏合流，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此后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
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无论男女，其个人称谓都以“姓＋名”的形式出现，人们所熟知的秦王“嬴政”，刺杀嬴政的“荆轲”，为荆轲击筑送行的“高渐离”，就都是“姓＋名”的称谓形式。
再次，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同血缘，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姓子，属殷商遗族（孔子便出自这一支）；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几者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
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到今日，其间具体的姓氏有增有减，有生有灭，比如曾见于孔子门徒中的“漆彫”、“壤驷”等姓氏后世都已绝迹，而“呼延”“尉迟”等姓又在某些时代加入了姓氏大军。姓氏为一个文化整体，始终活跃于政治生活、民族关系、心理民俗等方方面面。
比如，中国历朝都有帝王赐自己的姓氏给功臣宠臣的情况，吴人俞韶为孙策所喜，赐姓为孙；西魏王杰因战功卓著，赐姓宇文氏；唐代罗艺因归顺李渊，赐姓李氏。赐姓其实是帝王用建立拟血缘关系、结成假定意义上的“同姓”的办法，对臣子进行褒奖的一种方式（对叛臣逆臣则以剥夺赐姓进行惩戒），以激励臣子效忠。姓氏在这里与金银玉帛等有形物质本质上相同，成了政治手段的一部分。
再如，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少数民族姓氏汉化和汉姓少数民族化的现象，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姓氏汉化，以北魏孝文帝改革最为著名，当时曾一次就将一百四十四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拓跋氏改姓元、独孤氏改姓刘等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其实汉姓少数民族化也不罕见，北周时期蔡、张、周等汉姓改为大利稽氏、叱罗氏、车非氏，宇文泰赐李弼姓徒河氏，赐赵贵姓乙弗氏，赐杨尚希姓普六茹氏，都是汉姓少数民族化的例证。少数民族姓氏汉化与汉姓少数民族化丰富了中国的姓氏，而姓氏在这里也成了民族融合的证据。
同时，虽然无论在功能还是用法上，我们今天的赵、钱、孙、李诸姓都与战国中期的姓氏基本一致，作为一项制度来说它两千多年没有发生大的调整，但是作为社会结构中血缘关系的镜像，姓氏的社会意义却始终在缘时变动。
比如，先秦时代因为存在大规模的血缘组织，因而产生了姓、氏两级制；然自东汉以后，尽管不少朝代重又出现了累世同居的大家族，但两级制的姓氏结构并没有重新出现。个中原因，一方面与专制国家为征发兵役、赋税而不断加强的对属民的名籍控制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郡县制确立之后，基层社会虽仍存在浓厚的血缘色彩，但全国属民的管理终究主要是通过郡县乡里的地域组织发挥作用，地域组织战胜了血缘组织，姓氏结构发生变动的基础也就消失了。
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姓氏曾经是认定一个人社会等级的最重要因素，但自宋代以后，姓氏却只作为一种血缘标志符号而存在；迄于今日，姓氏作为血缘标志符号的意义也在淡化，在作用上正与名趋同。这是因为个人对血缘组织的依赖日益减弱。魏晋实行按门第取士的九品官人法，姓氏是标识门第出身的第一要素，自然备受重视；宋代以后，科举制经过充分发展已成为选拔人才的基本途径，个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前途主要取决于科考而不再取决于门第，姓氏的重要性亦大为下降。时至今日，乡土社会崩解殆尽，人口流动、离家谋生已成为社会常态，无论是人们对血缘组织的依赖还是血缘组织能提供给人们的依赖都接近于无，姓氏的血缘色彩自然也愈来愈淡化，正变为纯个人的符号。
综上，姓氏绝不仅仅是一种名号，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相当宏富，从姓氏入手，能让我们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察更清晰、更深入。
姓与氏作为不同级别血缘组织的名号，两者在先秦时代的区分很明显，古人有所谓“三代之上，姓氏有别”之说，就是由此得出的结论。
首先，在对始祖的追溯上，姓由于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历史悠远，世系模糊，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地追溯，每个姓只能出自想象的祖先——往往是半人半神的人物；而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晚近，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
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顾炎武《日知录·原姓》篇所云“考之于《传》（指《左传》——笔者按），二百五十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即是据此而发的议论。现今的一些姓氏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其实都是不符合先秦实际的错误称谓。周公在先秦典籍中多被提及，均无称“姬旦”者，其被称为“姬旦”，是晚至《晋书·王浑传》才有的事。大概到了晋代，人们对先秦姓氏应用规则已不甚了了，遂以后世制度相比附，此后更是以讹传讹了。
先秦时代的人既有姓又有氏。比如周公，姓“姬”，氏“周”；再如孔子，姓“子”，氏“孔”。女子亦然，著名的苏妲己，姓“己”，氏“苏”；周幽王为博其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的褒姒，姓“姒”，氏“褒”。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上古的姓氏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姓与氏合流，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此后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
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无论男女，其个人称谓都以“姓＋名”的形式出现，人们所熟知的秦王“嬴政”，刺杀嬴政的“荆轲”，为荆轲击筑送行的“高渐离”，就都是“姓＋名”的称谓形式。
再次，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同血缘，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姓子，属殷商遗族（孔子便出自这一支）；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几者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
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到今日，其间具体的姓氏有增有减，有生有灭，比如曾见于孔子门徒中的“漆彫”、“壤驷”等姓氏后世都已绝迹，而“呼延”“尉迟”等姓又在某些时代加入了姓氏大军。姓氏为一个文化整体，始终活跃于政治生活、民族关系、心理民俗等方方面面。
比如，中国历朝都有帝王赐自己的姓氏给功臣宠臣的情况，吴人俞韶为孙策所喜，赐姓为孙；西魏王杰因战功卓著，赐姓宇文氏；唐代罗艺因归顺李渊，赐姓李氏。赐姓其实是帝王用建立拟血缘关系、结成假定意义上的“同姓”的办法，对臣子进行褒奖的一种方式（对叛臣逆臣则以剥夺赐姓进行惩戒），以激励臣子效忠。姓氏在这里与金银玉帛等有形物质本质上相同，成了政治手段的一部分。
再如，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少数民族姓氏汉化和汉姓少数民族化的现象，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姓氏汉化，以北魏孝文帝改革最为著名，当时曾一次就将一百四十四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拓跋氏改姓元、独孤氏改姓刘等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其实汉姓少数民族化也不罕见，北周时期蔡、张、周等汉姓改为大利稽氏、叱罗氏、车非氏，宇文泰赐李弼姓徒河氏，赐赵贵姓乙弗氏，赐杨尚希姓普六茹氏，都是汉姓少数民族化的例证。少数民族姓氏汉化与汉姓少数民族化丰富了中国的姓氏，而姓氏在这里也成了民族融合的证据。
同时，虽然无论在功能还是用法上，我们今天的赵、钱、孙、李诸姓都与战国中期的姓氏基本一致，作为一项制度来说它两千多年没有发生大的调整，但是作为社会结构中血缘关系的镜像，姓氏的社会意义却始终在缘时变动。
比如，先秦时代因为存在大规模的血缘组织，因而产生了姓、氏两级制；然自东汉以后，尽管不少朝代重又出现了累世同居的大家族，但两级制的姓氏结构并没有重新出现。个中原因，一方面与专制国家为征发兵役、赋税而不断加强的对属民的名籍控制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郡县制确立之后，基层社会虽仍存在浓厚的血缘色彩，但全国属民的管理终究主要是通过郡县乡里的地域组织发挥作用，地域组织战胜了血缘组织，姓氏结构发生变动的基础也就消失了。
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姓氏曾经是认定一个人社会等级的最重要因素，但自宋代以后，姓氏却只作为一种血缘标志符号而存在；迄于今日，姓氏作为血缘标志符号的意义也在淡化，在作用上正与名趋同。这是因为个人对血缘组织的依赖日益减弱。魏晋实行按门第取士的九品官人法，姓氏是标识门第出身的第一要素，自然备受重视；宋代以后，科举制经过充分发展已成为选拔人才的基本途径，个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前途主要取决于科考而不再取决于门第，姓氏的重要性亦大为下降。时至今日，乡土社会崩解殆尽，人口流动、离家谋生已成为社会常态，无论是人们对血缘组织的依赖还是血缘组织能提供给人们的依赖都接近于无，姓氏的血缘色彩自然也愈来愈淡化，正变为纯个人的符号。
综上，姓氏绝不仅仅是一种名号，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相当宏富，从姓氏入手，能让我们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察更清晰、更深入。
姓与氏作为不同级别血缘组织的名号，两者在先秦时代的区分很明显，古人有所谓“三代之上，姓氏有别”之说，就是由此得出的结论。
首先，在对始祖的追溯上，姓由于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历史悠远，世系模糊，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地追溯，每个姓只能出自想象的祖先——往往是半人半神的人物；而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晚近，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
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顾炎武《日知录·原姓》篇所云“考之于《传》（指《左传》——笔者按），二百五十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即是据此而发的议论。现今的一些姓氏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其实都是不符合先秦实际的错误称谓。周公在先秦典籍中多被提及，均无称“姬旦”者，其被称为“姬旦”，是晚至《晋书·王浑传》才有的事。大概到了晋代，人们对先秦姓氏应用规则已不甚了了，遂以后世制度相比附，此后更是以讹传讹了。
先秦时代的人既有姓又有氏。比如周公，姓“姬”，氏“周”；再如孔子，姓“子”，氏“孔”。女子亦然，著名的苏妲己，姓“己”，氏“苏”；周幽王为博其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的褒姒，姓“姒”，氏“褒”。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上古的姓氏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姓与氏合流，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此后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
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无论男女，其个人称谓都以“姓＋名”的形式出现，人们所熟知的秦王“嬴政”，刺杀嬴政的“荆轲”，为荆轲击筑送行的“高渐离”，就都是“姓＋名”的称谓形式。
再次，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同血缘，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姓子，属殷商遗族（孔子便出自这一支）；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几者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
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到今日，其间具体的姓氏有增有减，有生有灭，比如曾见于孔子门徒中的“漆彫”、“壤驷”等姓氏后世都已绝迹，而“呼延”“尉迟”等姓又在某些时代加入了姓氏大军。姓氏为一个文化整体，始终活跃于政治生活、民族关系、心理民俗等方方面面。
比如，中国历朝都有帝王赐自己的姓氏给功臣宠臣的情况，吴人俞韶为孙策所喜，赐姓为孙；西魏王杰因战功卓著，赐姓宇文氏；唐代罗艺因归顺李渊，赐姓李氏。赐姓其实是帝王用建立拟血缘关系、结成假定意义上的“同姓”的办法，对臣子进行褒奖的一种方式（对叛臣逆臣则以剥夺赐姓进行惩戒），以激励臣子效忠。姓氏在这里与金银玉帛等有形物质本质上相同，成了政治手段的一部分。
再如，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少数民族姓氏汉化和汉姓少数民族化的现象，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姓氏汉化，以北魏孝文帝改革最为著名，当时曾一次就将一百四十四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拓跋氏改姓元、独孤氏改姓刘等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其实汉姓少数民族化也不罕见，北周时期蔡、张、周等汉姓改为大利稽氏、叱罗氏、车非氏，宇文泰赐李弼姓徒河氏，赐赵贵姓乙弗氏，赐杨尚希姓普六茹氏，都是汉姓少数民族化的例证。少数民族姓氏汉化与汉姓少数民族化丰富了中国的姓氏，而姓氏在这里也成了民族融合的证据。
同时，虽然无论在功能还是用法上，我们今天的赵、钱、孙、李诸姓都与战国中期的姓氏基本一致，作为一项制度来说它两千多年没有发生大的调整，但是作为社会结构中血缘关系的镜像，姓氏的社会意义却始终在缘时变动。
比如，先秦时代因为存在大规模的血缘组织，因而产生了姓、氏两级制；然自东汉以后，尽管不少朝代重又出现了累世同居的大家族，但两级制的姓氏结构并没有重新出现。个中原因，一方面与专制国家为征发兵役、赋税而不断加强的对属民的名籍控制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郡县制确立之后，基层社会虽仍存在浓厚的血缘色彩，但全国属民的管理终究主要是通过郡县乡里的地域组织发挥作用，地域组织战胜了血缘组织，姓氏结构发生变动的基础也就消失了。
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姓氏曾经是认定一个人社会等级的最重要因素，但自宋代以后，姓氏却只作为一种血缘标志符号而存在；迄于今日，姓氏作为血缘标志符号的意义也在淡化，在作用上正与名趋同。这是因为个人对血缘组织的依赖日益减弱。魏晋实行按门第取士的九品官人法，姓氏是标识门第出身的第一要素，自然备受重视；宋代以后，科举制经过充分发展已成为选拔人才的基本途径，个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前途主要取决于科考而不再取决于门第，姓氏的重要性亦大为下降。时至今日，乡土社会崩解殆尽，人口流动、离家谋生已成为社会常态，无论是人们对血缘组织的依赖还是血缘组织能提供给人们的依赖都接近于无，姓氏的血缘色彩自然也愈来愈淡化，正变为纯个人的符号。
综上，姓氏绝不仅仅是一种名号，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相当宏富，从姓氏入手，能让我们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察更清晰、更深入。
姓与氏作为不同级别血缘组织的名号，两者在先秦时代的区分很明显，古人有所谓“三代之上，姓氏有别”之说，就是由此得出的结论。
首先，在对始祖的追溯上，姓由于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历史悠远，世系模糊，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地追溯，每个姓只能出自想象的祖先——往往是半人半神的人物；而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晚近，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
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顾炎武《日知录·原姓》篇所云“考之于《传》（指《左传》——笔者按），二百五十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即是据此而发的议论。现今的一些姓氏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其实都是不符合先秦实际的错误称谓。周公在先秦典籍中多被提及，均无称“姬旦”者，其被称为“姬旦”，是晚至《晋书·王浑传》才有的事。大概到了晋代，人们对先秦姓氏应用规则已不甚了了，遂以后世制度相比附，此后更是以讹传讹了。
先秦时代的人既有姓又有氏。比如周公，姓“姬”，氏“周”；再如孔子，姓“子”，氏“孔”。女子亦然，著名的苏妲己，姓“己”，氏“苏”；周幽王为博其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的褒姒，姓“姒”，氏“褒”。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上古的姓氏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姓与氏合流，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此后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
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无论男女，其个人称谓都以“姓＋名”的形式出现，人们所熟知的秦王“嬴政”，刺杀嬴政的“荆轲”，为荆轲击筑送行的“高渐离”，就都是“姓＋名”的称谓形式。
再次，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同血缘，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姓子，属殷商遗族（孔子便出自这一支）；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几者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
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到今日，其间具体的姓氏有增有减，有生有灭，比如曾见于孔子门徒中的“漆彫”、“壤驷”等姓氏后世都已绝迹，而“呼延”“尉迟”等姓又在某些时代加入了姓氏大军。姓氏为一个文化整体，始终活跃于政治生活、民族关系、心理民俗等方方面面。
比如，中国历朝都有帝王赐自己的姓氏给功臣宠臣的情况，吴人俞韶为孙策所喜，赐姓为孙；西魏王杰因战功卓著，赐姓宇文氏；唐代罗艺因归顺李渊，赐姓李氏。赐姓其实是帝王用建立拟血缘关系、结成假定意义上的“同姓”的办法，对臣子进行褒奖的一种方式（对叛臣逆臣则以剥夺赐姓进行惩戒），以激励臣子效忠。姓氏在这里与金银玉帛等有形物质本质上相同，成了政治手段的一部分。
再如，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少数民族姓氏汉化和汉姓少数民族化的现象，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姓氏汉化，以北魏孝文帝改革最为著名，当时曾一次就将一百四十四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拓跋氏改姓元、独孤氏改姓刘等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其实汉姓少数民族化也不罕见，北周时期蔡、张、周等汉姓改为大利稽氏、叱罗氏、车非氏，宇文泰赐李弼姓徒河氏，赐赵贵姓乙弗氏，赐杨尚希姓普六茹氏，都是汉姓少数民族化的例证。少数民族姓氏汉化与汉姓少数民族化丰富了中国的姓氏，而姓氏在这里也成了民族融合的证据。
同时，虽然无论在功能还是用法上，我们今天的赵、钱、孙、李诸姓都与战国中期的姓氏基本一致，作为一项制度来说它两千多年没有发生大的调整，但是作为社会结构中血缘关系的镜像，姓氏的社会意义却始终在缘时变动。
比如，先秦时代因为存在大规模的血缘组织，因而产生了姓、氏两级制；然自东汉以后，尽管不少朝代重又出现了累世同居的大家族，但两级制的姓氏结构并没有重新出现。个中原因，一方面与专制国家为征发兵役、赋税而不断加强的对属民的名籍控制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郡县制确立之后，基层社会虽仍存在浓厚的血缘色彩，但全国属民的管理终究主要是通过郡县乡里的地域组织发挥作用，地域组织战胜了血缘组织，姓氏结构发生变动的基础也就消失了。
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姓氏曾经是认定一个人社会等级的最重要因素，但自宋代以后，姓氏却只作为一种血缘标志符号而存在；迄于今日，姓氏作为血缘标志符号的意义也在淡化，在作用上正与名趋同。这是因为个人对血缘组织的依赖日益减弱。魏晋实行按门第取士的九品官人法，姓氏是标识门第出身的第一要素，自然备受重视；宋代以后，科举制经过充分发展已成为选拔人才的基本途径，个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前途主要取决于科考而不再取决于门第，姓氏的重要性亦大为下降。时至今日，乡土社会崩解殆尽，人口流动、离家谋生已成为社会常态，无论是人们对血缘组织的依赖还是血缘组织能提供给人们的依赖都接近于无，姓氏的血缘色彩自然也愈来愈淡化，正变为纯个人的符号。
综上，姓氏绝不仅仅是一种名号，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相当宏富，从姓氏入手，能让我们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察更清晰、更深入。
姓与氏作为不同级别血缘组织的名号，两者在先秦时代的区分很明显，古人有所谓“三代之上，姓氏有别”之说，就是由此得出的结论。
首先，在对始祖的追溯上，姓由于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历史悠远，世系模糊，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地追溯，每个姓只能出自想象的祖先——往往是半人半神的人物；而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晚近，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
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顾炎武《日知录·原姓》篇所云“考之于《传》（指《左传》——笔者按），二百五十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即是据此而发的议论。现今的一些姓氏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其实都是不符合先秦实际的错误称谓。周公在先秦典籍中多被提及，均无称“姬旦”者，其被称为“姬旦”，是晚至《晋书·王浑传》才有的事。大概到了晋代，人们对先秦姓氏应用规则已不甚了了，遂以后世制度相比附，此后更是以讹传讹了。
先秦时代的人既有姓又有氏。比如周公，姓“姬”，氏“周”；再如孔子，姓“子”，氏“孔”。女子亦然，著名的苏妲己，姓“己”，氏“苏”；周幽王为博其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的褒姒，姓“姒”，氏“褒”。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上古的姓氏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姓与氏合流，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此后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
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无论男女，其个人称谓都以“姓＋名”的形式出现，人们所熟知的秦王“嬴政”，刺杀嬴政的“荆轲”，为荆轲击筑送行的“高渐离”，就都是“姓＋名”的称谓形式。
再次，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同血缘，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姓子，属殷商遗族（孔子便出自这一支）；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几者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
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到今日，其间具体的姓氏有增有减，有生有灭，比如曾见于孔子门徒中的“漆彫”、“壤驷”等姓氏后世都已绝迹，而“呼延”“尉迟”等姓又在某些时代加入了姓氏大军。姓氏为一个文化整体，始终活跃于政治生活、民族关系、心理民俗等方方面面。
比如，中国历朝都有帝王赐自己的姓氏给功臣宠臣的情况，吴人俞韶为孙策所喜，赐姓为孙；西魏王杰因战功卓著，赐姓宇文氏；唐代罗艺因归顺李渊，赐姓李氏。赐姓其实是帝王用建立拟血缘关系、结成假定意义上的“同姓”的办法，对臣子进行褒奖的一种方式（对叛臣逆臣则以剥夺赐姓进行惩戒），以激励臣子效忠。姓氏在这里与金银玉帛等有形物质本质上相同，成了政治手段的一部分。
再如，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少数民族姓氏汉化和汉姓少数民族化的现象，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姓氏汉化，以北魏孝文帝改革最为著名，当时曾一次就将一百四十四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拓跋氏改姓元、独孤氏改姓刘等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其实汉姓少数民族化也不罕见，北周时期蔡、张、周等汉姓改为大利稽氏、叱罗氏、车非氏，宇文泰赐李弼姓徒河氏，赐赵贵姓乙弗氏，赐杨尚希姓普六茹氏，都是汉姓少数民族化的例证。少数民族姓氏汉化与汉姓少数民族化丰富了中国的姓氏，而姓氏在这里也成了民族融合的证据。
同时，虽然无论在功能还是用法上，我们今天的赵、钱、孙、李诸姓都与战国中期的姓氏基本一致，作为一项制度来说它两千多年没有发生大的调整，但是作为社会结构中血缘关系的镜像，姓氏的社会意义却始终在缘时变动。
比如，先秦时代因为存在大规模的血缘组织，因而产生了姓、氏两级制；然自东汉以后，尽管不少朝代重又出现了累世同居的大家族，但两级制的姓氏结构并没有重新出现。个中原因，一方面与专制国家为征发兵役、赋税而不断加强的对属民的名籍控制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郡县制确立之后，基层社会虽仍存在浓厚的血缘色彩，但全国属民的管理终究主要是通过郡县乡里的地域组织发挥作用，地域组织战胜了血缘组织，姓氏结构发生变动的基础也就消失了。
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姓氏曾经是认定一个人社会等级的最重要因素，但自宋代以后，姓氏却只作为一种血缘标志符号而存在；迄于今日，姓氏作为血缘标志符号的意义也在淡化，在作用上正与名趋同。这是因为个人对血缘组织的依赖日益减弱。魏晋实行按门第取士的九品官人法，姓氏是标识门第出身的第一要素，自然备受重视；宋代以后，科举制经过充分发展已成为选拔人才的基本途径，个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前途主要取决于科考而不再取决于门第，姓氏的重要性亦大为下降。时至今日，乡土社会崩解殆尽，人口流动、离家谋生已成为社会常态，无论是人们对血缘组织的依赖还是血缘组织能提供给人们的依赖都接近于无，姓氏的血缘色彩自然也愈来愈淡化，正变为纯个人的符号。
综上，姓氏绝不仅仅是一种名号，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相当宏富，从姓氏入手，能让我们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察更清晰、更深入。
姓与氏作为不同级别血缘组织的名号，两者在先秦时代的区分很明显，古人有所谓“三代之上，姓氏有别”之说，就是由此得出的结论。
首先，在对始祖的追溯上，姓由于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历史悠远，世系模糊，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地追溯，每个姓只能出自想象的祖先——往往是半人半神的人物；而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晚近，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
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顾炎武《日知录·原姓》篇所云“考之于《传》（指《左传》——笔者按），二百五十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即是据此而发的议论。现今的一些姓氏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其实都是不符合先秦实际的错误称谓。周公在先秦典籍中多被提及，均无称“姬旦”者，其被称为“姬旦”，是晚至《晋书·王浑传》才有的事。大概到了晋代，人们对先秦姓氏应用规则已不甚了了，遂以后世制度相比附，此后更是以讹传讹了。
先秦时代的人既有姓又有氏。比如周公，姓“姬”，氏“周”；再如孔子，姓“子”，氏“孔”。女子亦然，著名的苏妲己，姓“己”，氏“苏”；周幽王为博其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的褒姒，姓“姒”，氏“褒”。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上古的姓氏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姓与氏合流，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此后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
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无论男女，其个人称谓都以“姓＋名”的形式出现，人们所熟知的秦王“嬴政”，刺杀嬴政的“荆轲”，为荆轲击筑送行的“高渐离”，就都是“姓＋名”的称谓形式。
再次，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同血缘，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姓子，属殷商遗族（孔子便出自这一支）；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几者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
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到今日，其间具体的姓氏有增有减，有生有灭，比如曾见于孔子门徒中的“漆彫”、“壤驷”等姓氏后世都已绝迹，而“呼延”“尉迟”等姓又在某些时代加入了姓氏大军。姓氏为一个文化整体，始终活跃于政治生活、民族关系、心理民俗等方方面面。
比如，中国历朝都有帝王赐自己的姓氏给功臣宠臣的情况，吴人俞韶为孙策所喜，赐姓为孙；西魏王杰因战功卓著，赐姓宇文氏；唐代罗艺因归顺李渊，赐姓李氏。赐姓其实是帝王用建立拟血缘关系、结成假定意义上的“同姓”的办法，对臣子进行褒奖的一种方式（对叛臣逆臣则以剥夺赐姓进行惩戒），以激励臣子效忠。姓氏在这里与金银玉帛等有形物质本质上相同，成了政治手段的一部分。
再如，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少数民族姓氏汉化和汉姓少数民族化的现象，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姓氏汉化，以北魏孝文帝改革最为著名，当时曾一次就将一百四十四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拓跋氏改姓元、独孤氏改姓刘等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其实汉姓少数民族化也不罕见，北周时期蔡、张、周等汉姓改为大利稽氏、叱罗氏、车非氏，宇文泰赐李弼姓徒河氏，赐赵贵姓乙弗氏，赐杨尚希姓普六茹氏，都是汉姓少数民族化的例证。少数民族姓氏汉化与汉姓少数民族化丰富了中国的姓氏，而姓氏在这里也成了民族融合的证据。
同时，虽然无论在功能还是用法上，我们今天的赵、钱、孙、李诸姓都与战国中期的姓氏基本一致，作为一项制度来说它两千多年没有发生大的调整，但是作为社会结构中血缘关系的镜像，姓氏的社会意义却始终在缘时变动。
比如，先秦时代因为存在大规模的血缘组织，因而产生了姓、氏两级制；然自东汉以后，尽管不少朝代重又出现了累世同居的大家族，但两级制的姓氏结构并没有重新出现。个中原因，一方面与专制国家为征发兵役、赋税而不断加强的对属民的名籍控制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郡县制确立之后，基层社会虽仍存在浓厚的血缘色彩，但全国属民的管理终究主要是通过郡县乡里的地域组织发挥作用，地域组织战胜了血缘组织，姓氏结构发生变动的基础也就消失了。
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姓氏曾经是认定一个人社会等级的最重要因素，但自宋代以后，姓氏却只作为一种血缘标志符号而存在；迄于今日，姓氏作为血缘标志符号的意义也在淡化，在作用上正与名趋同。这是因为个人对血缘组织的依赖日益减弱。魏晋实行按门第取士的九品官人法，姓氏是标识门第出身的第一要素，自然备受重视；宋代以后，科举制经过充分发展已成为选拔人才的基本途径，个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前途主要取决于科考而不再取决于门第，姓氏的重要性亦大为下降。时至今日，乡土社会崩解殆尽，人口流动、离家谋生已成为社会常态，无论是人们对血缘组织的依赖还是血缘组织能提供给人们的依赖都接近于无，姓氏的血缘色彩自然也愈来愈淡化，正变为纯个人的符号。
综上，姓氏绝不仅仅是一种名号，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相当宏富，从姓氏入手，能让我们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察更清晰、更深入。
姓与氏作为不同级别血缘组织的名号，两者在先秦时代的区分很明显，古人有所谓“三代之上，姓氏有别”之说，就是由此得出的结论。
首先，在对始祖的追溯上，姓由于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历史悠远，世系模糊，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地追溯，每个姓只能出自想象的祖先——往往是半人半神的人物；而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晚近，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
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顾炎武《日知录·原姓》篇所云“考之于《传》（指《左传》——笔者按），二百五十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即是据此而发的议论。现今的一些姓氏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其实都是不符合先秦实际的错误称谓。周公在先秦典籍中多被提及，均无称“姬旦”者，其被称为“姬旦”，是晚至《晋书·王浑传》才有的事。大概到了晋代，人们对先秦姓氏应用规则已不甚了了，遂以后世制度相比附，此后更是以讹传讹了。
先秦时代的人既有姓又有氏。比如周公，姓“姬”，氏“周”；再如孔子，姓“子”，氏“孔”。女子亦然，著名的苏妲己，姓“己”，氏“苏”；周幽王为博其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的褒姒，姓“姒”，氏“褒”。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上古的姓氏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姓与氏合流，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此后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
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无论男女，其个人称谓都以“姓＋名”的形式出现，人们所熟知的秦王“嬴政”，刺杀嬴政的“荆轲”，为荆轲击筑送行的“高渐离”，就都是“姓＋名”的称谓形式。
再次，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同血缘，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姓子，属殷商遗族（孔子便出自这一支）；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几者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
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到今日，其间具体的姓氏有增有减，有生有灭，比如曾见于孔子门徒中的“漆彫”、“壤驷”等姓氏后世都已绝迹，而“呼延”“尉迟”等姓又在某些时代加入了姓氏大军。姓氏为一个文化整体，始终活跃于政治生活、民族关系、心理民俗等方方面面。
比如，中国历朝都有帝王赐自己的姓氏给功臣宠臣的情况，吴人俞韶为孙策所喜，赐姓为孙；西魏王杰因战功卓著，赐姓宇文氏；唐代罗艺因归顺李渊，赐姓李氏。赐姓其实是帝王用建立拟血缘关系、结成假定意义上的“同姓”的办法，对臣子进行褒奖的一种方式（对叛臣逆臣则以剥夺赐姓进行惩戒），以激励臣子效忠。姓氏在这里与金银玉帛等有形物质本质上相同，成了政治手段的一部分。
再如，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少数民族姓氏汉化和汉姓少数民族化的现象，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姓氏汉化，以北魏孝文帝改革最为著名，当时曾一次就将一百四十四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拓跋氏改姓元、独孤氏改姓刘等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其实汉姓少数民族化也不罕见，北周时期蔡、张、周等汉姓改为大利稽氏、叱罗氏、车非氏，宇文泰赐李弼姓徒河氏，赐赵贵姓乙弗氏，赐杨尚希姓普六茹氏，都是汉姓少数民族化的例证。少数民族姓氏汉化与汉姓少数民族化丰富了中国的姓氏，而姓氏在这里也成了民族融合的证据。
同时，虽然无论在功能还是用法上，我们今天的赵、钱、孙、李诸姓都与战国中期的姓氏基本一致，作为一项制度来说它两千多年没有发生大的调整，但是作为社会结构中血缘关系的镜像，姓氏的社会意义却始终在缘时变动。
比如，先秦时代因为存在大规模的血缘组织，因而产生了姓、氏两级制；然自东汉以后，尽管不少朝代重又出现了累世同居的大家族，但两级制的姓氏结构并没有重新出现。个中原因，一方面与专制国家为征发兵役、赋税而不断加强的对属民的名籍控制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郡县制确立之后，基层社会虽仍存在浓厚的血缘色彩，但全国属民的管理终究主要是通过郡县乡里的地域组织发挥作用，地域组织战胜了血缘组织，姓氏结构发生变动的基础也就消失了。
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姓氏曾经是认定一个人社会等级的最重要因素，但自宋代以后，姓氏却只作为一种血缘标志符号而存在；迄于今日，姓氏作为血缘标志符号的意义也在淡化，在作用上正与名趋同。这是因为个人对血缘组织的依赖日益减弱。魏晋实行按门第取士的九品官人法，姓氏是标识门第出身的第一要素，自然备受重视；宋代以后，科举制经过充分发展已成为选拔人才的基本途径，个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前途主要取决于科考而不再取决于门第，姓氏的重要性亦大为下降。时至今日，乡土社会崩解殆尽，人口流动、离家谋生已成为社会常态，无论是人们对血缘组织的依赖还是血缘组织能提供给人们的依赖都接近于无，姓氏的血缘色彩自然也愈来愈淡化，正变为纯个人的符号。
综上，姓氏绝不仅仅是一种名号，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相当宏富，从姓氏入手，能让我们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察更清晰、更深入。
姓与氏作为不同级别血缘组织的名号，两者在先秦时代的区分很明显，古人有所谓“三代之上，姓氏有别”之说，就是由此得出的结论。
首先，在对始祖的追溯上，姓由于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历史悠远，世系模糊，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地追溯，每个姓只能出自想象的祖先——往往是半人半神的人物；而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晚近，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
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顾炎武《日知录·原姓》篇所云“考之于《传》（指《左传》——笔者按），二百五十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即是据此而发的议论。现今的一些姓氏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其实都是不符合先秦实际的错误称谓。周公在先秦典籍中多被提及，均无称“姬旦”者，其被称为“姬旦”，是晚至《晋书·王浑传》才有的事。大概到了晋代，人们对先秦姓氏应用规则已不甚了了，遂以后世制度相比附，此后更是以讹传讹了。
先秦时代的人既有姓又有氏。比如周公，姓“姬”，氏“周”；再如孔子，姓“子”，氏“孔”。女子亦然，著名的苏妲己，姓“己”，氏“苏”；周幽王为博其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的褒姒，姓“姒”，氏“褒”。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上古的姓氏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姓与氏合流，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此后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
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无论男女，其个人称谓都以“姓＋名”的形式出现，人们所熟知的秦王“嬴政”，刺杀嬴政的“荆轲”，为荆轲击筑送行的“高渐离”，就都是“姓＋名”的称谓形式。
再次，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同血缘，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姓子，属殷商遗族（孔子便出自这一支）；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几者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
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到今日，其间具体的姓氏有增有减，有生有灭，比如曾见于孔子门徒中的“漆彫”、“壤驷”等姓氏后世都已绝迹，而“呼延”“尉迟”等姓又在某些时代加入了姓氏大军。姓氏为一个文化整体，始终活跃于政治生活、民族关系、心理民俗等方方面面。
比如，中国历朝都有帝王赐自己的姓氏给功臣宠臣的情况，吴人俞韶为孙策所喜，赐姓为孙；西魏王杰因战功卓著，赐姓宇文氏；唐代罗艺因归顺李渊，赐姓李氏。赐姓其实是帝王用建立拟血缘关系、结成假定意义上的“同姓”的办法，对臣子进行褒奖的一种方式（对叛臣逆臣则以剥夺赐姓进行惩戒），以激励臣子效忠。姓氏在这里与金银玉帛等有形物质本质上相同，成了政治手段的一部分。
再如，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少数民族姓氏汉化和汉姓少数民族化的现象，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姓氏汉化，以北魏孝文帝改革最为著名，当时曾一次就将一百四十四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拓跋氏改姓元、独孤氏改姓刘等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其实汉姓少数民族化也不罕见，北周时期蔡、张、周等汉姓改为大利稽氏、叱罗氏、车非氏，宇文泰赐李弼姓徒河氏，赐赵贵姓乙弗氏，赐杨尚希姓普六茹氏，都是汉姓少数民族化的例证。少数民族姓氏汉化与汉姓少数民族化丰富了中国的姓氏，而姓氏在这里也成了民族融合的证据。
同时，虽然无论在功能还是用法上，我们今天的赵、钱、孙、李诸姓都与战国中期的姓氏基本一致，作为一项制度来说它两千多年没有发生大的调整，但是作为社会结构中血缘关系的镜像，姓氏的社会意义却始终在缘时变动。
比如，先秦时代因为存在大规模的血缘组织，因而产生了姓、氏两级制；然自东汉以后，尽管不少朝代重又出现了累世同居的大家族，但两级制的姓氏结构并没有重新出现。个中原因，一方面与专制国家为征发兵役、赋税而不断加强的对属民的名籍控制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郡县制确立之后，基层社会虽仍存在浓厚的血缘色彩，但全国属民的管理终究主要是通过郡县乡里的地域组织发挥作用，地域组织战胜了血缘组织，姓氏结构发生变动的基础也就消失了。
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姓氏曾经是认定一个人社会等级的最重要因素，但自宋代以后，姓氏却只作为一种血缘标志符号而存在；迄于今日，姓氏作为血缘标志符号的意义也在淡化，在作用上正与名趋同。这是因为个人对血缘组织的依赖日益减弱。魏晋实行按门第取士的九品官人法，姓氏是标识门第出身的第一要素，自然备受重视；宋代以后，科举制经过充分发展已成为选拔人才的基本途径，个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前途主要取决于科考而不再取决于门第，姓氏的重要性亦大为下降。时至今日，乡土社会崩解殆尽，人口流动、离家谋生已成为社会常态，无论是人们对血缘组织的依赖还是血缘组织能提供给人们的依赖都接近于无，姓氏的血缘色彩自然也愈来愈淡化，正变为纯个人的符号。
综上，姓氏绝不仅仅是一种名号，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相当宏富，从姓氏入手，能让我们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察更清晰、更深入。
姓与氏作为不同级别血缘组织的名号，两者在先秦时代的区分很明显，古人有所谓“三代之上，姓氏有别”之说，就是由此得出的结论。
首先，在对始祖的追溯上，姓由于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历史悠远，世系模糊，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地追溯，每个姓只能出自想象的祖先——往往是半人半神的人物；而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晚近，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
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顾炎武《日知录·原姓》篇所云“考之于《传》（指《左传》——笔者按），二百五十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即是据此而发的议论。现今的一些姓氏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其实都是不符合先秦实际的错误称谓。周公在先秦典籍中多被提及，均无称“姬旦”者，其被称为“姬旦”，是晚至《晋书·王浑传》才有的事。大概到了晋代，人们对先秦姓氏应用规则已不甚了了，遂以后世制度相比附，此后更是以讹传讹了。
先秦时代的人既有姓又有氏。比如周公，姓“姬”，氏“周”；再如孔子，姓“子”，氏“孔”。女子亦然，著名的苏妲己，姓“己”，氏“苏”；周幽王为博其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的褒姒，姓“姒”，氏“褒”。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上古的姓氏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姓与氏合流，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此后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
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无论男女，其个人称谓都以“姓＋名”的形式出现，人们所熟知的秦王“嬴政”，刺杀嬴政的“荆轲”，为荆轲击筑送行的“高渐离”，就都是“姓＋名”的称谓形式。
再次，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同血缘，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姓子，属殷商遗族（孔子便出自这一支）；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几者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
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到今日，其间具体的姓氏有增有减，有生有灭，比如曾见于孔子门徒中的“漆彫”、“壤驷”等姓氏后世都已绝迹，而“呼延”“尉迟”等姓又在某些时代加入了姓氏大军。姓氏为一个文化整体，始终活跃于政治生活、民族关系、心理民俗等方方面面。
比如，中国历朝都有帝王赐自己的姓氏给功臣宠臣的情况，吴人俞韶为孙策所喜，赐姓为孙；西魏王杰因战功卓著，赐姓宇文氏；唐代罗艺因归顺李渊，赐姓李氏。赐姓其实是帝王用建立拟血缘关系、结成假定意义上的“同姓”的办法，对臣子进行褒奖的一种方式（对叛臣逆臣则以剥夺赐姓进行惩戒），以激励臣子效忠。姓氏在这里与金银玉帛等有形物质本质上相同，成了政治手段的一部分。
再如，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少数民族姓氏汉化和汉姓少数民族化的现象，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姓氏汉化，以北魏孝文帝改革最为著名，当时曾一次就将一百四十四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拓跋氏改姓元、独孤氏改姓刘等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其实汉姓少数民族化也不罕见，北周时期蔡、张、周等汉姓改为大利稽氏、叱罗氏、车非氏，宇文泰赐李弼姓徒河氏，赐赵贵姓乙弗氏，赐杨尚希姓普六茹氏，都是汉姓少数民族化的例证。少数民族姓氏汉化与汉姓少数民族化丰富了中国的姓氏，而姓氏在这里也成了民族融合的证据。
同时，虽然无论在功能还是用法上，我们今天的赵、钱、孙、李诸姓都与战国中期的姓氏基本一致，作为一项制度来说它两千多年没有发生大的调整，但是作为社会结构中血缘关系的镜像，姓氏的社会意义却始终在缘时变动。
比如，先秦时代因为存在大规模的血缘组织，因而产生了姓、氏两级制；然自东汉以后，尽管不少朝代重又出现了累世同居的大家族，但两级制的姓氏结构并没有重新出现。个中原因，一方面与专制国家为征发兵役、赋税而不断加强的对属民的名籍控制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郡县制确立之后，基层社会虽仍存在浓厚的血缘色彩，但全国属民的管理终究主要是通过郡县乡里的地域组织发挥作用，地域组织战胜了血缘组织，姓氏结构发生变动的基础也就消失了。
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姓氏曾经是认定一个人社会等级的最重要因素，但自宋代以后，姓氏却只作为一种血缘标志符号而存在；迄于今日，姓氏作为血缘标志符号的意义也在淡化，在作用上正与名趋同。这是因为个人对血缘组织的依赖日益减弱。魏晋实行按门第取士的九品官人法，姓氏是标识门第出身的第一要素，自然备受重视；宋代以后，科举制经过充分发展已成为选拔人才的基本途径，个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前途主要取决于科考而不再取决于门第，姓氏的重要性亦大为下降。时至今日，乡土社会崩解殆尽，人口流动、离家谋生已成为社会常态，无论是人们对血缘组织的依赖还是血缘组织能提供给人们的依赖都接近于无，姓氏的血缘色彩自然也愈来愈淡化，正变为纯个人的符号。
综上，姓氏绝不仅仅是一种名号，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相当宏富，从姓氏入手，能让我们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察更清晰、更深入。
姓与氏作为不同级别血缘组织的名号，两者在先秦时代的区分很明显，古人有所谓“三代之上，姓氏有别”之说，就是由此得出的结论。
首先，在对始祖的追溯上，姓由于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历史悠远，世系模糊，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地追溯，每个姓只能出自想象的祖先——往往是半人半神的人物；而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晚近，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
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顾炎武《日知录·原姓》篇所云“考之于《传》（指《左传》——笔者按），二百五十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即是据此而发的议论。现今的一些姓氏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其实都是不符合先秦实际的错误称谓。周公在先秦典籍中多被提及，均无称“姬旦”者，其被称为“姬旦”，是晚至《晋书·王浑传》才有的事。大概到了晋代，人们对先秦姓氏应用规则已不甚了了，遂以后世制度相比附，此后更是以讹传讹了。
先秦时代的人既有姓又有氏。比如周公，姓“姬”，氏“周”；再如孔子，姓“子”，氏“孔”。女子亦然，著名的苏妲己，姓“己”，氏“苏”；周幽王为博其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的褒姒，姓“姒”，氏“褒”。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上古的姓氏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姓与氏合流，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此后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
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无论男女，其个人称谓都以“姓＋名”的形式出现，人们所熟知的秦王“嬴政”，刺杀嬴政的“荆轲”，为荆轲击筑送行的“高渐离”，就都是“姓＋名”的称谓形式。
再次，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同血缘，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姓子，属殷商遗族（孔子便出自这一支）；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几者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
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到今日，其间具体的姓氏有增有减，有生有灭，比如曾见于孔子门徒中的“漆彫”、“壤驷”等姓氏后世都已绝迹，而“呼延”“尉迟”等姓又在某些时代加入了姓氏大军。姓氏为一个文化整体，始终活跃于政治生活、民族关系、心理民俗等方方面面。
比如，中国历朝都有帝王赐自己的姓氏给功臣宠臣的情况，吴人俞韶为孙策所喜，赐姓为孙；西魏王杰因战功卓著，赐姓宇文氏；唐代罗艺因归顺李渊，赐姓李氏。赐姓其实是帝王用建立拟血缘关系、结成假定意义上的“同姓”的办法，对臣子进行褒奖的一种方式（对叛臣逆臣则以剥夺赐姓进行惩戒），以激励臣子效忠。姓氏在这里与金银玉帛等有形物质本质上相同，成了政治手段的一部分。
再如，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少数民族姓氏汉化和汉姓少数民族化的现象，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姓氏汉化，以北魏孝文帝改革最为著名，当时曾一次就将一百四十四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拓跋氏改姓元、独孤氏改姓刘等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其实汉姓少数民族化也不罕见，北周时期蔡、张、周等汉姓改为大利稽氏、叱罗氏、车非氏，宇文泰赐李弼姓徒河氏，赐赵贵姓乙弗氏，赐杨尚希姓普六茹氏，都是汉姓少数民族化的例证。少数民族姓氏汉化与汉姓少数民族化丰富了中国的姓氏，而姓氏在这里也成了民族融合的证据。
同时，虽然无论在功能还是用法上，我们今天的赵、钱、孙、李诸姓都与战国中期的姓氏基本一致，作为一项制度来说它两千多年没有发生大的调整，但是作为社会结构中血缘关系的镜像，姓氏的社会意义却始终在缘时变动。
比如，先秦时代因为存在大规模的血缘组织，因而产生了姓、氏两级制；然自东汉以后，尽管不少朝代重又出现了累世同居的大家族，但两级制的姓氏结构并没有重新出现。个中原因，一方面与专制国家为征发兵役、赋税而不断加强的对属民的名籍控制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郡县制确立之后，基层社会虽仍存在浓厚的血缘色彩，但全国属民的管理终究主要是通过郡县乡里的地域组织发挥作用，地域组织战胜了血缘组织，姓氏结构发生变动的基础也就消失了。
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姓氏曾经是认定一个人社会等级的最重要因素，但自宋代以后，姓氏却只作为一种血缘标志符号而存在；迄于今日，姓氏作为血缘标志符号的意义也在淡化，在作用上正与名趋同。这是因为个人对血缘组织的依赖日益减弱。魏晋实行按门第取士的九品官人法，姓氏是标识门第出身的第一要素，自然备受重视；宋代以后，科举制经过充分发展已成为选拔人才的基本途径，个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前途主要取决于科考而不再取决于门第，姓氏的重要性亦大为下降。时至今日，乡土社会崩解殆尽，人口流动、离家谋生已成为社会常态，无论是人们对血缘组织的依赖还是血缘组织能提供给人们的依赖都接近于无，姓氏的血缘色彩自然也愈来愈淡化，正变为纯个人的符号。
综上，姓氏绝不仅仅是一种名号，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相当宏富，从姓氏入手，能让我们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察更清晰、更深入。
姓与氏作为不同级别血缘组织的名号，两者在先秦时代的区分很明显，古人有所谓“三代之上，姓氏有别”之说，就是由此得出的结论。
首先，在对始祖的追溯上，姓由于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历史悠远，世系模糊，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地追溯，每个姓只能出自想象的祖先——往往是半人半神的人物；而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晚近，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
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顾炎武《日知录·原姓》篇所云“考之于《传》（指《左传》——笔者按），二百五十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即是据此而发的议论。现今的一些姓氏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其实都是不符合先秦实际的错误称谓。周公在先秦典籍中多被提及，均无称“姬旦”者，其被称为“姬旦”，是晚至《晋书·王浑传》才有的事。大概到了晋代，人们对先秦姓氏应用规则已不甚了了，遂以后世制度相比附，此后更是以讹传讹了。
先秦时代的人既有姓又有氏。比如周公，姓“姬”，氏“周”；再如孔子，姓“子”，氏“孔”。女子亦然，著名的苏妲己，姓“己”，氏“苏”；周幽王为博其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的褒姒，姓“姒”，氏“褒”。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上古的姓氏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姓与氏合流，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此后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
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无论男女，其个人称谓都以“姓＋名”的形式出现，人们所熟知的秦王“嬴政”，刺杀嬴政的“荆轲”，为荆轲击筑送行的“高渐离”，就都是“姓＋名”的称谓形式。
再次，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同血缘，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姓子，属殷商遗族（孔子便出自这一支）；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几者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
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到今日，其间具体的姓氏有增有减，有生有灭，比如曾见于孔子门徒中的“漆彫”、“壤驷”等姓氏后世都已绝迹，而“呼延”“尉迟”等姓又在某些时代加入了姓氏大军。姓氏为一个文化整体，始终活跃于政治生活、民族关系、心理民俗等方方面面。
比如，中国历朝都有帝王赐自己的姓氏给功臣宠臣的情况，吴人俞韶为孙策所喜，赐姓为孙；西魏王杰因战功卓著，赐姓宇文氏；唐代罗艺因归顺李渊，赐姓李氏。赐姓其实是帝王用建立拟血缘关系、结成假定意义上的“同姓”的办法，对臣子进行褒奖的一种方式（对叛臣逆臣则以剥夺赐姓进行惩戒），以激励臣子效忠。姓氏在这里与金银玉帛等有形物质本质上相同，成了政治手段的一部分。
再如，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少数民族姓氏汉化和汉姓少数民族化的现象，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姓氏汉化，以北魏孝文帝改革最为著名，当时曾一次就将一百四十四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拓跋氏改姓元、独孤氏改姓刘等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其实汉姓少数民族化也不罕见，北周时期蔡、张、周等汉姓改为大利稽氏、叱罗氏、车非氏，宇文泰赐李弼姓徒河氏，赐赵贵姓乙弗氏，赐杨尚希姓普六茹氏，都是汉姓少数民族化的例证。少数民族姓氏汉化与汉姓少数民族化丰富了中国的姓氏，而姓氏在这里也成了民族融合的证据。
同时，虽然无论在功能还是用法上，我们今天的赵、钱、孙、李诸姓都与战国中期的姓氏基本一致，作为一项制度来说它两千多年没有发生大的调整，但是作为社会结构中血缘关系的镜像，姓氏的社会意义却始终在缘时变动。
比如，先秦时代因为存在大规模的血缘组织，因而产生了姓、氏两级制；然自东汉以后，尽管不少朝代重又出现了累世同居的大家族，但两级制的姓氏结构并没有重新出现。个中原因，一方面与专制国家为征发兵役、赋税而不断加强的对属民的名籍控制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郡县制确立之后，基层社会虽仍存在浓厚的血缘色彩，但全国属民的管理终究主要是通过郡县乡里的地域组织发挥作用，地域组织战胜了血缘组织，姓氏结构发生变动的基础也就消失了。
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姓氏曾经是认定一个人社会等级的最重要因素，但自宋代以后，姓氏却只作为一种血缘标志符号而存在；迄于今日，姓氏作为血缘标志符号的意义也在淡化，在作用上正与名趋同。这是因为个人对血缘组织的依赖日益减弱。魏晋实行按门第取士的九品官人法，姓氏是标识门第出身的第一要素，自然备受重视；宋代以后，科举制经过充分发展已成为选拔人才的基本途径，个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前途主要取决于科考而不再取决于门第，姓氏的重要性亦大为下降。时至今日，乡土社会崩解殆尽，人口流动、离家谋生已成为社会常态，无论是人们对血缘组织的依赖还是血缘组织能提供给人们的依赖都接近于无，姓氏的血缘色彩自然也愈来愈淡化，正变为纯个人的符号。
综上，姓氏绝不仅仅是一种名号，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相当宏富，从姓氏入手，能让我们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察更清晰、更深入。
姓与氏作为不同级别血缘组织的名号，两者在先秦时代的区分很明显，古人有所谓“三代之上，姓氏有别”之说，就是由此得出的结论。
首先，在对始祖的追溯上，姓由于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历史悠远，世系模糊，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地追溯，每个姓只能出自想象的祖先——往往是半人半神的人物；而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晚近，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
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顾炎武《日知录·原姓》篇所云“考之于《传》（指《左传》——笔者按），二百五十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即是据此而发的议论。现今的一些姓氏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其实都是不符合先秦实际的错误称谓。周公在先秦典籍中多被提及，均无称“姬旦”者，其被称为“姬旦”，是晚至《晋书·王浑传》才有的事。大概到了晋代，人们对先秦姓氏应用规则已不甚了了，遂以后世制度相比附，此后更是以讹传讹了。
先秦时代的人既有姓又有氏。比如周公，姓“姬”，氏“周”；再如孔子，姓“子”，氏“孔”。女子亦然，著名的苏妲己，姓“己”，氏“苏”；周幽王为博其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的褒姒，姓“姒”，氏“褒”。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上古的姓氏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姓与氏合流，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此后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
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无论男女，其个人称谓都以“姓＋名”的形式出现，人们所熟知的秦王“嬴政”，刺杀嬴政的“荆轲”，为荆轲击筑送行的“高渐离”，就都是“姓＋名”的称谓形式。
再次，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同血缘，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姓子，属殷商遗族（孔子便出自这一支）；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几者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
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到今日，其间具体的姓氏有增有减，有生有灭，比如曾见于孔子门徒中的“漆彫”、“壤驷”等姓氏后世都已绝迹，而“呼延”“尉迟”等姓又在某些时代加入了姓氏大军。姓氏为一个文化整体，始终活跃于政治生活、民族关系、心理民俗等方方面面。
比如，中国历朝都有帝王赐自己的姓氏给功臣宠臣的情况，吴人俞韶为孙策所喜，赐姓为孙；西魏王杰因战功卓著，赐姓宇文氏；唐代罗艺因归顺李渊，赐姓李氏。赐姓其实是帝王用建立拟血缘关系、结成假定意义上的“同姓”的办法，对臣子进行褒奖的一种方式（对叛臣逆臣则以剥夺赐姓进行惩戒），以激励臣子效忠。姓氏在这里与金银玉帛等有形物质本质上相同，成了政治手段的一部分。
再如，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少数民族姓氏汉化和汉姓少数民族化的现象，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姓氏汉化，以北魏孝文帝改革最为著名，当时曾一次就将一百四十四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拓跋氏改姓元、独孤氏改姓刘等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其实汉姓少数民族化也不罕见，北周时期蔡、张、周等汉姓改为大利稽氏、叱罗氏、车非氏，宇文泰赐李弼姓徒河氏，赐赵贵姓乙弗氏，赐杨尚希姓普六茹氏，都是汉姓少数民族化的例证。少数民族姓氏汉化与汉姓少数民族化丰富了中国的姓氏，而姓氏在这里也成了民族融合的证据。
同时，虽然无论在功能还是用法上，我们今天的赵、钱、孙、李诸姓都与战国中期的姓氏基本一致，作为一项制度来说它两千多年没有发生大的调整，但是作为社会结构中血缘关系的镜像，姓氏的社会意义却始终在缘时变动。
比如，先秦时代因为存在大规模的血缘组织，因而产生了姓、氏两级制；然自东汉以后，尽管不少朝代重又出现了累世同居的大家族，但两级制的姓氏结构并没有重新出现。个中原因，一方面与专制国家为征发兵役、赋税而不断加强的对属民的名籍控制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郡县制确立之后，基层社会虽仍存在浓厚的血缘色彩，但全国属民的管理终究主要是通过郡县乡里的地域组织发挥作用，地域组织战胜了血缘组织，姓氏结构发生变动的基础也就消失了。
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姓氏曾经是认定一个人社会等级的最重要因素，但自宋代以后，姓氏却只作为一种血缘标志符号而存在；迄于今日，姓氏作为血缘标志符号的意义也在淡化，在作用上正与名趋同。这是因为个人对血缘组织的依赖日益减弱。魏晋实行按门第取士的九品官人法，姓氏是标识门第出身的第一要素，自然备受重视；宋代以后，科举制经过充分发展已成为选拔人才的基本途径，个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前途主要取决于科考而不再取决于门第，姓氏的重要性亦大为下降。时至今日，乡土社会崩解殆尽，人口流动、离家谋生已成为社会常态，无论是人们对血缘组织的依赖还是血缘组织能提供给人们的依赖都接近于无，姓氏的血缘色彩自然也愈来愈淡化，正变为纯个人的符号。
综上，姓氏绝不仅仅是一种名号，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相当宏富，从姓氏入手，能让我们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察更清晰、更深入。姓与氏作为不同级别血缘组织的名号，两者在先秦时代的区分很明显，古人有所谓“三代之上，姓氏有别”之说，就是由此得出的结论。
首先，在对始祖的追溯上，姓由于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历史悠远，世系模糊，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地追溯，每个姓只能出自想象的祖先——往往是半人半神的人物；而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晚近，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
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顾炎武《日知录·原姓》篇所云“考之于《传》（指《左传》——笔者按），二百五十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即是据此而发的议论。现今的一些姓氏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其实都是不符合先秦实际的错误称谓。周公在先秦典籍中多被提及，均无称“姬旦”者，其被称为“姬旦”，是晚至《晋书·王浑传》才有的事。大概到了晋代，人们对先秦姓氏应用规则已不甚了了，遂以后世制度相比附，此后更是以讹传讹了。
先秦时代的人既有姓又有氏。比如周公，姓“姬”，氏“周”；再如孔子，姓“子”，氏“孔”。女子亦然，著名的苏妲己，姓“己”，氏“苏”；周幽王为博其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的褒姒，姓“姒”，氏“褒”。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上古的姓氏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姓与氏合流，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此后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
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无论男女，其个人称谓都以“姓＋名”的形式出现，人们所熟知的秦王“嬴政”，刺杀嬴政的“荆轲”，为荆轲击筑送行的“高渐离”，就都是“姓＋名”的称谓形式。
再次，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同血缘，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姓子，属殷商遗族（孔子便出自这一支）；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几者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
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到今日，其间具体的姓氏有增有减，有生有灭，比如曾见于孔子门徒中的“漆彫”、“壤驷”等姓氏后世都已绝迹，而“呼延”“尉迟”等姓又在某些时代加入了姓氏大军。姓氏为一个文化整体，始终活跃于政治生活、民族关系、心理民俗等方方面面。
比如，中国历朝都有帝王赐自己的姓氏给功臣宠臣的情况，吴人俞韶为孙策所喜，赐姓为孙；西魏王杰因战功卓著，赐姓宇文氏；唐代罗艺因归顺李渊，赐姓李氏。赐姓其实是帝王用建立拟血缘关系、结成假定意义上的“同姓”的办法，对臣子进行褒奖的一种方式（对叛臣逆臣则以剥夺赐姓进行惩戒），以激励臣子效忠。姓氏在这里与金银玉帛等有形物质本质上相同，成了政治手段的一部分。
再如，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少数民族姓氏汉化和汉姓少数民族化的现象，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姓氏汉化，以北魏孝文帝改革最为著名，当时曾一次就将一百四十四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拓跋氏改姓元、独孤氏改姓刘等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其实汉姓少数民族化也不罕见，北周时期蔡、张、周等汉姓改为大利稽氏、叱罗氏、车非氏，宇文泰赐李弼姓徒河氏，赐赵贵姓乙弗氏，赐杨尚希姓普六茹氏，都是汉姓少数民族化的例证。少数民族姓氏汉化与汉姓少数民族化丰富了中国的姓氏，而姓氏在这里也成了民族融合的证据。
同时，虽然无论在功能还是用法上，我们今天的赵、钱、孙、李诸姓都与战国中期的姓氏基本一致，作为一项制度来说它两千多年没有发生大的调整，但是作为社会结构中血缘关系的镜像，姓氏的社会意义却始终在缘时变动。
比如，先秦时代因为存在大规模的血缘组织，因而产生了姓、氏两级制；然自东汉以后，尽管不少朝代重又出现了累世同居的大家族，但两级制的姓氏结构并没有重新出现。个中原因，一方面与专制国家为征发兵役、赋税而不断加强的对属民的名籍控制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郡县制确立之后，基层社会虽仍存在浓厚的血缘色彩，但全国属民的管理终究主要是通过郡县乡里的地域组织发挥作用，地域组织战胜了血缘组织，姓氏结构发生变动的基础也就消失了。
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姓氏曾经是认定一个人社会等级的最重要因素，但自宋代以后，姓氏却只作为一种血缘标志符号而存在；迄于今日，姓氏作为血缘标志符号的意义也在淡化，在作用上正与名趋同。这是因为个人对血缘组织的依赖日益减弱。魏晋实行按门第取士的九品官人法，姓氏是标识门第出身的第一要素，自然备受重视；宋代以后，科举制经过充分发展已成为选拔人才的基本途径，个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前途主要取决于科考而不再取决于门第，姓氏的重要性亦大为下降。时至今日，乡土社会崩解殆尽，人口流动、离家谋生已成为社会常态，无论是人们对血缘组织的依赖还是血缘组织能提供给人们的依赖都接近于无，姓氏的血缘色彩自然也愈来愈淡化，正变为纯个人的符号。
综上，姓氏绝不仅仅是一种名号，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相当宏富，从姓氏入手，能让我们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察更清晰、更深入。
姓与氏作为不同级别血缘组织的名号，两者在先秦时代的区分很明显，古人有所谓“三代之上，姓氏有别”之说，就是由此得出的结论。
首先，在对始祖的追溯上，姓由于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历史悠远，世系模糊，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地追溯，每个姓只能出自想象的祖先——往往是半人半神的人物；而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晚近，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
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顾炎武《日知录·原姓》篇所云“考之于《传》（指《左传》——笔者按），二百五十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即是据此而发的议论。现今的一些姓氏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其实都是不符合先秦实际的错误称谓。周公在先秦典籍中多被提及，均无称“姬旦”者，其被称为“姬旦”，是晚至《晋书·王浑传》才有的事。大概到了晋代，人们对先秦姓氏应用规则已不甚了了，遂以后世制度相比附，此后更是以讹传讹了。
先秦时代的人既有姓又有氏。比如周公，姓“姬”，氏“周”；再如孔子，姓“子”，氏“孔”。女子亦然，著名的苏妲己，姓“己”，氏“苏”；周幽王为博其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的褒姒，姓“姒”，氏“褒”。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上古的姓氏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姓与氏合流，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此后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
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无论男女，其个人称谓都以“姓＋名”的形式出现，人们所熟知的秦王“嬴政”，刺杀嬴政的“荆轲”，为荆轲击筑送行的“高渐离”，就都是“姓＋名”的称谓形式。
再次，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同血缘，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姓子，属殷商遗族（孔子便出自这一支）；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几者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
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到今日，其间具体的姓氏有增有减，有生有灭，比如曾见于孔子门徒中的“漆彫”、“壤驷”等姓氏后世都已绝迹，而“呼延”“尉迟”等姓又在某些时代加入了姓氏大军。姓氏为一个文化整体，始终活跃于政治生活、民族关系、心理民俗等方方面面。
比如，中国历朝都有帝王赐自己的姓氏给功臣宠臣的情况，吴人俞韶为孙策所喜，赐姓为孙；西魏王杰因战功卓著，赐姓宇文氏；唐代罗艺因归顺李渊，赐姓李氏。赐姓其实是帝王用建立拟血缘关系、结成假定意义上的“同姓”的办法，对臣子进行褒奖的一种方式（对叛臣逆臣则以剥夺赐姓进行惩戒），以激励臣子效忠。姓氏在这里与金银玉帛等有形物质本质上相同，成了政治手段的一部分。
再如，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少数民族姓氏汉化和汉姓少数民族化的现象，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姓氏汉化，以北魏孝文帝改革最为著名，当时曾一次就将一百四十四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拓跋氏改姓元、独孤氏改姓刘等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其实汉姓少数民族化也不罕见，北周时期蔡、张、周等汉姓改为大利稽氏、叱罗氏、车非氏，宇文泰赐李弼姓徒河氏，赐赵贵姓乙弗氏，赐杨尚希姓普六茹氏，都是汉姓少数民族化的例证。少数民族姓氏汉化与汉姓少数民族化丰富了中国的姓氏，而姓氏在这里也成了民族融合的证据。
同时，虽然无论在功能还是用法上，我们今天的赵、钱、孙、李诸姓都与战国中期的姓氏基本一致，作为一项制度来说它两千多年没有发生大的调整，但是作为社会结构中血缘关系的镜像，姓氏的社会意义却始终在缘时变动。
比如，先秦时代因为存在大规模的血缘组织，因而产生了姓、氏两级制；然自东汉以后，尽管不少朝代重又出现了累世同居的大家族，但两级制的姓氏结构并没有重新出现。个中原因，一方面与专制国家为征发兵役、赋税而不断加强的对属民的名籍控制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郡县制确立之后，基层社会虽仍存在浓厚的血缘色彩，但全国属民的管理终究主要是通过郡县乡里的地域组织发挥作用，地域组织战胜了血缘组织，姓氏结构发生变动的基础也就消失了。
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姓氏曾经是认定一个人社会等级的最重要因素，但自宋代以后，姓氏却只作为一种血缘标志符号而存在；迄于今日，姓氏作为血缘标志符号的意义也在淡化，在作用上正与名趋同。这是因为个人对血缘组织的依赖日益减弱。魏晋实行按门第取士的九品官人法，姓氏是标识门第出身的第一要素，自然备受重视；宋代以后，科举制经过充分发展已成为选拔人才的基本途径，个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前途主要取决于科考而不再取决于门第，姓氏的重要性亦大为下降。时至今日，乡土社会崩解殆尽，人口流动、离家谋生已成为社会常态，无论是人们对血缘组织的依赖还是血缘组织能提供给人们的依赖都接近于无，姓氏的血缘色彩自然也愈来愈淡化，正变为纯个人的符号。
综上，姓氏绝不仅仅是一种名号，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相当宏富，从姓氏入手，能让我们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察更清晰、更深入。
姓与氏作为不同级别血缘组织的名号，两者在先秦时代的区分很明显，古人有所谓“三代之上，姓氏有别”之说，就是由此得出的结论。
首先，在对始祖的追溯上，姓由于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历史悠远，世系模糊，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地追溯，每个姓只能出自想象的祖先——往往是半人半神的人物；而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晚近，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
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顾炎武《日知录·原姓》篇所云“考之于《传》（指《左传》——笔者按），二百五十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即是据此而发的议论。现今的一些姓氏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其实都是不符合先秦实际的错误称谓。周公在先秦典籍中多被提及，均无称“姬旦”者，其被称为“姬旦”，是晚至《晋书·王浑传》才有的事。大概到了晋代，人们对先秦姓氏应用规则已不甚了了，遂以后世制度相比附，此后更是以讹传讹了。
先秦时代的人既有姓又有氏。比如周公，姓“姬”，氏“周”；再如孔子，姓“子”，氏“孔”。女子亦然，著名的苏妲己，姓“己”，氏“苏”；周幽王为博其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的褒姒，姓“姒”，氏“褒”。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上古的姓氏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姓与氏合流，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此后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
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无论男女，其个人称谓都以“姓＋名”的形式出现，人们所熟知的秦王“嬴政”，刺杀嬴政的“荆轲”，为荆轲击筑送行的“高渐离”，就都是“姓＋名”的称谓形式。
再次，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同血缘，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姓子，属殷商遗族（孔子便出自这一支）；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几者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
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到今日，其间具体的姓氏有增有减，有生有灭，比如曾见于孔子门徒中的“漆彫”、“壤驷”等姓氏后世都已绝迹，而“呼延”“尉迟”等姓又在某些时代加入了姓氏大军。姓氏为一个文化整体，始终活跃于政治生活、民族关系、心理民俗等方方面面。
比如，中国历朝都有帝王赐自己的姓氏给功臣宠臣的情况，吴人俞韶为孙策所喜，赐姓为孙；西魏王杰因战功卓著，赐姓宇文氏；唐代罗艺因归顺李渊，赐姓李氏。赐姓其实是帝王用建立拟血缘关系、结成假定意义上的“同姓”的办法，对臣子进行褒奖的一种方式（对叛臣逆臣则以剥夺赐姓进行惩戒），以激励臣子效忠。姓氏在这里与金银玉帛等有形物质本质上相同，成了政治手段的一部分。
再如，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少数民族姓氏汉化和汉姓少数民族化的现象，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姓氏汉化，以北魏孝文帝改革最为著名，当时曾一次就将一百四十四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拓跋氏改姓元、独孤氏改姓刘等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其实汉姓少数民族化也不罕见，北周时期蔡、张、周等汉姓改为大利稽氏、叱罗氏、车非氏，宇文泰赐李弼姓徒河氏，赐赵贵姓乙弗氏，赐杨尚希姓普六茹氏，都是汉姓少数民族化的例证。少数民族姓氏汉化与汉姓少数民族化丰富了中国的姓氏，而姓氏在这里也成了民族融合的证据。
同时，虽然无论在功能还是用法上，我们今天的赵、钱、孙、李诸姓都与战国中期的姓氏基本一致，作为一项制度来说它两千多年没有发生大的调整，但是作为社会结构中血缘关系的镜像，姓氏的社会意义却始终在缘时变动。
比如，先秦时代因为存在大规模的血缘组织，因而产生了姓、氏两级制；然自东汉以后，尽管不少朝代重又出现了累世同居的大家族，但两级制的姓氏结构并没有重新出现。个中原因，一方面与专制国家为征发兵役、赋税而不断加强的对属民的名籍控制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郡县制确立之后，基层社会虽仍存在浓厚的血缘色彩，但全国属民的管理终究主要是通过郡县乡里的地域组织发挥作用，地域组织战胜了血缘组织，姓氏结构发生变动的基础也就消失了。
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姓氏曾经是认定一个人社会等级的最重要因素，但自宋代以后，姓氏却只作为一种血缘标志符号而存在；迄于今日，姓氏作为血缘标志符号的意义也在淡化，在作用上正与名趋同。这是因为个人对血缘组织的依赖日益减弱。魏晋实行按门第取士的九品官人法，姓氏是标识门第出身的第一要素，自然备受重视；宋代以后，科举制经过充分发展已成为选拔人才的基本途径，个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前途主要取决于科考而不再取决于门第，姓氏的重要性亦大为下降。时至今日，乡土社会崩解殆尽，人口流动、离家谋生已成为社会常态，无论是人们对血缘组织的依赖还是血缘组织能提供给人们的依赖都接近于无，姓氏的血缘色彩自然也愈来愈淡化，正变为纯个人的符号。
综上，姓氏绝不仅仅是一种名号，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相当宏富，从姓氏入手，能让我们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察更清晰、更深入。
姓与氏作为不同级别血缘组织的名号，两者在先秦时代的区分很明显，古人有所谓“三代之上，姓氏有别”之说，就是由此得出的结论。
首先，在对始祖的追溯上，姓由于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历史悠远，世系模糊，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地追溯，每个姓只能出自想象的祖先——往往是半人半神的人物；而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晚近，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
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顾炎武《日知录·原姓》篇所云“考之于《传》（指《左传》——笔者按），二百五十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即是据此而发的议论。现今的一些姓氏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其实都是不符合先秦实际的错误称谓。周公在先秦典籍中多被提及，均无称“姬旦”者，其被称为“姬旦”，是晚至《晋书·王浑传》才有的事。大概到了晋代，人们对先秦姓氏应用规则已不甚了了，遂以后世制度相比附，此后更是以讹传讹了。
先秦时代的人既有姓又有氏。比如周公，姓“姬”，氏“周”；再如孔子，姓“子”，氏“孔”。女子亦然，著名的苏妲己，姓“己”，氏“苏”；周幽王为博其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的褒姒，姓“姒”，氏“褒”。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上古的姓氏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姓与氏合流，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此后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
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无论男女，其个人称谓都以“姓＋名”的形式出现，人们所熟知的秦王“嬴政”，刺杀嬴政的“荆轲”，为荆轲击筑送行的“高渐离”，就都是“姓＋名”的称谓形式。
再次，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同血缘，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姓子，属殷商遗族（孔子便出自这一支）；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几者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
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到今日，其间具体的姓氏有增有减，有生有灭，比如曾见于孔子门徒中的“漆彫”、“壤驷”等姓氏后世都已绝迹，而“呼延”“尉迟”等姓又在某些时代加入了姓氏大军。姓氏为一个文化整体，始终活跃于政治生活、民族关系、心理民俗等方方面面。
比如，中国历朝都有帝王赐自己的姓氏给功臣宠臣的情况，吴人俞韶为孙策所喜，赐姓为孙；西魏王杰因战功卓著，赐姓宇文氏；唐代罗艺因归顺李渊，赐姓李氏。赐姓其实是帝王用建立拟血缘关系、结成假定意义上的“同姓”的办法，对臣子进行褒奖的一种方式（对叛臣逆臣则以剥夺赐姓进行惩戒），以激励臣子效忠。姓氏在这里与金银玉帛等有形物质本质上相同，成了政治手段的一部分。
再如，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少数民族姓氏汉化和汉姓少数民族化的现象，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姓氏汉化，以北魏孝文帝改革最为著名，当时曾一次就将一百四十四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拓跋氏改姓元、独孤氏改姓刘等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其实汉姓少数民族化也不罕见，北周时期蔡、张、周等汉姓改为大利稽氏、叱罗氏、车非氏，宇文泰赐李弼姓徒河氏，赐赵贵姓乙弗氏，赐杨尚希姓普六茹氏，都是汉姓少数民族化的例证。少数民族姓氏汉化与汉姓少数民族化丰富了中国的姓氏，而姓氏在这里也成了民族融合的证据。
同时，虽然无论在功能还是用法上，我们今天的赵、钱、孙、李诸姓都与战国中期的姓氏基本一致，作为一项制度来说它两千多年没有发生大的调整，但是作为社会结构中血缘关系的镜像，姓氏的社会意义却始终在缘时变动。
比如，先秦时代因为存在大规模的血缘组织，因而产生了姓、氏两级制；然自东汉以后，尽管不少朝代重又出现了累世同居的大家族，但两级制的姓氏结构并没有重新出现。个中原因，一方面与专制国家为征发兵役、赋税而不断加强的对属民的名籍控制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郡县制确立之后，基层社会虽仍存在浓厚的血缘色彩，但全国属民的管理终究主要是通过郡县乡里的地域组织发挥作用，地域组织战胜了血缘组织，姓氏结构发生变动的基础也就消失了。
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姓氏曾经是认定一个人社会等级的最重要因素，但自宋代以后，姓氏却只作为一种血缘标志符号而存在；迄于今日，姓氏作为血缘标志符号的意义也在淡化，在作用上正与名趋同。这是因为个人对血缘组织的依赖日益减弱。魏晋实行按门第取士的九品官人法，姓氏是标识门第出身的第一要素，自然备受重视；宋代以后，科举制经过充分发展已成为选拔人才的基本途径，个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前途主要取决于科考而不再取决于门第，姓氏的重要性亦大为下降。时至今日，乡土社会崩解殆尽，人口流动、离家谋生已成为社会常态，无论是人们对血缘组织的依赖还是血缘组织能提供给人们的依赖都接近于无，姓氏的血缘色彩自然也愈来愈淡化，正变为纯个人的符号。w0g4.com/DJD| j0za.com/ATI| j0za.com/UNJ| j0za.com/CER| j0za.com/QNL| j0za.com/EHX| j0za.com/ABB| j0za.com/FOI| j0za.com/PDR| j0za.com/FTG| j0za.com/WPI| j0za.com/AUD| j0za.com/HSW| j0za.com/ORD| j0za.com/SYP|
综上，姓氏绝不仅仅是一种名号，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相当宏富，从姓氏入手，能让我们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察更清晰、更深入。
姓与氏作为不同级别血缘组织的名号，两者在先秦时代的区分很明显，古人有所谓“三代之上，姓氏有别”之说，就是由此得出的结论。
首先，在对始祖的追溯上，姓由于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历史悠远，世系模糊，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地追溯，每个姓只能出自想象的祖先——往往是半人半神的人物；而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晚近，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
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顾炎武《日知录·原姓》篇所云“考之于《传》（指《左传》——笔者按），二百五十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即是据此而发的议论。现今的一些姓氏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其实都是不符合先秦实际的错误称谓。周公在先秦典籍中多被提及，均无称“姬旦”者，其被称为“姬旦”，是晚至《晋书·王浑传》才有的事。大概到了晋代，人们对先秦姓氏应用规则已不甚了了，遂以后世制度相比附，此后更是以讹传讹了。
先秦时代的人既有姓又有氏。比如周公，姓“姬”，氏“周”；再如孔子，姓“子”，氏“孔”。女子亦然，著名的苏妲己，姓“己”，氏“苏”；周幽王为博其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的褒姒，姓“姒”，氏“褒”。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上古的姓氏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姓与氏合流，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此后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
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无论男女，其个人称谓都以“姓＋名”的形式出现，人们所熟知的秦王“嬴政”，刺杀嬴政的“荆轲”，为荆轲击筑送行的“高渐离”，就都是“姓＋名”的称谓形式。
再次，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同血缘，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姓子，属殷商遗族（孔子便出自这一支）；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几者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
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到今日，其间具体的姓氏有增有减，有生有灭，比如曾见于孔子门徒中的“漆彫”、“壤驷”等姓氏后世都已绝迹，而“呼延”“尉迟”等姓又在某些时代加入了姓氏大军。姓氏为一个文化整体，始终活跃于政治生活、民族关系、心理民俗等方方面面。
比如，中国历朝都有帝王赐自己的姓氏给功臣宠臣的情况，吴人俞韶为孙策所喜，赐姓为孙；西魏王杰因战功卓著，赐姓宇文氏；唐代罗艺因归顺李渊，赐姓李氏。赐姓其实是帝王用建立拟血缘关系、结成假定意义上的“同姓”的办法，对臣子进行褒奖的一种方式（对叛臣逆臣则以剥夺赐姓进行惩戒），以激励臣子效忠。姓氏在这里与金银玉帛等有形物质本质上相同，成了政治手段的一部分。
再如，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少数民族姓氏汉化和汉姓少数民族化的现象，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姓氏汉化，以北魏孝文帝改革最为著名，当时曾一次就将一百四十四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拓跋氏改姓元、独孤氏改姓刘等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其实汉姓少数民族化也不罕见，北周时期蔡、张、周等汉姓改为大利稽氏、叱罗氏、车非氏，宇文泰赐李弼姓徒河氏，赐赵贵姓乙弗氏，赐杨尚希姓普六茹氏，都是汉姓少数民族化的例证。少数民族姓氏汉化与汉姓少数民族化丰富了中国的姓氏，而姓氏在这里也成了民族融合的证据。
同时，虽然无论在功能还是用法上，我们今天的赵、钱、孙、李诸姓都与战国中期的姓氏基本一致，作为一项制度来说它两千多年没有发生大的调整，但是作为社会结构中血缘关系的镜像，姓氏的社会意义却始终在缘时变动。
比如，先秦时代因为存在大规模的血缘组织，因而产生了姓、氏两级制；然自东汉以后，尽管不少朝代重又出现了累世同居的大家族，但两级制的姓氏结构并没有重新出现。个中原因，一方面与专制国家为征发兵役、赋税而不断加强的对属民的名籍控制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郡县制确立之后，基层社会虽仍存在浓厚的血缘色彩，但全国属民的管理终究主要是通过郡县乡里的地域组织发挥作用，地域组织战胜了血缘组织，姓氏结构发生变动的基础也就消失了。
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姓氏曾经是认定一个人社会等级的最重要因素，但自宋代以后，姓氏却只作为一种血缘标志符号而存在；迄于今日，姓氏作为血缘标志符号的意义也在淡化，在作用上正与名趋同。这是因为个人对血缘组织的依赖日益减弱。魏晋实行按门第取士的九品官人法，姓氏是标识门第出身的第一要素，自然备受重视；宋代以后，科举制经过充分发展已成为选拔人才的基本途径，个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前途主要取决于科考而不再取决于门第，姓氏的重要性亦大为下降。时至今日，乡土社会崩解殆尽，人口流动、离家谋生已成为社会常态，无论是人们对血缘组织的依赖还是血缘组织能提供给人们的依赖都接近于无，姓氏的血缘色彩自然也愈来愈淡化，正变为纯个人的符号。
综上，姓氏绝不仅仅是一种名号，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相当宏富，从姓氏入手，能让我们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察更清晰、更深入。
姓与氏作为不同级别血缘组织的名号，两者在先秦时代的区分很明显，古人有所谓“三代之上，姓氏有别”之说，就是由此得出的结论。
首先，在对始祖的追溯上，姓由于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历史悠远，世系模糊，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地追溯，每个姓只能出自想象的祖先——往往是半人半神的人物；而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晚近，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
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顾炎武《日知录·原姓》篇所云“考之于《传》（指《左传》——笔者按），二百五十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即是据此而发的议论。现今的一些姓氏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其实都是不符合先秦实际的错误称谓。周公在先秦典籍中多被提及，均无称“姬旦”者，其被称为“姬旦”，是晚至《晋书·王浑传》才有的事。大概到了晋代，人们对先秦姓氏应用规则已不甚了了，遂以后世制度相比附，此后更是以讹传讹了。
先秦时代的人既有姓又有氏。比如周公，姓“姬”，氏“周”；再如孔子，姓“子”，氏“孔”。女子亦然，著名的苏妲己，姓“己”，氏“苏”；周幽王为博其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的褒姒，姓“姒”，氏“褒”。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上古的姓氏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姓与氏合流，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此后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
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无论男女，其个人称谓都以“姓＋名”的形式出现，人们所熟知的秦王“嬴政”，刺杀嬴政的“荆轲”，为荆轲击筑送行的“高渐离”，就都是“姓＋名”的称谓形式。
再次，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同血缘，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姓子，属殷商遗族（孔子便出自这一支）；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几者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
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到今日，其间具体的姓氏有增有减，有生有灭，比如曾见于孔子门徒中的“漆彫”、“壤驷”等姓氏后世都已绝迹，而“呼延”“尉迟”等姓又在某些时代加入了姓氏大军。姓氏为一个文化整体，始终活跃于政治生活、民族关系、心理民俗等方方面面。
比如，中国历朝都有帝王赐自己的姓氏给功臣宠臣的情况，吴人俞韶为孙策所喜，赐姓为孙；西魏王杰因战功卓著，赐姓宇文氏；唐代罗艺因归顺李渊，赐姓李氏。赐姓其实是帝王用建立拟血缘关系、结成假定意义上的“同姓”的办法，对臣子进行褒奖的一种方式（对叛臣逆臣则以剥夺赐姓进行惩戒），以激励臣子效忠。姓氏在这里与金银玉帛等有形物质本质上相同，成了政治手段的一部分。
再如，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少数民族姓氏汉化和汉姓少数民族化的现象，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姓氏汉化，以北魏孝文帝改革最为著名，当时曾一次就将一百四十四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拓跋氏改姓元、独孤氏改姓刘等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其实汉姓少数民族化也不罕见，北周时期蔡、张、周等汉姓改为大利稽氏、叱罗氏、车非氏，宇文泰赐李弼姓徒河氏，赐赵贵姓乙弗氏，赐杨尚希姓普六茹氏，都是汉姓少数民族化的例证。少数民族姓氏汉化与汉姓少数民族化丰富了中国的姓氏，而姓氏在这里也成了民族融合的证据。
同时，虽然无论在功能还是用法上，我们今天的赵、钱、孙、李诸姓都与战国中期的姓氏基本一致，作为一项制度来说它两千多年没有发生大的调整，但是作为社会结构中血缘关系的镜像，姓氏的社会意义却始终在缘时变动。
比如，先秦时代因为存在大规模的血缘组织，因而产生了姓、氏两级制；然自东汉以后，尽管不少朝代重又出现了累世同居的大家族，但两级制的姓氏结构并没有重新出现。个中原因，一方面与专制国家为征发兵役、赋税而不断加强的对属民的名籍控制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郡县制确立之后，基层社会虽仍存在浓厚的血缘色彩，但全国属民的管理终究主要是通过郡县乡里的地域组织发挥作用，地域组织战胜了血缘组织，姓氏结构发生变动的基础也就消失了。
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姓氏曾经是认定一个人社会等级的最重要因素，但自宋代以后，姓氏却只作为一种血缘标志符号而存在；迄于今日，姓氏作为血缘标志符号的意义也在淡化，在作用上正与名趋同。这是因为个人对血缘组织的依赖日益减弱。魏晋实行按门第取士的九品官人法，姓氏是标识门第出身的第一要素，自然备受重视；宋代以后，科举制经过充分发展已成为选拔人才的基本途径，个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前途主要取决于科考而不再取决于门第，姓氏的重要性亦大为下降。时至今日，乡土社会崩解殆尽，人口流动、离家谋生已成为社会常态，无论是人们对血缘组织的依赖还是血缘组织能提供给人们的依赖都接近于无，姓氏的血缘色彩自然也愈来愈淡化，正变为纯个人的符号。
综上，姓氏绝不仅仅是一种名号，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相当宏富，从姓氏入手，能让我们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察更清晰、更深入。
姓与氏作为不同级别血缘组织的名号，两者在先秦时代的区分很明显，古人有所谓“三代之上，姓氏有别”之说，就是由此得出的结论。
首先，在对始祖的追溯上，姓由于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历史悠远，世系模糊，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地追溯，每个姓只能出自想象的祖先——往往是半人半神的人物；而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晚近，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
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顾炎武《日知录·原姓》篇所云“考之于《传》（指《左传》——笔者按），二百五十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即是据此而发的议论。现今的一些姓氏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其实都是不符合先秦实际的错误称谓。周公在先秦典籍中多被提及，均无称“姬旦”者，其被称为“姬旦”，是晚至《晋书·王浑传》才有的事。大概到了晋代，人们对先秦姓氏应用规则已不甚了了，遂以后世制度相比附，此后更是以讹传讹了。
先秦时代的人既有姓又有氏。比如周公，姓“姬”，氏“周”；再如孔子，姓“子”，氏“孔”。女子亦然，著名的苏妲己，姓“己”，氏“苏”；周幽王为博其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的褒姒，姓“姒”，氏“褒”。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上古的姓氏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姓与氏合流，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此后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
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无论男女，其个人称谓都以“姓＋名”的形式出现，人们所熟知的秦王“嬴政”，刺杀嬴政的“荆轲”，为荆轲击筑送行的“高渐离”，就都是“姓＋名”的称谓形式。
再次，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同血缘，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姓子，属殷商遗族（孔子便出自这一支）；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几者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
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到今日，其间具体的姓氏有增有减，有生有灭，比如曾见于孔子门徒中的“漆彫”、“壤驷”等姓氏后世都已绝迹，而“呼延”“尉迟”等姓又在某些时代加入了姓氏大军。姓氏为一个文化整体，始终活跃于政治生活、民族关系、心理民俗等方方面面。
比如，中国历朝都有帝王赐自己的姓氏给功臣宠臣的情况，吴人俞韶为孙策所喜，赐姓为孙；西魏王杰因战功卓著，赐姓宇文氏；唐代罗艺因归顺李渊，赐姓李氏。赐姓其实是帝王用建立拟血缘关系、结成假定意义上的“同姓”的办法，对臣子进行褒奖的一种方式（对叛臣逆臣则以剥夺赐姓进行惩戒），以激励臣子效忠。姓氏在这里与金银玉帛等有形物质本质上相同，成了政治手段的一部分。
再如，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少数民族姓氏汉化和汉姓少数民族化的现象，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姓氏汉化，以北魏孝文帝改革最为著名，当时曾一次就将一百四十四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拓跋氏改姓元、独孤氏改姓刘等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其实汉姓少数民族化也不罕见，北周时期蔡、张、周等汉姓改为大利稽氏、叱罗氏、车非氏，宇文泰赐李弼姓徒河氏，赐赵贵姓乙弗氏，赐杨尚希姓普六茹氏，都是汉姓少数民族化的例证。少数民族姓氏汉化与汉姓少数民族化丰富了中国的姓氏，而姓氏在这里也成了民族融合的证据。
同时，虽然无论在功能还是用法上，我们今天的赵、钱、孙、李诸姓都与战国中期的姓氏基本一致，作为一项制度来说它两千多年没有发生大的调整，但是作为社会结构中血缘关系的镜像，姓氏的社会意义却始终在缘时变动。
比如，先秦时代因为存在大规模的血缘组织，因而产生了姓、氏两级制；然自东汉以后，尽管不少朝代重又出现了累世同居的大家族，但两级制的姓氏结构并没有重新出现。个中原因，一方面与专制国家为征发兵役、赋税而不断加强的对属民的名籍控制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郡县制确立之后，基层社会虽仍存在浓厚的血缘色彩，但全国属民的管理终究主要是通过郡县乡里的地域组织发挥作用，地域组织战胜了血缘组织，姓氏结构发生变动的基础也就消失了。
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姓氏曾经是认定一个人社会等级的最重要因素，但自宋代以后，姓氏却只作为一种血缘标志符号而存在；迄于今日，姓氏作为血缘标志符号的意义也在淡化，在作用上正与名趋同。这是因为个人对血缘组织的依赖日益减弱。魏晋实行按门第取士的九品官人法，姓氏是标识门第出身的第一要素，自然备受重视；宋代以后，科举制经过充分发展已成为选拔人才的基本途径，个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前途主要取决于科考而不再取决于门第，姓氏的重要性亦大为下降。时至今日，乡土社会崩解殆尽，人口流动、离家谋生已成为社会常态，无论是人们对血缘组织的依赖还是血缘组织能提供给人们的依赖都接近于无，姓氏的血缘色彩自然也愈来愈淡化，正变为纯个人的符号。
综上，姓氏绝不仅仅是一种名号，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相当宏富，从姓氏入手，能让我们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察更清晰、更深入。
姓与氏作为不同级别血缘组织的名号，两者在先秦时代的区分很明显，古人有所谓“三代之上，姓氏有别”之说，就是由此得出的结论。
首先，在对始祖的追溯上，姓由于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历史悠远，世系模糊，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地追溯，每个姓只能出自想象的祖先——往往是半人半神的人物；而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晚近，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
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顾炎武《日知录·原姓》篇所云“考之于《传》（指《左传》——笔者按），二百五十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即是据此而发的议论。现今的一些姓氏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其实都是不符合先秦实际的错误称谓。周公在先秦典籍中多被提及，均无称“姬旦”者，其被称为“姬旦”，是晚至《晋书·王浑传》才有的事。大概到了晋代，人们对先秦姓氏应用规则已不甚了了，遂以后世制度相比附，此后更是以讹传讹了。
先秦时代的人既有姓又有氏。比如周公，姓“姬”，氏“周”；再如孔子，姓“子”，氏“孔”。女子亦然，著名的苏妲己，姓“己”，氏“苏”；周幽王为博其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的褒姒，姓“姒”，氏“褒”。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上古的姓氏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姓与氏合流，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此后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
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无论男女，其个人称谓都以“姓＋名”的形式出现，人们所熟知的秦王“嬴政”，刺杀嬴政的“荆轲”，为荆轲击筑送行的“高渐离”，就都是“姓＋名”的称谓形式。
再次，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同血缘，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姓子，属殷商遗族（孔子便出自这一支）；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几者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
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到今日，其间具体的姓氏有增有减，有生有灭，比如曾见于孔子门徒中的“漆彫”、“壤驷”等姓氏后世都已绝迹，而“呼延”“尉迟”等姓又在某些时代加入了姓氏大军。姓氏为一个文化整体，始终活跃于政治生活、民族关系、心理民俗等方方面面。
比如，中国历朝都有帝王赐自己的姓氏给功臣宠臣的情况，吴人俞韶为孙策所喜，赐姓为孙；西魏王杰因战功卓著，赐姓宇文氏；唐代罗艺因归顺李渊，赐姓李氏。赐姓其实是帝王用建立拟血缘关系、结成假定意义上的“同姓”的办法，对臣子进行褒奖的一种方式（对叛臣逆臣则以剥夺赐姓进行惩戒），以激励臣子效忠。姓氏在这里与金银玉帛等有形物质本质上相同，成了政治手段的一部分。
再如，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少数民族姓氏汉化和汉姓少数民族化的现象，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姓氏汉化，以北魏孝文帝改革最为著名，当时曾一次就将一百四十四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拓跋氏改姓元、独孤氏改姓刘等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其实汉姓少数民族化也不罕见，北周时期蔡、张、周等汉姓改为大利稽氏、叱罗氏、车非氏，宇文泰赐李弼姓徒河氏，赐赵贵姓乙弗氏，赐杨尚希姓普六茹氏，都是汉姓少数民族化的例证。少数民族姓氏汉化与汉姓少数民族化丰富了中国的姓氏，而姓氏在这里也成了民族融合的证据。
同时，虽然无论在功能还是用法上，我们今天的赵、钱、孙、李诸姓都与战国中期的姓氏基本一致，作为一项制度来说它两千多年没有发生大的调整，但是作为社会结构中血缘关系的镜像，姓氏的社会意义却始终在缘时变动。
比如，先秦时代因为存在大规模的血缘组织，因而产生了姓、氏两级制；然自东汉以后，尽管不少朝代重又出现了累世同居的大家族，但两级制的姓氏结构并没有重新出现。个中原因，一方面与专制国家为征发兵役、赋税而不断加强的对属民的名籍控制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郡县制确立之后，基层社会虽仍存在浓厚的血缘色彩，但全国属民的管理终究主要是通过郡县乡里的地域组织发挥作用，地域组织战胜了血缘组织，姓氏结构发生变动的基础也就消失了。
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姓氏曾经是认定一个人社会等级的最重要因素，但自宋代以后，姓氏却只作为一种血缘标志符号而存在；迄于今日，姓氏作为血缘标志符号的意义也在淡化，在作用上正与名趋同。这是因为个人对血缘组织的依赖日益减弱。魏晋实行按门第取士的九品官人法，姓氏是标识门第出身的第一要素，自然备受重视；宋代以后，科举制经过充分发展已成为选拔人才的基本途径，个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前途主要取决于科考而不再取决于门第，姓氏的重要性亦大为下降。时至今日，乡土社会崩解殆尽，人口流动、离家谋生已成为社会常态，无论是人们对血缘组织的依赖还是血缘组织能提供给人们的依赖都接近于无，姓氏的血缘色彩自然也愈来愈淡化，正变为纯个人的符号。
综上，姓氏绝不仅仅是一种名号，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相当宏富，从姓氏入手，能让我们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察更清晰、更深入。
姓与氏作为不同级别血缘组织的名号，两者在先秦时代的区分很明显，古人有所谓“三代之上，姓氏有别”之说，就是由此得出的结论。
首先，在对始祖的追溯上，姓由于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历史悠远，世系模糊，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地追溯，每个姓只能出自想象的祖先——往往是半人半神的人物；而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晚近，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
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顾炎武《日知录·原姓》篇所云“考之于《传》（指《左传》——笔者按），二百五十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即是据此而发的议论。现今的一些姓氏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其实都是不符合先秦实际的错误称谓。周公在先秦典籍中多被提及，均无称“姬旦”者，其被称为“姬旦”，是晚至《晋书·王浑传》才有的事。大概到了晋代，人们对先秦姓氏应用规则已不甚了了，遂以后世制度相比附，此后更是以讹传讹了。
先秦时代的人既有姓又有氏。比如周公，姓“姬”，氏“周”；再如孔子，姓“子”，氏“孔”。女子亦然，著名的苏妲己，姓“己”，氏“苏”；周幽王为博其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的褒姒，姓“姒”，氏“褒”。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上古的姓氏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姓与氏合流，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此后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
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无论男女，其个人称谓都以“姓＋名”的形式出现，人们所熟知的秦王“嬴政”，刺杀嬴政的“荆轲”，为荆轲击筑送行的“高渐离”，就都是“姓＋名”的称谓形式。
再次，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同血缘，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姓子，属殷商遗族（孔子便出自这一支）；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几者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
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到今日，其间具体的姓氏有增有减，有生有灭，比如曾见于孔子门徒中的“漆彫”、“壤驷”等姓氏后世都已绝迹，而“呼延”“尉迟”等姓又在某些时代加入了姓氏大军。姓氏为一个文化整体，始终活跃于政治生活、民族关系、心理民俗等方方面面。
比如，中国历朝都有帝王赐自己的姓氏给功臣宠臣的情况，吴人俞韶为孙策所喜，赐姓为孙；西魏王杰因战功卓著，赐姓宇文氏；唐代罗艺因归顺李渊，赐姓李氏。赐姓其实是帝王用建立拟血缘关系、结成假定意义上的“同姓”的办法，对臣子进行褒奖的一种方式（对叛臣逆臣则以剥夺赐姓进行惩戒），以激励臣子效忠。姓氏在这里与金银玉帛等有形物质本质上相同，成了政治手段的一部分。
再如，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少数民族姓氏汉化和汉姓少数民族化的现象，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姓氏汉化，以北魏孝文帝改革最为著名，当时曾一次就将一百四十四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拓跋氏改姓元、独孤氏改姓刘等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其实汉姓少数民族化也不罕见，北周时期蔡、张、周等汉姓改为大利稽氏、叱罗氏、车非氏，宇文泰赐李弼姓徒河氏，赐赵贵姓乙弗氏，赐杨尚希姓普六茹氏，都是汉姓少数民族化的例证。少数民族姓氏汉化与汉姓少数民族化丰富了中国的姓氏，而姓氏在这里也成了民族融合的证据。
同时，虽然无论在功能还是用法上，我们今天的赵、钱、孙、李诸姓都与战国中期的姓氏基本一致，作为一项制度来说它两千多年没有发生大的调整，但是作为社会结构中血缘关系的镜像，姓氏的社会意义却始终在缘时变动。
比如，先秦时代因为存在大规模的血缘组织，因而产生了姓、氏两级制；然自东汉以后，尽管不少朝代重又出现了累世同居的大家族，但两级制的姓氏结构并没有重新出现。个中原因，一方面与专制国家为征发兵役、赋税而不断加强的对属民的名籍控制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郡县制确立之后，基层社会虽仍存在浓厚的血缘色彩，但全国属民的管理终究主要是通过郡县乡里的地域组织发挥作用，地域组织战胜了血缘组织，姓氏结构发生变动的基础也就消失了。
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姓氏曾经是认定一个人社会等级的最重要因素，但自宋代以后，姓氏却只作为一种血缘标志符号而存在；迄于今日，姓氏作为血缘标志符号的意义也在淡化，在作用上正与名趋同。这是因为个人对血缘组织的依赖日益减弱。魏晋实行按门第取士的九品官人法，姓氏是标识门第出身的第一要素，自然备受重视；宋代以后，科举制经过充分发展已成为选拔人才的基本途径，个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前途主要取决于科考而不再取决于门第，姓氏的重要性亦大为下降。时至今日，乡土社会崩解殆尽，人口流动、离家谋生已成为社会常态，无论是人们对血缘组织的依赖还是血缘组织能提供给人们的依赖都接近于无，姓氏的血缘色彩自然也愈来愈淡化，正变为纯个人的符号。
综上，姓氏绝不仅仅是一种名号，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相当宏富，从姓氏入手，能让我们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察更清晰、更深入。
姓与氏作为不同级别血缘组织的名号，两者在先秦时代的区分很明显，古人有所谓“三代之上，姓氏有别”之说，就是由此得出的结论。
首先，在对始祖的追溯上，姓由于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历史悠远，世系模糊，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地追溯，每个姓只能出自想象的祖先——往往是半人半神的人物；而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晚近，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
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顾炎武《日知录·原姓》篇所云“考之于《传》（指《左传》——笔者按），二百五十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即是据此而发的议论。现今的一些姓氏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其实都是不符合先秦实际的错误称谓。周公在先秦典籍中多被提及，均无称“姬旦”者，其被称为“姬旦”，是晚至《晋书·王浑传》才有的事。大概到了晋代，人们对先秦姓氏应用规则已不甚了了，遂以后世制度相比附，此后更是以讹传讹了。
先秦时代的人既有姓又有氏。比如周公，姓“姬”，氏“周”；再如孔子，姓“子”，氏“孔”。女子亦然，著名的苏妲己，姓“己”，氏“苏”；周幽王为博其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的褒姒，姓“姒”，氏“褒”。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上古的姓氏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姓与氏合流，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此后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
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无论男女，其个人称谓都以“姓＋名”的形式出现，人们所熟知的秦王“嬴政”，刺杀嬴政的“荆轲”，为荆轲击筑送行的“高渐离”，就都是“姓＋名”的称谓形式。
再次，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同血缘，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姓子，属殷商遗族（孔子便出自这一支）；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几者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
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到今日，其间具体的姓氏有增有减，有生有灭，比如曾见于孔子门徒中的“漆彫”、“壤驷”等姓氏后世都已绝迹，而“呼延”“尉迟”等姓又在某些时代加入了姓氏大军。姓氏为一个文化整体，始终活跃于政治生活、民族关系、心理民俗等方方面面。
比如，中国历朝都有帝王赐自己的姓氏给功臣宠臣的情况，吴人俞韶为孙策所喜，赐姓为孙；西魏王杰因战功卓著，赐姓宇文氏；唐代罗艺因归顺李渊，赐姓李氏。赐姓其实是帝王用建立拟血缘关系、结成假定意义上的“同姓”的办法，对臣子进行褒奖的一种方式（对叛臣逆臣则以剥夺赐姓进行惩戒），以激励臣子效忠。姓氏在这里与金银玉帛等有形物质本质上相同，成了政治手段的一部分。
再如，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少数民族姓氏汉化和汉姓少数民族化的现象，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姓氏汉化，以北魏孝文帝改革最为著名，当时曾一次就将一百四十四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拓跋氏改姓元、独孤氏改姓刘等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其实汉姓少数民族化也不罕见，北周时期蔡、张、周等汉姓改为大利稽氏、叱罗氏、车非氏，宇文泰赐李弼姓徒河氏，赐赵贵姓乙弗氏，赐杨尚希姓普六茹氏，都是汉姓少数民族化的例证。少数民族姓氏汉化与汉姓少数民族化丰富了中国的姓氏，而姓氏在这里也成了民族融合的证据。
同时，虽然无论在功能还是用法上，我们今天的赵、钱、孙、李诸姓都与战国中期的姓氏基本一致，作为一项制度来说它两千多年没有发生大的调整，但是作为社会结构中血缘关系的镜像，姓氏的社会意义却始终在缘时变动。
比如，先秦时代因为存在大规模的血缘组织，因而产生了姓、氏两级制；然自东汉以后，尽管不少朝代重又出现了累世同居的大家族，但两级制的姓氏结构并没有重新出现。个中原因，一方面与专制国家为征发兵役、赋税而不断加强的对属民的名籍控制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郡县制确立之后，基层社会虽仍存在浓厚的血缘色彩，但全国属民的管理终究主要是通过郡县乡里的地域组织发挥作用，地域组织战胜了血缘组织，姓氏结构发生变动的基础也就消失了。
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姓氏曾经是认定一个人社会等级的最重要因素，但自宋代以后，姓氏却只作为一种血缘标志符号而存在；迄于今日，姓氏作为血缘标志符号的意义也在淡化，在作用上正与名趋同。这是因为个人对血缘组织的依赖日益减弱。魏晋实行按门第取士的九品官人法，姓氏是标识门第出身的第一要素，自然备受重视；宋代以后，科举制经过充分发展已成为选拔人才的基本途径，个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前途主要取决于科考而不再取决于门第，姓氏的重要性亦大为下降。时至今日，乡土社会崩解殆尽，人口流动、离家谋生已成为社会常态，无论是人们对血缘组织的依赖还是血缘组织能提供给人们的依赖都接近于无，姓氏的血缘色彩自然也愈来愈淡化，正变为纯个人的符号。
综上，姓氏绝不仅仅是一种名号，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相当宏富，从姓氏入手，能让我们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察更清晰、更深入。
姓与氏作为不同级别血缘组织的名号，两者在先秦时代的区分很明显，古人有所谓“三代之上，姓氏有别”之说，就是由此得出的结论。
首先，在对始祖的追溯上，姓由于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历史悠远，世系模糊，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地追溯，每个姓只能出自想象的祖先——往往是半人半神的人物；而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晚近，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
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顾炎武《日知录·原姓》篇所云“考之于《传》（指《左传》——笔者按），二百五十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即是据此而发的议论。现今的一些姓氏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其实都是不符合先秦实际的错误称谓。周公在先秦典籍中多被提及，均无称“姬旦”者，其被称为“姬旦”，是晚至《晋书·王浑传》才有的事。大概到了晋代，人们对先秦姓氏应用规则已不甚了了，遂以后世制度相比附，此后更是以讹传讹了。
先秦时代的人既有姓又有氏。比如周公，姓“姬”，氏“周”；再如孔子，姓“子”，氏“孔”。女子亦然，著名的苏妲己，姓“己”，氏“苏”；周幽王为博其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的褒姒，姓“姒”，氏“褒”。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上古的姓氏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姓与氏合流，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此后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
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无论男女，其个人称谓都以“姓＋名”的形式出现，人们所熟知的秦王“嬴政”，刺杀嬴政的“荆轲”，为荆轲击筑送行的“高渐离”，就都是“姓＋名”的称谓形式。
再次，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同血缘，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姓子，属殷商遗族（孔子便出自这一支）；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几者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
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到今日，其间具体的姓氏有增有减，有生有灭，比如曾见于孔子门徒中的“漆彫”、“壤驷”等姓氏后世都已绝迹，而“呼延”“尉迟”等姓又在某些时代加入了姓氏大军。姓氏为一个文化整体，始终活跃于政治生活、民族关系、心理民俗等方方面面。
比如，中国历朝都有帝王赐自己的姓氏给功臣宠臣的情况，吴人俞韶为孙策所喜，赐姓为孙；西魏王杰因战功卓著，赐姓宇文氏；唐代罗艺因归顺李渊，赐姓李氏。赐姓其实是帝王用建立拟血缘关系、结成假定意义上的“同姓”的办法，对臣子进行褒奖的一种方式（对叛臣逆臣则以剥夺赐姓进行惩戒），以激励臣子效忠。姓氏在这里与金银玉帛等有形物质本质上相同，成了政治手段的一部分。
再如，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少数民族姓氏汉化和汉姓少数民族化的现象，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姓氏汉化，以北魏孝文帝改革最为著名，当时曾一次就将一百四十四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拓跋氏改姓元、独孤氏改姓刘等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其实汉姓少数民族化也不罕见，北周时期蔡、张、周等汉姓改为大利稽氏、叱罗氏、车非氏，宇文泰赐李弼姓徒河氏，赐赵贵姓乙弗氏，赐杨尚希姓普六茹氏，都是汉姓少数民族化的例证。少数民族姓氏汉化与汉姓少数民族化丰富了中国的姓氏，而姓氏在这里也成了民族融合的证据。
同时，虽然无论在功能还是用法上，我们今天的赵、钱、孙、李诸姓都与战国中期的姓氏基本一致，作为一项制度来说它两千多年没有发生大的调整，但是作为社会结构中血缘关系的镜像，姓氏的社会意义却始终在缘时变动。
比如，先秦时代因为存在大规模的血缘组织，因而产生了姓、氏两级制；然自东汉以后，尽管不少朝代重又出现了累世同居的大家族，但两级制的姓氏结构并没有重新出现。个中原因，一方面与专制国家为征发兵役、赋税而不断加强的对属民的名籍控制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郡县制确立之后，基层社会虽仍存在浓厚的血缘色彩，但全国属民的管理终究主要是通过郡县乡里的地域组织发挥作用，地域组织战胜了血缘组织，姓氏结构发生变动的基础也就消失了。
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姓氏曾经是认定一个人社会等级的最重要因素，但自宋代以后，姓氏却只作为一种血缘标志符号而存在；迄于今日，姓氏作为血缘标志符号的意义也在淡化，在作用上正与名趋同。这是因为个人对血缘组织的依赖日益减弱。魏晋实行按门第取士的九品官人法，姓氏是标识门第出身的第一要素，自然备受重视；宋代以后，科举制经过充分发展已成为选拔人才的基本途径，个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前途主要取决于科考而不再取决于门第，姓氏的重要性亦大为下降。时至今日，乡土社会崩解殆尽，人口流动、离家谋生已成为社会常态，无论是人们对血缘组织的依赖还是血缘组织能提供给人们的依赖都接近于无，姓氏的血缘色彩自然也愈来愈淡化，正变为纯个人的符号。
综上，姓氏绝不仅仅是一种名号，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相当宏富，从姓氏入手，能让我们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察更清晰、更深入。
姓与氏作为不同级别血缘组织的名号，两者在先秦时代的区分很明显，古人有所谓“三代之上，姓氏有别”之说，就是由此得出的结论。
首先，在对始祖的追溯上，姓由于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历史悠远，世系模糊，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地追溯，每个姓只能出自想象的祖先——往往是半人半神的人物；而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晚近，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
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顾炎武《日知录·原姓》篇所云“考之于《传》（指《左传》——笔者按），二百五十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即是据此而发的议论。现今的一些姓氏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其实都是不符合先秦实际的错误称谓。周公在先秦典籍中多被提及，均无称“姬旦”者，其被称为“姬旦”，是晚至《晋书·王浑传》才有的事。大概到了晋代，人们对先秦姓氏应用规则已不甚了了，遂以后世制度相比附，此后更是以讹传讹了。
先秦时代的人既有姓又有氏。比如周公，姓“姬”，氏“周”；再如孔子，姓“子”，氏“孔”。女子亦然，著名的苏妲己，姓“己”，氏“苏”；周幽王为博其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的褒姒，姓“姒”，氏“褒”。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上古的姓氏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姓与氏合流，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此后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
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无论男女，其个人称谓都以“姓＋名”的形式出现，人们所熟知的秦王“嬴政”，刺杀嬴政的“荆轲”，为荆轲击筑送行的“高渐离”，就都是“姓＋名”的称谓形式。
再次，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同血缘，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姓子，属殷商遗族（孔子便出自这一支）；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几者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
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到今日，其间具体的姓氏有增有减，有生有灭，比如曾见于孔子门徒中的“漆彫”、“壤驷”等姓氏后世都已绝迹，而“呼延”“尉迟”等姓又在某些时代加入了姓氏大军。姓氏为一个文化整体，始终活跃于政治生活、民族关系、心理民俗等方方面面。
比如，中国历朝都有帝王赐自己的姓氏给功臣宠臣的情况，吴人俞韶为孙策所喜，赐姓为孙；西魏王杰因战功卓著，赐姓宇文氏；唐代罗艺因归顺李渊，赐姓李氏。赐姓其实是帝王用建立拟血缘关系、结成假定意义上的“同姓”的办法，对臣子进行褒奖的一种方式（对叛臣逆臣则以剥夺赐姓进行惩戒），以激励臣子效忠。姓氏在这里与金银玉帛等有形物质本质上相同，成了政治手段的一部分。
再如，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少数民族姓氏汉化和汉姓少数民族化的现象，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姓氏汉化，以北魏孝文帝改革最为著名，当时曾一次就将一百四十四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拓跋氏改姓元、独孤氏改姓刘等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其实汉姓少数民族化也不罕见，北周时期蔡、张、周等汉姓改为大利稽氏、叱罗氏、车非氏，宇文泰赐李弼姓徒河氏，赐赵贵姓乙弗氏，赐杨尚希姓普六茹氏，都是汉姓少数民族化的例证。少数民族姓氏汉化与汉姓少数民族化丰富了中国的姓氏，而姓氏在这里也成了民族融合的证据。
同时，虽然无论在功能还是用法上，我们今天的赵、钱、孙、李诸姓都与战国中期的姓氏基本一致，作为一项制度来说它两千多年没有发生大的调整，但是作为社会结构中血缘关系的镜像，姓氏的社会意义却始终在缘时变动。
比如，先秦时代因为存在大规模的血缘组织，因而产生了姓、氏两级制；然自东汉以后，尽管不少朝代重又出现了累世同居的大家族，但两级制的姓氏结构并没有重新出现。个中原因，一方面与专制国家为征发兵役、赋税而不断加强的对属民的名籍控制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郡县制确立之后，基层社会虽仍存在浓厚的血缘色彩，但全国属民的管理终究主要是通过郡县乡里的地域组织发挥作用，地域组织战胜了血缘组织，姓氏结构发生变动的基础也就消失了。
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姓氏曾经是认定一个人社会等级的最重要因素，但自宋代以后，姓氏却只作为一种血缘标志符号而存在；迄于今日，姓氏作为血缘标志符号的意义也在淡化，在作用上正与名趋同。这是因为个人对血缘组织的依赖日益减弱。魏晋实行按门第取士的九品官人法，姓氏是标识门第出身的第一要素，自然备受重视；宋代以后，科举制经过充分发展已成为选拔人才的基本途径，个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前途主要取决于科考而不再取决于门第，姓氏的重要性亦大为下降。时至今日，乡土社会崩解殆尽，人口流动、离家谋生已成为社会常态，无论是人们对血缘组织的依赖还是血缘组织能提供给人们的依赖都接近于无，姓氏的血缘色彩自然也愈来愈淡化，正变为纯个人的符号。
综上，姓氏绝不仅仅是一种名号，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相当宏富，从姓氏入手，能让我们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察更清晰、更深入。
姓与氏作为不同级别血缘组织的名号，两者在先秦时代的区分很明显，古人有所谓“三代之上，姓氏有别”之说，就是由此得出的结论。
首先，在对始祖的追溯上，姓由于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历史悠远，世系模糊，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地追溯，每个姓只能出自想象的祖先——往往是半人半神的人物；而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晚近，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
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顾炎武《日知录·原姓》篇所云“考之于《传》（指《左传》——笔者按），二百五十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即是据此而发的议论。现今的一些姓氏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其实都是不符合先秦实际的错误称谓。周公在先秦典籍中多被提及，均无称“姬旦”者，其被称为“姬旦”，是晚至《晋书·王浑传》才有的事。大概到了晋代，人们对先秦姓氏应用规则已不甚了了，遂以后世制度相比附，此后更是以讹传讹了。
先秦时代的人既有姓又有氏。比如周公，姓“姬”，氏“周”；再如孔子，姓“子”，氏“孔”。女子亦然，著名的苏妲己，姓“己”，氏“苏”；周幽王为博其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的褒姒，姓“姒”，氏“褒”。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上古的姓氏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姓与氏合流，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此后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
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无论男女，其个人称谓都以“姓＋名”的形式出现，人们所熟知的秦王“嬴政”，刺杀嬴政的“荆轲”，为荆轲击筑送行的“高渐离”，就都是“姓＋名”的称谓形式。
再次，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同血缘，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姓子，属殷商遗族（孔子便出自这一支）；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几者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
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到今日，其间具体的姓氏有增有减，有生有灭，比如曾见于孔子门徒中的“漆彫”、“壤驷”等姓氏后世都已绝迹，而“呼延”“尉迟”等姓又在某些时代加入了姓氏大军。姓氏为一个文化整体，始终活跃于政治生活、民族关系、心理民俗等方方面面。
比如，中国历朝都有帝王赐自己的姓氏给功臣宠臣的情况，吴人俞韶为孙策所喜，赐姓为孙；西魏王杰因战功卓著，赐姓宇文氏；唐代罗艺因归顺李渊，赐姓李氏。赐姓其实是帝王用建立拟血缘关系、结成假定意义上的“同姓”的办法，对臣子进行褒奖的一种方式（对叛臣逆臣则以剥夺赐姓进行惩戒），以激励臣子效忠。姓氏在这里与金银玉帛等有形物质本质上相同，成了政治手段的一部分。
再如，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少数民族姓氏汉化和汉姓少数民族化的现象，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姓氏汉化，以北魏孝文帝改革最为著名，当时曾一次就将一百四十四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拓跋氏改姓元、独孤氏改姓刘等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其实汉姓少数民族化也不罕见，北周时期蔡、张、周等汉姓改为大利稽氏、叱罗氏、车非氏，宇文泰赐李弼姓徒河氏，赐赵贵姓乙弗氏，赐杨尚希姓普六茹氏，都是汉姓少数民族化的例证。少数民族姓氏汉化与汉姓少数民族化丰富了中国的姓氏，而姓氏在这里也成了民族融合的证据。
同时，虽然无论在功能还是用法上，我们今天的赵、钱、孙、李诸姓都与战国中期的姓氏基本一致，作为一项制度来说它两千多年没有发生大的调整，但是作为社会结构中血缘关系的镜像，姓氏的社会意义却始终在缘时变动。
比如，先秦时代因为存在大规模的血缘组织，因而产生了姓、氏两级制；然自东汉以后，尽管不少朝代重又出现了累世同居的大家族，但两级制的姓氏结构并没有重新出现。个中原因，一方面与专制国家为征发兵役、赋税而不断加强的对属民的名籍控制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郡县制确立之后，基层社会虽仍存在浓厚的血缘色彩，但全国属民的管理终究主要是通过郡县乡里的地域组织发挥作用，地域组织战胜了血缘组织，姓氏结构发生变动的基础也就消失了。
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姓氏曾经是认定一个人社会等级的最重要因素，但自宋代以后，姓氏却只作为一种血缘标志符号而存在；迄于今日，姓氏作为血缘标志符号的意义也在淡化，在作用上正与名趋同。这是因为个人对血缘组织的依赖日益减弱。魏晋实行按门第取士的九品官人法，姓氏是标识门第出身的第一要素，自然备受重视；宋代以后，科举制经过充分发展已成为选拔人才的基本途径，个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前途主要取决于科考而不再取决于门第，姓氏的重要性亦大为下降。时至今日，乡土社会崩解殆尽，人口流动、离家谋生已成为社会常态，无论是人们对血缘组织的依赖还是血缘组织能提供给人们的依赖都接近于无，姓氏的血缘色彩自然也愈来愈淡化，正变为纯个人的符号。
综上，姓氏绝不仅仅是一种名号，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相当宏富，从姓氏入手，能让我们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察更清晰、更深入。
姓与氏作为不同级别血缘组织的名号，两者在先秦时代的区分很明显，古人有所谓“三代之上，姓氏有别”之说，就是由此得出的结论。
首先，在对始祖的追溯上，姓由于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历史悠远，世系模糊，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地追溯，每个姓只能出自想象的祖先——往往是半人半神的人物；而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晚近，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
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顾炎武《日知录·原姓》篇所云“考之于《传》（指《左传》——笔者按），二百五十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即是据此而发的议论。现今的一些姓氏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其实都是不符合先秦实际的错误称谓。周公在先秦典籍中多被提及，均无称“姬旦”者，其被称为“姬旦”，是晚至《晋书·王浑传》才有的事。大概到了晋代，人们对先秦姓氏应用规则已不甚了了，遂以后世制度相比附，此后更是以讹传讹了。
先秦时代的人既有姓又有氏。比如周公，姓“姬”，氏“周”；再如孔子，姓“子”，氏“孔”。女子亦然，著名的苏妲己，姓“己”，氏“苏”；周幽王为博其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的褒姒，姓“姒”，氏“褒”。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上古的姓氏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姓与氏合流，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此后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
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无论男女，其个人称谓都以“姓＋名”的形式出现，人们所熟知的秦王“嬴政”，刺杀嬴政的“荆轲”，为荆轲击筑送行的“高渐离”，就都是“姓＋名”的称谓形式。
再次，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同血缘，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姓子，属殷商遗族（孔子便出自这一支）；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几者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
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到今日，其间具体的姓氏有增有减，有生有灭，比如曾见于孔子门徒中的“漆彫”、“壤驷”等姓氏后世都已绝迹，而“呼延”“尉迟”等姓又在某些时代加入了姓氏大军。姓氏为一个文化整体，始终活跃于政治生活、民族关系、心理民俗等方方面面。
比如，中国历朝都有帝王赐自己的姓氏给功臣宠臣的情况，吴人俞韶为孙策所喜，赐姓为孙；西魏王杰因战功卓著，赐姓宇文氏；唐代罗艺因归顺李渊，赐姓李氏。赐姓其实是帝王用建立拟血缘关系、结成假定意义上的“同姓”的办法，对臣子进行褒奖的一种方式（对叛臣逆臣则以剥夺赐姓进行惩戒），以激励臣子效忠。姓氏在这里与金银玉帛等有形物质本质上相同，成了政治手段的一部分。
再如，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少数民族姓氏汉化和汉姓少数民族化的现象，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姓氏汉化，以北魏孝文帝改革最为著名，当时曾一次就将一百四十四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拓跋氏改姓元、独孤氏改姓刘等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其实汉姓少数民族化也不罕见，北周时期蔡、张、周等汉姓改为大利稽氏、叱罗氏、车非氏，宇文泰赐李弼姓徒河氏，赐赵贵姓乙弗氏，赐杨尚希姓普六茹氏，都是汉姓少数民族化的例证。少数民族姓氏汉化与汉姓少数民族化丰富了中国的姓氏，而姓氏在这里也成了民族融合的证据。
同时，虽然无论在功能还是用法上，我们今天的赵、钱、孙、李诸姓都与战国中期的姓氏基本一致，作为一项制度来说它两千多年没有发生大的调整，但是作为社会结构中血缘关系的镜像，姓氏的社会意义却始终在缘时变动。
比如，先秦时代因为存在大规模的血缘组织，因而产生了姓、氏两级制；然自东汉以后，尽管不少朝代重又出现了累世同居的大家族，但两级制的姓氏结构并没有重新出现。个中原因，一方面与专制国家为征发兵役、赋税而不断加强的对属民的名籍控制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郡县制确立之后，基层社会虽仍存在浓厚的血缘色彩，但全国属民的管理终究主要是通过郡县乡里的地域组织发挥作用，地域组织战胜了血缘组织，姓氏结构发生变动的基础也就消失了。
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姓氏曾经是认定一个人社会等级的最重要因素，但自宋代以后，姓氏却只作为一种血缘标志符号而存在；迄于今日，姓氏作为血缘标志符号的意义也在淡化，在作用上正与名趋同。这是因为个人对血缘组织的依赖日益减弱。魏晋实行按门第取士的九品官人法，姓氏是标识门第出身的第一要素，自然备受重视；宋代以后，科举制经过充分发展已成为选拔人才的基本途径，个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前途主要取决于科考而不再取决于门第，姓氏的重要性亦大为下降。时至今日，乡土社会崩解殆尽，人口流动、离家谋生已成为社会常态，无论是人们对血缘组织的依赖还是血缘组织能提供给人们的依赖都接近于无，姓氏的血缘色彩自然也愈来愈淡化，正变为纯个人的符号。
综上，姓氏绝不仅仅是一种名号，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相当宏富，从姓氏入手，能让我们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察更清晰、更深入。
姓与氏作为不同级别血缘组织的名号，两者在先秦时代的区分很明显，古人有所谓“三代之上，姓氏有别”之说，就是由此得出的结论。
首先，在对始祖的追溯上，姓由于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历史悠远，世系模糊，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地追溯，每个姓只能出自想象的祖先——往往是半人半神的人物；而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晚近，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
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顾炎武《日知录·原姓》篇所云“考之于《传》（指《左传》——笔者按），二百五十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即是据此而发的议论。现今的一些姓氏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其实都是不符合先秦实际的错误称谓。周公在先秦典籍中多被提及，均无称“姬旦”者，其被称为“姬旦”，是晚至《晋书·王浑传》才有的事。大概到了晋代，人们对先秦姓氏应用规则已不甚了了，遂以后世制度相比附，此后更是以讹传讹了。
先秦时代的人既有姓又有氏。比如周公，姓“姬”，氏“周”；再如孔子，姓“子”，氏“孔”。女子亦然，著名的苏妲己，姓“己”，氏“苏”；周幽王为博其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的褒姒，姓“姒”，氏“褒”。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上古的姓氏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姓与氏合流，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此后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
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无论男女，其个人称谓都以“姓＋名”的形式出现，人们所熟知的秦王“嬴政”，刺杀嬴政的“荆轲”，为荆轲击筑送行的“高渐离”，就都是“姓＋名”的称谓形式。
再次，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同血缘，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姓子，属殷商遗族（孔子便出自这一支）；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几者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
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到今日，其间具体的姓氏有增有减，有生有灭，比如曾见于孔子门徒中的“漆彫”、“壤驷”等姓氏后世都已绝迹，而“呼延”“尉迟”等姓又在某些时代加入了姓氏大军。姓氏为一个文化整体，始终活跃于政治生活、民族关系、心理民俗等方方面面。
比如，中国历朝都有帝王赐自己的姓氏给功臣宠臣的情况，吴人俞韶为孙策所喜，赐姓为孙；西魏王杰因战功卓著，赐姓宇文氏；唐代罗艺因归顺李渊，赐姓李氏。赐姓其实是帝王用建立拟血缘关系、结成假定意义上的“同姓”的办法，对臣子进行褒奖的一种方式（对叛臣逆臣则以剥夺赐姓进行惩戒），以激励臣子效忠。姓氏在这里与金银玉帛等有形物质本质上相同，成了政治手段的一部分。
再如，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少数民族姓氏汉化和汉姓少数民族化的现象，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姓氏汉化，以北魏孝文帝改革最为著名，当时曾一次就将一百四十四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拓跋氏改姓元、独孤氏改姓刘等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其实汉姓少数民族化也不罕见，北周时期蔡、张、周等汉姓改为大利稽氏、叱罗氏、车非氏，宇文泰赐李弼姓徒河氏，赐赵贵姓乙弗氏，赐杨尚希姓普六茹氏，都是汉姓少数民族化的例证。少数民族姓氏汉化与汉姓少数民族化丰富了中国的姓氏，而姓氏在这里也成了民族融合的证据。
同时，虽然无论在功能还是用法上，我们今天的赵、钱、孙、李诸姓都与战国中期的姓氏基本一致，作为一项制度来说它两千多年没有发生大的调整，但是作为社会结构中血缘关系的镜像，姓氏的社会意义却始终在缘时变动。
比如，先秦时代因为存在大规模的血缘组织，因而产生了姓、氏两级制；然自东汉以后，尽管不少朝代重又出现了累世同居的大家族，但两级制的姓氏结构并没有重新出现。个中原因，一方面与专制国家为征发兵役、赋税而不断加强的对属民的名籍控制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郡县制确立之后，基层社会虽仍存在浓厚的血缘色彩，但全国属民的管理终究主要是通过郡县乡里的地域组织发挥作用，地域组织战胜了血缘组织，姓氏结构发生变动的基础也就消失了。
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姓氏曾经是认定一个人社会等级的最重要因素，但自宋代以后，姓氏却只作为一种血缘标志符号而存在；迄于今日，姓氏作为血缘标志符号的意义也在淡化，在作用上正与名趋同。这是因为个人对血缘组织的依赖日益减弱。魏晋实行按门第取士的九品官人法，姓氏是标识门第出身的第一要素，自然备受重视；宋代以后，科举制经过充分发展已成为选拔人才的基本途径，个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前途主要取决于科考而不再取决于门第，姓氏的重要性亦大为下降。时至今日，乡土社会崩解殆尽，人口流动、离家谋生已成为社会常态，无论是人们对血缘组织的依赖还是血缘组织能提供给人们的依赖都接近于无，姓氏的血缘色彩自然也愈来愈淡化，正变为纯个人的符号。
综上，姓氏绝不仅仅是一种名号，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相当宏富，从姓氏入手，能让我们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察更清晰、更深入。
姓与氏作为不同级别血缘组织的名号，两者在先秦时代的区分很明显，古人有所谓“三代之上，姓氏有别”之说，就是由此得出的结论。
首先，在对始祖的追溯上，姓由于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历史悠远，世系模糊，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地追溯，每个姓只能出自想象的祖先——往往是半人半神的人物；而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晚近，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
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顾炎武《日知录·原姓》篇所云“考之于《传》（指《左传》——笔者按），二百五十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即是据此而发的议论。现今的一些姓氏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其实都是不符合先秦实际的错误称谓。周公在先秦典籍中多被提及，均无称“姬旦”者，其被称为“姬旦”，是晚至《晋书·王浑传》才有的事。大概到了晋代，人们对先秦姓氏应用规则已不甚了了，遂以后世制度相比附，此后更是以讹传讹了。
先秦时代的人既有姓又有氏。比如周公，姓“姬”，氏“周”；再如孔子，姓“子”，氏“孔”。女子亦然，著名的苏妲己，姓“己”，氏“苏”；周幽王为博其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的褒姒，姓“姒”，氏“褒”。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上古的姓氏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姓与氏合流，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此后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
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无论男女，其个人称谓都以“姓＋名”的形式出现，人们所熟知的秦王“嬴政”，刺杀嬴政的“荆轲”，为荆轲击筑送行的“高渐离”，就都是“姓＋名”的称谓形式。
再次，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同血缘，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姓子，属殷商遗族（孔子便出自这一支）；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几者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
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到今日，其间具体的姓氏有增有减，有生有灭，比如曾见于孔子门徒中的“漆彫”、“壤驷”等姓氏后世都已绝迹，而“呼延”“尉迟”等姓又在某些时代加入了姓氏大军。姓氏为一个文化整体，始终活跃于政治生活、民族关系、心理民俗等方方面面。
比如，中国历朝都有帝王赐自己的姓氏给功臣宠臣的情况，吴人俞韶为孙策所喜，赐姓为孙；西魏王杰因战功卓著，赐姓宇文氏；唐代罗艺因归顺李渊，赐姓李氏。赐姓其实是帝王用建立拟血缘关系、结成假定意义上的“同姓”的办法，对臣子进行褒奖的一种方式（对叛臣逆臣则以剥夺赐姓进行惩戒），以激励臣子效忠。姓氏在这里与金银玉帛等有形物质本质上相同，成了政治手段的一部分。
再如，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少数民族姓氏汉化和汉姓少数民族化的现象，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姓氏汉化，以北魏孝文帝改革最为著名，当时曾一次就将一百四十四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拓跋氏改姓元、独孤氏改姓刘等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其实汉姓少数民族化也不罕见，北周时期蔡、张、周等汉姓改为大利稽氏、叱罗氏、车非氏，宇文泰赐李弼姓徒河氏，赐赵贵姓乙弗氏，赐杨尚希姓普六茹氏，都是汉姓少数民族化的例证。少数民族姓氏汉化与汉姓少数民族化丰富了中国的姓氏，而姓氏在这里也成了民族融合的证据。
同时，虽然无论在功能还是用法上，我们今天的赵、钱、孙、李诸姓都与战国中期的姓氏基本一致，作为一项制度来说它两千多年没有发生大的调整，但是作为社会结构中血缘关系的镜像，姓氏的社会意义却始终在缘时变动。
比如，先秦时代因为存在大规模的血缘组织，因而产生了姓、氏两级制；然自东汉以后，尽管不少朝代重又出现了累世同居的大家族，但两级制的姓氏结构并没有重新出现。个中原因，一方面与专制国家为征发兵役、赋税而不断加强的对属民的名籍控制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郡县制确立之后，基层社会虽仍存在浓厚的血缘色彩，但全国属民的管理终究主要是通过郡县乡里的地域组织发挥作用，地域组织战胜了血缘组织，姓氏结构发生变动的基础也就消失了。
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姓氏曾经是认定一个人社会等级的最重要因素，但自宋代以后，姓氏却只作为一种血缘标志符号而存在；迄于今日，姓氏作为血缘标志符号的意义也在淡化，在作用上正与名趋同。这是因为个人对血缘组织的依赖日益减弱。魏晋实行按门第取士的九品官人法，姓氏是标识门第出身的第一要素，自然备受重视；宋代以后，科举制经过充分发展已成为选拔人才的基本途径，个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前途主要取决于科考而不再取决于门第，姓氏的重要性亦大为下降。时至今日，乡土社会崩解殆尽，人口流动、离家谋生已成为社会常态，无论是人们对血缘组织的依赖还是血缘组织能提供给人们的依赖都接近于无，姓氏的血缘色彩自然也愈来愈淡化，正变为纯个人的符号。
综上，姓氏绝不仅仅是一种名号，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相当宏富，从姓氏入手，能让我们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察更清晰、更深入。
姓与氏作为不同级别血缘组织的名号，两者在先秦时代的区分很明显，古人有所谓“三代之上，姓氏有别”之说，就是由此得出的结论。
首先，在对始祖的追溯上，姓由于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历史悠远，世系模糊，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地追溯，每个姓只能出自想象的祖先——往往是半人半神的人物；而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晚近，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
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顾炎武《日知录·原姓》篇所云“考之于《传》（指《左传》——笔者按），二百五十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即是据此而发的议论。现今的一些姓氏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其实都是不符合先秦实际的错误称谓。周公在先秦典籍中多被提及，均无称“姬旦”者，其被称为“姬旦”，是晚至《晋书·王浑传》才有的事。大概到了晋代，人们对先秦姓氏应用规则已不甚了了，遂以后世制度相比附，此后更是以讹传讹了。
先秦时代的人既有姓又有氏。比如周公，姓“姬”，氏“周”；再如孔子，姓“子”，氏“孔”。女子亦然，著名的苏妲己，姓“己”，氏“苏”；周幽王为博其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的褒姒，姓“姒”，氏“褒”。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上古的姓氏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姓与氏合流，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此后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
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无论男女，其个人称谓都以“姓＋名”的形式出现，人们所熟知的秦王“嬴政”，刺杀嬴政的“荆轲”，为荆轲击筑送行的“高渐离”，就都是“姓＋名”的称谓形式。
再次，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同血缘，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姓子，属殷商遗族（孔子便出自这一支）；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几者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
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到今日，其间具体的姓氏有增有减，有生有灭，比如曾见于孔子门徒中的“漆彫”、“壤驷”等姓氏后世都已绝迹，而“呼延”“尉迟”等姓又在某些时代加入了姓氏大军。姓氏为一个文化整体，始终活跃于政治生活、民族关系、心理民俗等方方面面。
比如，中国历朝都有帝王赐自己的姓氏给功臣宠臣的情况，吴人俞韶为孙策所喜，赐姓为孙；西魏王杰因战功卓著，赐姓宇文氏；唐代罗艺因归顺李渊，赐姓李氏。赐姓其实是帝王用建立拟血缘关系、结成假定意义上的“同姓”的办法，对臣子进行褒奖的一种方式（对叛臣逆臣则以剥夺赐姓进行惩戒），以激励臣子效忠。姓氏在这里与金银玉帛等有形物质本质上相同，成了政治手段的一部分。
再如，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少数民族姓氏汉化和汉姓少数民族化的现象，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姓氏汉化，以北魏孝文帝改革最为著名，当时曾一次就将一百四十四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拓跋氏改姓元、独孤氏改姓刘等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其实汉姓少数民族化也不罕见，北周时期蔡、张、周等汉姓改为大利稽氏、叱罗氏、车非氏，宇文泰赐李弼姓徒河氏，赐赵贵姓乙弗氏，赐杨尚希姓普六茹氏，都是汉姓少数民族化的例证。少数民族姓氏汉化与汉姓少数民族化丰富了中国的姓氏，而姓氏在这里也成了民族融合的证据。
同时，虽然无论在功能还是用法上，我们今天的赵、钱、孙、李诸姓都与战国中期的姓氏基本一致，作为一项制度来说它两千多年没有发生大的调整，但是作为社会结构中血缘关系的镜像，姓氏的社会意义却始终在缘时变动。
比如，先秦时代因为存在大规模的血缘组织，因而产生了姓、氏两级制；然自东汉以后，尽管不少朝代重又出现了累世同居的大家族，但两级制的姓氏结构并没有重新出现。个中原因，一方面与专制国家为征发兵役、赋税而不断加强的对属民的名籍控制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郡县制确立之后，基层社会虽仍存在浓厚的血缘色彩，但全国属民的管理终究主要是通过郡县乡里的地域组织发挥作用，地域组织战胜了血缘组织，姓氏结构发生变动的基础也就消失了。
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姓氏曾经是认定一个人社会等级的最重要因素，但自宋代以后，姓氏却只作为一种血缘标志符号而存在；迄于今日，姓氏作为血缘标志符号的意义也在淡化，在作用上正与名趋同。这是因为个人对血缘组织的依赖日益减弱。魏晋实行按门第取士的九品官人法，姓氏是标识门第出身的第一要素，自然备受重视；宋代以后，科举制经过充分发展已成为选拔人才的基本途径，个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前途主要取决于科考而不再取决于门第，姓氏的重要性亦大为下降。时至今日，乡土社会崩解殆尽，人口流动、离家谋生已成为社会常态，无论是人们对血缘组织的依赖还是血缘组织能提供给人们的依赖都接近于无，姓氏的血缘色彩自然也愈来愈淡化，正变为纯个人的符号。
综上，姓氏绝不仅仅是一种名号，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相当宏富，从姓氏入手，能让我们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察更清晰、更深入。
姓与氏作为不同级别血缘组织的名号，两者在先秦时代的区分很明显，古人有所谓“三代之上，姓氏有别”之说，就是由此得出的结论。
首先，在对始祖的追溯上，姓由于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历史悠远，世系模糊，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地追溯，每个姓只能出自想象的祖先——往往是半人半神的人物；而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晚近，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
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顾炎武《日知录·原姓》篇所云“考之于《传》（指《左传》——笔者按），二百五十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即是据此而发的议论。现今的一些姓氏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其实都是不符合先秦实际的错误称谓。周公在先秦典籍中多被提及，均无称“姬旦”者，其被称为“姬旦”，是晚至《晋书·王浑传》才有的事。大概到了晋代，人们对先秦姓氏应用规则已不甚了了，遂以后世制度相比附，此后更是以讹传讹了。
先秦时代的人既有姓又有氏。比如周公，姓“姬”，氏“周”；再如孔子，姓“子”，氏“孔”。女子亦然，著名的苏妲己，姓“己”，氏“苏”；周幽王为博其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的褒姒，姓“姒”，氏“褒”。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上古的姓氏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姓与氏合流，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此后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
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无论男女，其个人称谓都以“姓＋名”的形式出现，人们所熟知的秦王“嬴政”，刺杀嬴政的“荆轲”，为荆轲击筑送行的“高渐离”，就都是“姓＋名”的称谓形式。
再次，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同血缘，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姓子，属殷商遗族（孔子便出自这一支）；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几者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
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到今日，其间具体的姓氏有增有减，有生有灭，比如曾见于孔子门徒中的“漆彫”、“壤驷”等姓氏后世都已绝迹，而“呼延”“尉迟”等姓又在某些时代加入了姓氏大军。姓氏为一个文化整体，始终活跃于政治生活、民族关系、心理民俗等方方面面。
比如，中国历朝都有帝王赐自己的姓氏给功臣宠臣的情况，吴人俞韶为孙策所喜，赐姓为孙；西魏王杰因战功卓著，赐姓宇文氏；唐代罗艺因归顺李渊，赐姓李氏。赐姓其实是帝王用建立拟血缘关系、结成假定意义上的“同姓”的办法，对臣子进行褒奖的一种方式（对叛臣逆臣则以剥夺赐姓进行惩戒），以激励臣子效忠。姓氏在这里与金银玉帛等有形物质本质上相同，成了政治手段的一部分。
再如，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少数民族姓氏汉化和汉姓少数民族化的现象，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姓氏汉化，以北魏孝文帝改革最为著名，当时曾一次就将一百四十四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拓跋氏改姓元、独孤氏改姓刘等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其实汉姓少数民族化也不罕见，北周时期蔡、张、周等汉姓改为大利稽氏、叱罗氏、车非氏，宇文泰赐李弼姓徒河氏，赐赵贵姓乙弗氏，赐杨尚希姓普六茹氏，都是汉姓少数民族化的例证。少数民族姓氏汉化与汉姓少数民族化丰富了中国的姓氏，而姓氏在这里也成了民族融合的证据。
同时，虽然无论在功能还是用法上，我们今天的赵、钱、孙、李诸姓都与战国中期的姓氏基本一致，作为一项制度来说它两千多年没有发生大的调整，但是作为社会结构中血缘关系的镜像，姓氏的社会意义却始终在缘时变动。
比如，先秦时代因为存在大规模的血缘组织，因而产生了姓、氏两级制；然自东汉以后，尽管不少朝代重又出现了累世同居的大家族，但两级制的姓氏结构并没有重新出现。个中原因，一方面与专制国家为征发兵役、赋税而不断加强的对属民的名籍控制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郡县制确立之后，基层社会虽仍存在浓厚的血缘色彩，但全国属民的管理终究主要是通过郡县乡里的地域组织发挥作用，地域组织战胜了血缘组织，姓氏结构发生变动的基础也就消失了。
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姓氏曾经是认定一个人社会等级的最重要因素，但自宋代以后，姓氏却只作为一种血缘标志符号而存在；迄于今日，姓氏作为血缘标志符号的意义也在淡化，在作用上正与名趋同。这是因为个人对血缘组织的依赖日益减弱。魏晋实行按门第取士的九品官人法，姓氏是标识门第出身的第一要素，自然备受重视；宋代以后，科举制经过充分发展已成为选拔人才的基本途径，个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前途主要取决于科考而不再取决于门第，姓氏的重要性亦大为下降。时至今日，乡土社会崩解殆尽，人口流动、离家谋生已成为社会常态，无论是人们对血缘组织的依赖还是血缘组织能提供给人们的依赖都接近于无，姓氏的血缘色彩自然也愈来愈淡化，正变为纯个人的符号。
综上，姓氏绝不仅仅是一种名号，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相当宏富，从姓氏入手，能让我们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察更清晰、更深入。
姓与氏作为不同级别血缘组织的名号，两者在先秦时代的区分很明显，古人有所谓“三代之上，姓氏有别”之说，就是由此得出的结论。
首先，在对始祖的追溯上，姓由于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历史悠远，世系模糊，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地追溯，每个姓只能出自想象的祖先——往往是半人半神的人物；而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晚近，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
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顾炎武《日知录·原姓》篇所云“考之于《传》（指《左传》——笔者按），二百五十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即是据此而发的议论。现今的一些姓氏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其实都是不符合先秦实际的错误称谓。周公在先秦典籍中多被提及，均无称“姬旦”者，其被称为“姬旦”，是晚至《晋书·王浑传》才有的事。大概到了晋代，人们对先秦姓氏应用规则已不甚了了，遂以后世制度相比附，此后更是以讹传讹了。
先秦时代的人既有姓又有氏。比如周公，姓“姬”，氏“周”；再如孔子，姓“子”，氏“孔”。女子亦然，著名的苏妲己，姓“己”，氏“苏”；周幽王为博其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的褒姒，姓“姒”，氏“褒”。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上古的姓氏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姓与氏合流，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此后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
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无论男女，其个人称谓都以“姓＋名”的形式出现，人们所熟知的秦王“嬴政”，刺杀嬴政的“荆轲”，为荆轲击筑送行的“高渐离”，就都是“姓＋名”的称谓形式。
再次，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同血缘，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姓子，属殷商遗族（孔子便出自这一支）；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几者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
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到今日，其间具体的姓氏有增有减，有生有灭，比如曾见于孔子门徒中的“漆彫”、“壤驷”等姓氏后世都已绝迹，而“呼延”“尉迟”等姓又在某些时代加入了姓氏大军。姓氏为一个文化整体，始终活跃于政治生活、民族关系、心理民俗等方方面面。
比如，中国历朝都有帝王赐自己的姓氏给功臣宠臣的情况，吴人俞韶为孙策所喜，赐姓为孙；西魏王杰因战功卓著，赐姓宇文氏；唐代罗艺因归顺李渊，赐姓李氏。赐姓其实是帝王用建立拟血缘关系、结成假定意义上的“同姓”的办法，对臣子进行褒奖的一种方式（对叛臣逆臣则以剥夺赐姓进行惩戒），以激励臣子效忠。姓氏在这里与金银玉帛等有形物质本质上相同，成了政治手段的一部分。
再如，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少数民族姓氏汉化和汉姓少数民族化的现象，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姓氏汉化，以北魏孝文帝改革最为著名，当时曾一次就将一百四十四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拓跋氏改姓元、独孤氏改姓刘等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其实汉姓少数民族化也不罕见，北周时期蔡、张、周等汉姓改为大利稽氏、叱罗氏、车非氏，宇文泰赐李弼姓徒河氏，赐赵贵姓乙弗氏，赐杨尚希姓普六茹氏，都是汉姓少数民族化的例证。少数民族姓氏汉化与汉姓少数民族化丰富了中国的姓氏，而姓氏在这里也成了民族融合的证据。
同时，虽然无论在功能还是用法上，我们今天的赵、钱、孙、李诸姓都与战国中期的姓氏基本一致，作为一项制度来说它两千多年没有发生大的调整，但是作为社会结构中血缘关系的镜像，姓氏的社会意义却始终在缘时变动。
比如，先秦时代因为存在大规模的血缘组织，因而产生了姓、氏两级制；然自东汉以后，尽管不少朝代重又出现了累世同居的大家族，但两级制的姓氏结构并没有重新出现。个中原因，一方面与专制国家为征发兵役、赋税而不断加强的对属民的名籍控制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郡县制确立之后，基层社会虽仍存在浓厚的血缘色彩，但全国属民的管理终究主要是通过郡县乡里的地域组织发挥作用，地域组织战胜了血缘组织，姓氏结构发生变动的基础也就消失了。
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姓氏曾经是认定一个人社会等级的最重要因素，但自宋代以后，姓氏却只作为一种血缘标志符号而存在；迄于今日，姓氏作为血缘标志符号的意义也在淡化，在作用上正与名趋同。这是因为个人对血缘组织的依赖日益减弱。魏晋实行按门第取士的九品官人法，姓氏是标识门第出身的第一要素，自然备受重视；宋代以后，科举制经过充分发展已成为选拔人才的基本途径，个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前途主要取决于科考而不再取决于门第，姓氏的重要性亦大为下降。时至今日，乡土社会崩解殆尽，人口流动、离家谋生已成为社会常态，无论是人们对血缘组织的依赖还是血缘组织能提供给人们的依赖都接近于无，姓氏的血缘色彩自然也愈来愈淡化，正变为纯个人的符号。
综上，姓氏绝不仅仅是一种名号，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相当宏富，从姓氏入手，能让我们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察更清晰、更深入。
姓与氏作为不同级别血缘组织的名号，两者在先秦时代的区分很明显，古人有所谓“三代之上，姓氏有别”之说，就是由此得出的结论。
首先，在对始祖的追溯上，姓由于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历史悠远，世系模糊，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地追溯，每个姓只能出自想象的祖先——往往是半人半神的人物；而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晚近，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
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顾炎武《日知录·原姓》篇所云“考之于《传》（指《左传》——笔者按），二百五十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即是据此而发的议论。现今的一些姓氏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其实都是不符合先秦实际的错误称谓。周公在先秦典籍中多被提及，均无称“姬旦”者，其被称为“姬旦”，是晚至《晋书·王浑传》才有的事。大概到了晋代，人们对先秦姓氏应用规则已不甚了了，遂以后世制度相比附，此后更是以讹传讹了。
先秦时代的人既有姓又有氏。比如周公，姓“姬”，氏“周”；再如孔子，姓“子”，氏“孔”。女子亦然，著名的苏妲己，姓“己”，氏“苏”；周幽王为博其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的褒姒，姓“姒”，氏“褒”。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上古的姓氏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姓与氏合流，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此后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
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无论男女，其个人称谓都以“姓＋名”的形式出现，人们所熟知的秦王“嬴政”，刺杀嬴政的“荆轲”，为荆轲击筑送行的“高渐离”，就都是“姓＋名”的称谓形式。
再次，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同血缘，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姓子，属殷商遗族（孔子便出自这一支）；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几者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
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到今日，其间具体的姓氏有增有减，有生有灭，比如曾见于孔子门徒中的“漆彫”、“壤驷”等姓氏后世都已绝迹，而“呼延”“尉迟”等姓又在某些时代加入了姓氏大军。姓氏为一个文化整体，始终活跃于政治生活、民族关系、心理民俗等方方面面。
比如，中国历朝都有帝王赐自己的姓氏给功臣宠臣的情况，吴人俞韶为孙策所喜，赐姓为孙；西魏王杰因战功卓著，赐姓宇文氏；唐代罗艺因归顺李渊，赐姓李氏。赐姓其实是帝王用建立拟血缘关系、结成假定意义上的“同姓”的办法，对臣子进行褒奖的一种方式（对叛臣逆臣则以剥夺赐姓进行惩戒），以激励臣子效忠。姓氏在这里与金银玉帛等有形物质本质上相同，成了政治手段的一部分。
再如，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少数民族姓氏汉化和汉姓少数民族化的现象，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姓氏汉化，以北魏孝文帝改革最为著名，当时曾一次就将一百四十四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拓跋氏改姓元、独孤氏改姓刘等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其实汉姓少数民族化也不罕见，北周时期蔡、张、周等汉姓改为大利稽氏、叱罗氏、车非氏，宇文泰赐李弼姓徒河氏，赐赵贵姓乙弗氏，赐杨尚希姓普六茹氏，都是汉姓少数民族化的例证。少数民族姓氏汉化与汉姓少数民族化丰富了中国的姓氏，而姓氏在这里也成了民族融合的证据。
同时，虽然无论在功能还是用法上，我们今天的赵、钱、孙、李诸姓都与战国中期的姓氏基本一致，作为一项制度来说它两千多年没有发生大的调整，但是作为社会结构中血缘关系的镜像，姓氏的社会意义却始终在缘时变动。
比如，先秦时代因为存在大规模的血缘组织，因而产生了姓、氏两级制；然自东汉以后，尽管不少朝代重又出现了累世同居的大家族，但两级制的姓氏结构并没有重新出现。个中原因，一方面与专制国家为征发兵役、赋税而不断加强的对属民的名籍控制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郡县制确立之后，基层社会虽仍存在浓厚的血缘色彩，但全国属民的管理终究主要是通过郡县乡里的地域组织发挥作用，地域组织战胜了血缘组织，姓氏结构发生变动的基础也就消失了。
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姓氏曾经是认定一个人社会等级的最重要因素，但自宋代以后，姓氏却只作为一种血缘标志符号而存在；迄于今日，姓氏作为血缘标志符号的意义也在淡化，在作用上正与名趋同。这是因为个人对血缘组织的依赖日益减弱。魏晋实行按门第取士的九品官人法，姓氏是标识门第出身的第一要素，自然备受重视；宋代以后，科举制经过充分发展已成为选拔人才的基本途径，个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前途主要取决于科考而不再取决于门第，姓氏的重要性亦大为下降。时至今日，乡土社会崩解殆尽，人口流动、离家谋生已成为社会常态，无论是人们对血缘组织的依赖还是血缘组织能提供给人们的依赖都接近于无，姓氏的血缘色彩自然也愈来愈淡化，正变为纯个人的符号。
综上，姓氏绝不仅仅是一种名号，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相当宏富，从姓氏入手，能让我们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察更清晰、更深入。
姓与氏作为不同级别血缘组织的名号，两者在先秦时代的区分很明显，古人有所谓“三代之上，姓氏有别”之说，就是由此得出的结论。
首先，在对始祖的追溯上，姓由于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历史悠远，世系模糊，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地追溯，每个姓只能出自想象的祖先——往往是半人半神的人物；而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晚近，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
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顾炎武《日知录·原姓》篇所云“考之于《传》（指《左传》——笔者按），二百五十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即是据此而发的议论。现今的一些姓氏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其实都是不符合先秦实际的错误称谓。周公在先秦典籍中多被提及，均无称“姬旦”者，其被称为“姬旦”，是晚至《晋书·王浑传》才有的事。大概到了晋代，人们对先秦姓氏应用规则已不甚了了，遂以后世制度相比附，此后更是以讹传讹了。
先秦时代的人既有姓又有氏。比如周公，姓“姬”，氏“周”；再如孔子，姓“子”，氏“孔”。女子亦然，著名的苏妲己，姓“己”，氏“苏”；周幽王为博其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的褒姒，姓“姒”，氏“褒”。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上古的姓氏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姓与氏合流，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此后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
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无论男女，其个人称谓都以“姓＋名”的形式出现，人们所熟知的秦王“嬴政”，刺杀嬴政的“荆轲”，为荆轲击筑送行的“高渐离”，就都是“姓＋名”的称谓形式。
再次，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同血缘，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姓子，属殷商遗族（孔子便出自这一支）；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几者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
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到今日，其间具体的姓氏有增有减，有生有灭，比如曾见于孔子门徒中的“漆彫”、“壤驷”等姓氏后世都已绝迹，而“呼延”“尉迟”等姓又在某些时代加入了姓氏大军。姓氏为一个文化整体，始终活跃于政治生活、民族关系、心理民俗等方方面面。
比如，中国历朝都有帝王赐自己的姓氏给功臣宠臣的情况，吴人俞韶为孙策所喜，赐姓为孙；西魏王杰因战功卓著，赐姓宇文氏；唐代罗艺因归顺李渊，赐姓李氏。赐姓其实是帝王用建立拟血缘关系、结成假定意义上的“同姓”的办法，对臣子进行褒奖的一种方式（对叛臣逆臣则以剥夺赐姓进行惩戒），以激励臣子效忠。姓氏在这里与金银玉帛等有形物质本质上相同，成了政治手段的一部分。
再如，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少数民族姓氏汉化和汉姓少数民族化的现象，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姓氏汉化，以北魏孝文帝改革最为著名，当时曾一次就将一百四十四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拓跋氏改姓元、独孤氏改姓刘等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其实汉姓少数民族化也不罕见，北周时期蔡、张、周等汉姓改为大利稽氏、叱罗氏、车非氏，宇文泰赐李弼姓徒河氏，赐赵贵姓乙弗氏，赐杨尚希姓普六茹氏，都是汉姓少数民族化的例证。少数民族姓氏汉化与汉姓少数民族化丰富了中国的姓氏，而姓氏在这里也成了民族融合的证据。
同时，虽然无论在功能还是用法上，我们今天的赵、钱、孙、李诸姓都与战国中期的姓氏基本一致，作为一项制度来说它两千多年没有发生大的调整，但是作为社会结构中血缘关系的镜像，姓氏的社会意义却始终在缘时变动。
比如，先秦时代因为存在大规模的血缘组织，因而产生了姓、氏两级制；然自东汉以后，尽管不少朝代重又出现了累世同居的大家族，但两级制的姓氏结构并没有重新出现。个中原因，一方面与专制国家为征发兵役、赋税而不断加强的对属民的名籍控制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郡县制确立之后，基层社会虽仍存在浓厚的血缘色彩，但全国属民的管理终究主要是通过郡县乡里的地域组织发挥作用，地域组织战胜了血缘组织，姓氏结构发生变动的基础也就消失了。
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姓氏曾经是认定一个人社会等级的最重要因素，但自宋代以后，姓氏却只作为一种血缘标志符号而存在；迄于今日，姓氏作为血缘标志符号的意义也在淡化，在作用上正与名趋同。这是因为个人对血缘组织的依赖日益减弱。魏晋实行按门第取士的九品官人法，姓氏是标识门第出身的第一要素，自然备受重视；宋代以后，科举制经过充分发展已成为选拔人才的基本途径，个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前途主要取决于科考而不再取决于门第，姓氏的重要性亦大为下降。时至今日，乡土社会崩解殆尽，人口流动、离家谋生已成为社会常态，无论是人们对血缘组织的依赖还是血缘组织能提供给人们的依赖都接近于无，姓氏的血缘色彩自然也愈来愈淡化，正变为纯个人的符号。
综上，姓氏绝不仅仅是一种名号，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相当宏富，从姓氏入手，能让我们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察更清晰、更深入。
姓与氏作为不同级别血缘组织的名号，两者在先秦时代的区分很明显，古人有所谓“三代之上，姓氏有别”之说，就是由此得出的结论。
首先，在对始祖的追溯上，姓由于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历史悠远，世系模糊，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地追溯，每个姓只能出自想象的祖先——往往是半人半神的人物；而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晚近，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
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顾炎武《日知录·原姓》篇所云“考之于《传》（指《左传》——笔者按），二百五十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即是据此而发的议论。现今的一些姓氏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其实都是不符合先秦实际的错误称谓。周公在先秦典籍中多被提及，均无称“姬旦”者，其被称为“姬旦”，是晚至《晋书·王浑传》才有的事。大概到了晋代，人们对先秦姓氏应用规则已不甚了了，遂以后世制度相比附，此后更是以讹传讹了。
先秦时代的人既有姓又有氏。比如周公，姓“姬”，氏“周”；再如孔子，姓“子”，氏“孔”。女子亦然，著名的苏妲己，姓“己”，氏“苏”；周幽王为博其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的褒姒，姓“姒”，氏“褒”。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上古的姓氏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姓与氏合流，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此后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
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无论男女，其个人称谓都以“姓＋名”的形式出现，人们所熟知的秦王“嬴政”，刺杀嬴政的“荆轲”，为荆轲击筑送行的“高渐离”，就都是“姓＋名”的称谓形式。
再次，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同血缘，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姓子，属殷商遗族（孔子便出自这一支）；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几者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
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到今日，其间具体的姓氏有增有减，有生有灭，比如曾见于孔子门徒中的“漆彫”、“壤驷”等姓氏后世都已绝迹，而“呼延”“尉迟”等姓又在某些时代加入了姓氏大军。姓氏为一个文化整体，始终活跃于政治生活、民族关系、心理民俗等方方面面。
比如，中国历朝都有帝王赐自己的姓氏给功臣宠臣的情况，吴人俞韶为孙策所喜，赐姓为孙；西魏王杰因战功卓著，赐姓宇文氏；唐代罗艺因归顺李渊，赐姓李氏。赐姓其实是帝王用建立拟血缘关系、结成假定意义上的“同姓”的办法，对臣子进行褒奖的一种方式（对叛臣逆臣则以剥夺赐姓进行惩戒），以激励臣子效忠。姓氏在这里与金银玉帛等有形物质本质上相同，成了政治手段的一部分。
再如，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少数民族姓氏汉化和汉姓少数民族化的现象，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姓氏汉化，以北魏孝文帝改革最为著名，当时曾一次就将一百四十四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拓跋氏改姓元、独孤氏改姓刘等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其实汉姓少数民族化也不罕见，北周时期蔡、张、周等汉姓改为大利稽氏、叱罗氏、车非氏，宇文泰赐李弼姓徒河氏，赐赵贵姓乙弗氏，赐杨尚希姓普六茹氏，都是汉姓少数民族化的例证。少数民族姓氏汉化与汉姓少数民族化丰富了中国的姓氏，而姓氏在这里也成了民族融合的证据。
同时，虽然无论在功能还是用法上，我们今天的赵、钱、孙、李诸姓都与战国中期的姓氏基本一致，作为一项制度来说它两千多年没有发生大的调整，但是作为社会结构中血缘关系的镜像，姓氏的社会意义却始终在缘时变动。
比如，先秦时代因为存在大规模的血缘组织，因而产生了姓、氏两级制；然自东汉以后，尽管不少朝代重又出现了累世同居的大家族，但两级制的姓氏结构并没有重新出现。个中原因，一方面与专制国家为征发兵役、赋税而不断加强的对属民的名籍控制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郡县制确立之后，基层社会虽仍存在浓厚的血缘色彩，但全国属民的管理终究主要是通过郡县乡里的地域组织发挥作用，地域组织战胜了血缘组织，姓氏结构发生变动的基础也就消失了。
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姓氏曾经是认定一个人社会等级的最重要因素，但自宋代以后，姓氏却只作为一种血缘标志符号而存在；迄于今日，姓氏作为血缘标志符号的意义也在淡化，在作用上正与名趋同。这是因为个人对血缘组织的依赖日益减弱。魏晋实行按门第取士的九品官人法，姓氏是标识门第出身的第一要素，自然备受重视；宋代以后，科举制经过充分发展已成为选拔人才的基本途径，个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前途主要取决于科考而不再取决于门第，姓氏的重要性亦大为下降。时至今日，乡土社会崩解殆尽，人口流动、离家谋生已成为社会常态，无论是人们对血缘组织的依赖还是血缘组织能提供给人们的依赖都接近于无，姓氏的血缘色彩自然也愈来愈淡化，正变为纯个人的符号。
综上，姓氏绝不仅仅是一种名号，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相当宏富，从姓氏入手，能让我们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察更清晰、更深入。
姓与氏作为不同级别血缘组织的名号，两者在先秦时代的区分很明显，古人有所谓“三代之上，姓氏有别”之说，就是由此得出的结论。
首先，在对始祖的追溯上，姓由于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历史悠远，世系模糊，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地追溯，每个姓只能出自想象的祖先——往往是半人半神的人物；而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晚近，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
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顾炎武《日知录·原姓》篇所云“考之于《传》（指《左传》——笔者按），二百五十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即是据此而发的议论。现今的一些姓氏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其实都是不符合先秦实际的错误称谓。周公在先秦典籍中多被提及，均无称“姬旦”者，其被称为“姬旦”，是晚至《晋书·王浑传》才有的事。大概到了晋代，人们对先秦姓氏应用规则已不甚了了，遂以后世制度相比附，此后更是以讹传讹了。
先秦时代的人既有姓又有氏。比如周公，姓“姬”，氏“周”；再如孔子，姓“子”，氏“孔”。女子亦然，著名的苏妲己，姓“己”，氏“苏”；周幽王为博其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的褒姒，姓“姒”，氏“褒”。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上古的姓氏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姓与氏合流，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此后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
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无论男女，其个人称谓都以“姓＋名”的形式出现，人们所熟知的秦王“嬴政”，刺杀嬴政的“荆轲”，为荆轲击筑送行的“高渐离”，就都是“姓＋名”的称谓形式。
再次，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同血缘，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姓子，属殷商遗族（孔子便出自这一支）；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几者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
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到今日，其间具体的姓氏有增有减，有生有灭，比如曾见于孔子门徒中的“漆彫”、“壤驷”等姓氏后世都已绝迹，而“呼延”“尉迟”等姓又在某些时代加入了姓氏大军。姓氏为一个文化整体，始终活跃于政治生活、民族关系、心理民俗等方方面面。
比如，中国历朝都有帝王赐自己的姓氏给功臣宠臣的情况，吴人俞韶为孙策所喜，赐姓为孙；西魏王杰因战功卓著，赐姓宇文氏；唐代罗艺因归顺李渊，赐姓李氏。赐姓其实是帝王用建立拟血缘关系、结成假定意义上的“同姓”的办法，对臣子进行褒奖的一种方式（对叛臣逆臣则以剥夺赐姓进行惩戒），以激励臣子效忠。姓氏在这里与金银玉帛等有形物质本质上相同，成了政治手段的一部分。
再如，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少数民族姓氏汉化和汉姓少数民族化的现象，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姓氏汉化，以北魏孝文帝改革最为著名，当时曾一次就将一百四十四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拓跋氏改姓元、独孤氏改姓刘等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其实汉姓少数民族化也不罕见，北周时期蔡、张、周等汉姓改为大利稽氏、叱罗氏、车非氏，宇文泰赐李弼姓徒河氏，赐赵贵姓乙弗氏，赐杨尚希姓普六茹氏，都是汉姓少数民族化的例证。少数民族姓氏汉化与汉姓少数民族化丰富了中国的姓氏，而姓氏在这里也成了民族融合的证据。
同时，虽然无论在功能还是用法上，我们今天的赵、钱、孙、李诸姓都与战国中期的姓氏基本一致，作为一项制度来说它两千多年没有发生大的调整，但是作为社会结构中血缘关系的镜像，姓氏的社会意义却始终在缘时变动。
比如，先秦时代因为存在大规模的血缘组织，因而产生了姓、氏两级制；然自东汉以后，尽管不少朝代重又出现了累世同居的大家族，但两级制的姓氏结构并没有重新出现。个中原因，一方面与专制国家为征发兵役、赋税而不断加强的对属民的名籍控制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郡县制确立之后，基层社会虽仍存在浓厚的血缘色彩，但全国属民的管理终究主要是通过郡县乡里的地域组织发挥作用，地域组织战胜了血缘组织，姓氏结构发生变动的基础也就消失了。
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姓氏曾经是认定一个人社会等级的最重要因素，但自宋代以后，姓氏却只作为一种血缘标志符号而存在；迄于今日，姓氏作为血缘标志符号的意义也在淡化，在作用上正与名趋同。这是因为个人对血缘组织的依赖日益减弱。魏晋实行按门第取士的九品官人法，姓氏是标识门第出身的第一要素，自然备受重视；宋代以后，科举制经过充分发展已成为选拔人才的基本途径，个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前途主要取决于科考而不再取决于门第，姓氏的重要性亦大为下降。时至今日，乡土社会崩解殆尽，人口流动、离家谋生已成为社会常态，无论是人们对血缘组织的依赖还是血缘组织能提供给人们的依赖都接近于无，姓氏的血缘色彩自然也愈来愈淡化，正变为纯个人的符号。
综上，姓氏绝不仅仅是一种名号，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相当宏富，从姓氏入手，能让我们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察更清晰、更深入。
姓与氏作为不同级别血缘组织的名号，两者在先秦时代的区分很明显，古人有所谓“三代之上，姓氏有别”之说，就是由此得出的结论。
首先，在对始祖的追溯上，姓由于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历史悠远，世系模糊，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地追溯，每个姓只能出自想象的祖先——往往是半人半神的人物；而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晚近，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
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顾炎武《日知录·原姓》篇所云“考之于《传》（指《左传》——笔者按），二百五十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即是据此而发的议论。现今的一些姓氏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其实都是不符合先秦实际的错误称谓。周公在先秦典籍中多被提及，均无称“姬旦”者，其被称为“姬旦”，是晚至《晋书·王浑传》才有的事。大概到了晋代，人们对先秦姓氏应用规则已不甚了了，遂以后世制度相比附，此后更是以讹传讹了。
先秦时代的人既有姓又有氏。比如周公，姓“姬”，氏“周”；再如孔子，姓“子”，氏“孔”。女子亦然，著名的苏妲己，姓“己”，氏“苏”；周幽王为博其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的褒姒，姓“姒”，氏“褒”。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上古的姓氏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姓与氏合流，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此后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
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无论男女，其个人称谓都以“姓＋名”的形式出现，人们所熟知的秦王“嬴政”，刺杀嬴政的“荆轲”，为荆轲击筑送行的“高渐离”，就都是“姓＋名”的称谓形式。
再次，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同血缘，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姓子，属殷商遗族（孔子便出自这一支）；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几者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
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到今日，其间具体的姓氏有增有减，有生有灭，比如曾见于孔子门徒中的“漆彫”、“壤驷”等姓氏后世都已绝迹，而“呼延”“尉迟”等姓又在某些时代加入了姓氏大军。姓氏为一个文化整体，始终活跃于政治生活、民族关系、心理民俗等方方面面。
比如，中国历朝都有帝王赐自己的姓氏给功臣宠臣的情况，吴人俞韶为孙策所喜，赐姓为孙；西魏王杰因战功卓著，赐姓宇文氏；唐代罗艺因归顺李渊，赐姓李氏。赐姓其实是帝王用建立拟血缘关系、结成假定意义上的“同姓”的办法，对臣子进行褒奖的一种方式（对叛臣逆臣则以剥夺赐姓进行惩戒），以激励臣子效忠。姓氏在这里与金银玉帛等有形物质本质上相同，成了政治手段的一部分。
再如，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少数民族姓氏汉化和汉姓少数民族化的现象，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姓氏汉化，以北魏孝文帝改革最为著名，当时曾一次就将一百四十四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拓跋氏改姓元、独孤氏改姓刘等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其实汉姓少数民族化也不罕见，北周时期蔡、张、周等汉姓改为大利稽氏、叱罗氏、车非氏，宇文泰赐李弼姓徒河氏，赐赵贵姓乙弗氏，赐杨尚希姓普六茹氏，都是汉姓少数民族化的例证。少数民族姓氏汉化与汉姓少数民族化丰富了中国的姓氏，而姓氏在这里也成了民族融合的证据。
同时，虽然无论在功能还是用法上，我们今天的赵、钱、孙、李诸姓都与战国中期的姓氏基本一致，作为一项制度来说它两千多年没有发生大的调整，但是作为社会结构中血缘关系的镜像，姓氏的社会意义却始终在缘时变动。
比如，先秦时代因为存在大规模的血缘组织，因而产生了姓、氏两级制；然自东汉以后，尽管不少朝代重又出现了累世同居的大家族，但两级制的姓氏结构并没有重新出现。个中原因，一方面与专制国家为征发兵役、赋税而不断加强的对属民的名籍控制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郡县制确立之后，基层社会虽仍存在浓厚的血缘色彩，但全国属民的管理终究主要是通过郡县乡里的地域组织发挥作用，地域组织战胜了血缘组织，姓氏结构发生变动的基础也就消失了。
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姓氏曾经是认定一个人社会等级的最重要因素，但自宋代以后，姓氏却只作为一种血缘标志符号而存在；迄于今日，姓氏作为血缘标志符号的意义也在淡化，在作用上正与名趋同。这是因为个人对血缘组织的依赖日益减弱。魏晋实行按门第取士的九品官人法，姓氏是标识门第出身的第一要素，自然备受重视；宋代以后，科举制经过充分发展已成为选拔人才的基本途径，个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前途主要取决于科考而不再取决于门第，姓氏的重要性亦大为下降。时至今日，乡土社会崩解殆尽，人口流动、离家谋生已成为社会常态，无论是人们对血缘组织的依赖还是血缘组织能提供给人们的依赖都接近于无，姓氏的血缘色彩自然也愈来愈淡化，正变为纯个人的符号。
综上，姓氏绝不仅仅是一种名号，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相当宏富，从姓氏入手，能让我们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察更清晰、更深入。
姓与氏作为不同级别血缘组织的名号，两者在先秦时代的区分很明显，古人有所谓“三代之上，姓氏有别”之说，就是由此得出的结论。
首先，在对始祖的追溯上，姓由于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历史悠远，世系模糊，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地追溯，每个姓只能出自想象的祖先——往往是半人半神的人物；而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晚近，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
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顾炎武《日知录·原姓》篇所云“考之于《传》（指《左传》——笔者按），二百五十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即是据此而发的议论。现今的一些姓氏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其实都是不符合先秦实际的错误称谓。周公在先秦典籍中多被提及，均无称“姬旦”者，其被称为“姬旦”，是晚至《晋书·王浑传》才有的事。大概到了晋代，人们对先秦姓氏应用规则已不甚了了，遂以后世制度相比附，此后更是以讹传讹了。
先秦时代的人既有姓又有氏。比如周公，姓“姬”，氏“周”；再如孔子，姓“子”，氏“孔”。女子亦然，著名的苏妲己，姓“己”，氏“苏”；周幽王为博其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的褒姒，姓“姒”，氏“褒”。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上古的姓氏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姓与氏合流，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此后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
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无论男女，其个人称谓都以“姓＋名”的形式出现，人们所熟知的秦王“嬴政”，刺杀嬴政的“荆轲”，为荆轲击筑送行的“高渐离”，就都是“姓＋名”的称谓形式。
再次，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同血缘，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姓子，属殷商遗族（孔子便出自这一支）；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几者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
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到今日，其间具体的姓氏有增有减，有生有灭，比如曾见于孔子门徒中的“漆彫”、“壤驷”等姓氏后世都已绝迹，而“呼延”“尉迟”等姓又在某些时代加入了姓氏大军。姓氏为一个文化整体，始终活跃于政治生活、民族关系、心理民俗等方方面面。
比如，中国历朝都有帝王赐自己的姓氏给功臣宠臣的情况，吴人俞韶为孙策所喜，赐姓为孙；西魏王杰因战功卓著，赐姓宇文氏；唐代罗艺因归顺李渊，赐姓李氏。赐姓其实是帝王用建立拟血缘关系、结成假定意义上的“同姓”的办法，对臣子进行褒奖的一种方式（对叛臣逆臣则以剥夺赐姓进行惩戒），以激励臣子效忠。姓氏在这里与金银玉帛等有形物质本质上相同，成了政治手段的一部分。
再如，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少数民族姓氏汉化和汉姓少数民族化的现象，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姓氏汉化，以北魏孝文帝改革最为著名，当时曾一次就将一百四十四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拓跋氏改姓元、独孤氏改姓刘等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其实汉姓少数民族化也不罕见，北周时期蔡、张、周等汉姓改为大利稽氏、叱罗氏、车非氏，宇文泰赐李弼姓徒河氏，赐赵贵姓乙弗氏，赐杨尚希姓普六茹氏，都是汉姓少数民族化的例证。少数民族姓氏汉化与汉姓少数民族化丰富了中国的姓氏，而姓氏在这里也成了民族融合的证据。
同时，虽然无论在功能还是用法上，我们今天的赵、钱、孙、李诸姓都与战国中期的姓氏基本一致，作为一项制度来说它两千多年没有发生大的调整，但是作为社会结构中血缘关系的镜像，姓氏的社会意义却始终在缘时变动。
比如，先秦时代因为存在大规模的血缘组织，因而产生了姓、氏两级制；然自东汉以后，尽管不少朝代重又出现了累世同居的大家族，但两级制的姓氏结构并没有重新出现。个中原因，一方面与专制国家为征发兵役、赋税而不断加强的对属民的名籍控制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郡县制确立之后，基层社会虽仍存在浓厚的血缘色彩，但全国属民的管理终究主要是通过郡县乡里的地域组织发挥作用，地域组织战胜了血缘组织，姓氏结构发生变动的基础也就消失了。
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姓氏曾经是认定一个人社会等级的最重要因素，但自宋代以后，姓氏却只作为一种血缘标志符号而存在；迄于今日，姓氏作为血缘标志符号的意义也在淡化，在作用上正与名趋同。这是因为个人对血缘组织的依赖日益减弱。魏晋实行按门第取士的九品官人法，姓氏是标识门第出身的第一要素，自然备受重视；宋代以后，科举制经过充分发展已成为选拔人才的基本途径，个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前途主要取决于科考而不再取决于门第，姓氏的重要性亦大为下降。时至今日，乡土社会崩解殆尽，人口流动、离家谋生已成为社会常态，无论是人们对血缘组织的依赖还是血缘组织能提供给人们的依赖都接近于无，姓氏的血缘色彩自然也愈来愈淡化，正变为纯个人的符号。
综上，姓氏绝不仅仅是一种名号，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相当宏富，从姓氏入手，能让我们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察更清晰、更深入。
姓与氏作为不同级别血缘组织的名号，两者在先秦时代的区分很明显，古人有所谓“三代之上，姓氏有别”之说，就是由此得出的结论。
首先，在对始祖的追溯上，姓由于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历史悠远，世系模糊，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地追溯，每个姓只能出自想象的祖先——往往是半人半神的人物；而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晚近，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
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顾炎武《日知录·原姓》篇所云“考之于《传》（指《左传》——笔者按），二百五十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即是据此而发的议论。现今的一些姓氏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其实都是不符合先秦实际的错误称谓。周公在先秦典籍中多被提及，均无称“姬旦”者，其被称为“姬旦”，是晚至《晋书·王浑传》才有的事。大概到了晋代，人们对先秦姓氏应用规则已不甚了了，遂以后世制度相比附，此后更是以讹传讹了。
先秦时代的人既有姓又有氏。比如周公，姓“姬”，氏“周”；再如孔子，姓“子”，氏“孔”。女子亦然，著名的苏妲己，姓“己”，氏“苏”；周幽王为博其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的褒姒，姓“姒”，氏“褒”。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上古的姓氏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姓与氏合流，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此后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
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无论男女，其个人称谓都以“姓＋名”的形式出现，人们所熟知的秦王“嬴政”，刺杀嬴政的“荆轲”，为荆轲击筑送行的“高渐离”，就都是“姓＋名”的称谓形式。
再次，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同血缘，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姓子，属殷商遗族（孔子便出自这一支）；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几者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
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到今日，其间具体的姓氏有增有减，有生有灭，比如曾见于孔子门徒中的“漆彫”、“壤驷”等姓氏后世都已绝迹，而“呼延”“尉迟”等姓又在某些时代加入了姓氏大军。姓氏为一个文化整体，始终活跃于政治生活、民族关系、心理民俗等方方面面。
比如，中国历朝都有帝王赐自己的姓氏给功臣宠臣的情况，吴人俞韶为孙策所喜，赐姓为孙；西魏王杰因战功卓著，赐姓宇文氏；唐代罗艺因归顺李渊，赐姓李氏。赐姓其实是帝王用建立拟血缘关系、结成假定意义上的“同姓”的办法，对臣子进行褒奖的一种方式（对叛臣逆臣则以剥夺赐姓进行惩戒），以激励臣子效忠。姓氏在这里与金银玉帛等有形物质本质上相同，成了政治手段的一部分。
再如，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少数民族姓氏汉化和汉姓少数民族化的现象，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姓氏汉化，以北魏孝文帝改革最为著名，当时曾一次就将一百四十四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拓跋氏改姓元、独孤氏改姓刘等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其实汉姓少数民族化也不罕见，北周时期蔡、张、周等汉姓改为大利稽氏、叱罗氏、车非氏，宇文泰赐李弼姓徒河氏，赐赵贵姓乙弗氏，赐杨尚希姓普六茹氏，都是汉姓少数民族化的例证。少数民族姓氏汉化与汉姓少数民族化丰富了中国的姓氏，而姓氏在这里也成了民族融合的证据。
同时，虽然无论在功能还是用法上，我们今天的赵、钱、孙、李诸姓都与战国中期的姓氏基本一致，作为一项制度来说它两千多年没有发生大的调整，但是作为社会结构中血缘关系的镜像，姓氏的社会意义却始终在缘时变动。
比如，先秦时代因为存在大规模的血缘组织，因而产生了姓、氏两级制；然自东汉以后，尽管不少朝代重又出现了累世同居的大家族，但两级制的姓氏结构并没有重新出现。个中原因，一方面与专制国家为征发兵役、赋税而不断加强的对属民的名籍控制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郡县制确立之后，基层社会虽仍存在浓厚的血缘色彩，但全国属民的管理终究主要是通过郡县乡里的地域组织发挥作用，地域组织战胜了血缘组织，姓氏结构发生变动的基础也就消失了。
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姓氏曾经是认定一个人社会等级的最重要因素，但自宋代以后，姓氏却只作为一种血缘标志符号而存在；迄于今日，姓氏作为血缘标志符号的意义也在淡化，在作用上正与名趋同。这是因为个人对血缘组织的依赖日益减弱。魏晋实行按门第取士的九品官人法，姓氏是标识门第出身的第一要素，自然备受重视；宋代以后，科举制经过充分发展已成为选拔人才的基本途径，个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前途主要取决于科考而不再取决于门第，姓氏的重要性亦大为下降。时至今日，乡土社会崩解殆尽，人口流动、离家谋生已成为社会常态，无论是人们对血缘组织的依赖还是血缘组织能提供给人们的依赖都接近于无，姓氏的血缘色彩自然也愈来愈淡化，正变为纯个人的符号。
综上，姓氏绝不仅仅是一种名号，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相当宏富，从姓氏入手，能让我们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察更清晰、更深入。
姓与氏作为不同级别血缘组织的名号，两者在先秦时代的区分很明显，古人有所谓“三代之上，姓氏有别”之说，就是由此得出的结论。
首先，在对始祖的追溯上，姓由于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历史悠远，世系模糊，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地追溯，每个姓只能出自想象的祖先——往往是半人半神的人物；而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晚近，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
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顾炎武《日知录·原姓》篇所云“考之于《传》（指《左传》——笔者按），二百五十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即是据此而发的议论。现今的一些姓氏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其实都是不符合先秦实际的错误称谓。周公在先秦典籍中多被提及，均无称“姬旦”者，其被称为“姬旦”，是晚至《晋书·王浑传》才有的事。大概到了晋代，人们对先秦姓氏应用规则已不甚了了，遂以后世制度相比附，此后更是以讹传讹了。
先秦时代的人既有姓又有氏。比如周公，姓“姬”，氏“周”；再如孔子，姓“子”，氏“孔”。女子亦然，著名的苏妲己，姓“己”，氏“苏”；周幽王为博其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的褒姒，姓“姒”，氏“褒”。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上古的姓氏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姓与氏合流，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此后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
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无论男女，其个人称谓都以“姓＋名”的形式出现，人们所熟知的秦王“嬴政”，刺杀嬴政的“荆轲”，为荆轲击筑送行的“高渐离”，就都是“姓＋名”的称谓形式。
再次，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同血缘，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姓子，属殷商遗族（孔子便出自这一支）；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几者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
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到今日，其间具体的姓氏有增有减，有生有灭，比如曾见于孔子门徒中的“漆彫”、“壤驷”等姓氏后世都已绝迹，而“呼延”“尉迟”等姓又在某些时代加入了姓氏大军。姓氏为一个文化整体，始终活跃于政治生活、民族关系、心理民俗等方方面面。
比如，中国历朝都有帝王赐自己的姓氏给功臣宠臣的情况，吴人俞韶为孙策所喜，赐姓为孙；西魏王杰因战功卓著，赐姓宇文氏；唐代罗艺因归顺李渊，赐姓李氏。赐姓其实是帝王用建立拟血缘关系、结成假定意义上的“同姓”的办法，对臣子进行褒奖的一种方式（对叛臣逆臣则以剥夺赐姓进行惩戒），以激励臣子效忠。姓氏在这里与金银玉帛等有形物质本质上相同，成了政治手段的一部分。
再如，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少数民族姓氏汉化和汉姓少数民族化的现象，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姓氏汉化，以北魏孝文帝改革最为著名，当时曾一次就将一百四十四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拓跋氏改姓元、独孤氏改姓刘等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其实汉姓少数民族化也不罕见，北周时期蔡、张、周等汉姓改为大利稽氏、叱罗氏、车非氏，宇文泰赐李弼姓徒河氏，赐赵贵姓乙弗氏，赐杨尚希姓普六茹氏，都是汉姓少数民族化的例证。少数民族姓氏汉化与汉姓少数民族化丰富了中国的姓氏，而姓氏在这里也成了民族融合的证据。
同时，虽然无论在功能还是用法上，我们今天的赵、钱、孙、李诸姓都与战国中期的姓氏基本一致，作为一项制度来说它两千多年没有发生大的调整，但是作为社会结构中血缘关系的镜像，姓氏的社会意义却始终在缘时变动。
比如，先秦时代因为存在大规模的血缘组织，因而产生了姓、氏两级制；然自东汉以后，尽管不少朝代重又出现了累世同居的大家族，但两级制的姓氏结构并没有重新出现。个中原因，一方面与专制国家为征发兵役、赋税而不断加强的对属民的名籍控制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郡县制确立之后，基层社会虽仍存在浓厚的血缘色彩，但全国属民的管理终究主要是通过郡县乡里的地域组织发挥作用，地域组织战胜了血缘组织，姓氏结构发生变动的基础也就消失了。
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姓氏曾经是认定一个人社会等级的最重要因素，但自宋代以后，姓氏却只作为一种血缘标志符号而存在；迄于今日，姓氏作为血缘标志符号的意义也在淡化，在作用上正与名趋同。这是因为个人对血缘组织的依赖日益减弱。魏晋实行按门第取士的九品官人法，姓氏是标识门第出身的第一要素，自然备受重视；宋代以后，科举制经过充分发展已成为选拔人才的基本途径，个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前途主要取决于科考而不再取决于门第，姓氏的重要性亦大为下降。时至今日，乡土社会崩解殆尽，人口流动、离家谋生已成为社会常态，无论是人们对血缘组织的依赖还是血缘组织能提供给人们的依赖都接近于无，姓氏的血缘色彩自然也愈来愈淡化，正变为纯个人的符号。
综上，姓氏绝不仅仅是一种名号，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相当宏富，从姓氏入手，能让我们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察更清晰、更深入。
姓与氏作为不同级别血缘组织的名号，两者在先秦时代的区分很明显，古人有所谓“三代之上，姓氏有别”之说，就是由此得出的结论。
首先，在对始祖的追溯上，姓由于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历史悠远，世系模糊，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地追溯，每个姓只能出自想象的祖先——往往是半人半神的人物；而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晚近，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
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顾炎武《日知录·原姓》篇所云“考之于《传》（指《左传》——笔者按），二百五十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即是据此而发的议论。现今的一些姓氏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其实都是不符合先秦实际的错误称谓。周公在先秦典籍中多被提及，均无称“姬旦”者，其被称为“姬旦”，是晚至《晋书·王浑传》才有的事。大概到了晋代，人们对先秦姓氏应用规则已不甚了了，遂以后世制度相比附，此后更是以讹传讹了。
先秦时代的人既有姓又有氏。比如周公，姓“姬”，氏“周”；再如孔子，姓“子”，氏“孔”。女子亦然，著名的苏妲己，姓“己”，氏“苏”；周幽王为博其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的褒姒，姓“姒”，氏“褒”。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上古的姓氏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姓与氏合流，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此后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
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无论男女，其个人称谓都以“姓＋名”的形式出现，人们所熟知的秦王“嬴政”，刺杀嬴政的“荆轲”，为荆轲击筑送行的“高渐离”，就都是“姓＋名”的称谓形式。
再次，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同血缘，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姓子，属殷商遗族（孔子便出自这一支）；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几者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
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到今日，其间具体的姓氏有增有减，有生有灭，比如曾见于孔子门徒中的“漆彫”、“壤驷”等姓氏后世都已绝迹，而“呼延”“尉迟”等姓又在某些时代加入了姓氏大军。姓氏为一个文化整体，始终活跃于政治生活、民族关系、心理民俗等方方面面。
比如，中国历朝都有帝王赐自己的姓氏给功臣宠臣的情况，吴人俞韶为孙策所喜，赐姓为孙；西魏王杰因战功卓著，赐姓宇文氏；唐代罗艺因归顺李渊，赐姓李氏。赐姓其实是帝王用建立拟血缘关系、结成假定意义上的“同姓”的办法，对臣子进行褒奖的一种方式（对叛臣逆臣则以剥夺赐姓进行惩戒），以激励臣子效忠。姓氏在这里与金银玉帛等有形物质本质上相同，成了政治手段的一部分。
再如，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少数民族姓氏汉化和汉姓少数民族化的现象，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姓氏汉化，以北魏孝文帝改革最为著名，当时曾一次就将一百四十四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拓跋氏改姓元、独孤氏改姓刘等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其实汉姓少数民族化也不罕见，北周时期蔡、张、周等汉姓改为大利稽氏、叱罗氏、车非氏，宇文泰赐李弼姓徒河氏，赐赵贵姓乙弗氏，赐杨尚希姓普六茹氏，都是汉姓少数民族化的例证。少数民族姓氏汉化与汉姓少数民族化丰富了中国的姓氏，而姓氏在这里也成了民族融合的证据。
同时，虽然无论在功能还是用法上，我们今天的赵、钱、孙、李诸姓都与战国中期的姓氏基本一致，作为一项制度来说它两千多年没有发生大的调整，但是作为社会结构中血缘关系的镜像，姓氏的社会意义却始终在缘时变动。
比如，先秦时代因为存在大规模的血缘组织，因而产生了姓、氏两级制；然自东汉以后，尽管不少朝代重又出现了累世同居的大家族，但两级制的姓氏结构并没有重新出现。个中原因，一方面与专制国家为征发兵役、赋税而不断加强的对属民的名籍控制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郡县制确立之后，基层社会虽仍存在浓厚的血缘色彩，但全国属民的管理终究主要是通过郡县乡里的地域组织发挥作用，地域组织战胜了血缘组织，姓氏结构发生变动的基础也就消失了。
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姓氏曾经是认定一个人社会等级的最重要因素，但自宋代以后，姓氏却只作为一种血缘标志符号而存在；迄于今日，姓氏作为血缘标志符号的意义也在淡化，在作用上正与名趋同。这是因为个人对血缘组织的依赖日益减弱。魏晋实行按门第取士的九品官人法，姓氏是标识门第出身的第一要素，自然备受重视；宋代以后，科举制经过充分发展已成为选拔人才的基本途径，个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前途主要取决于科考而不再取决于门第，姓氏的重要性亦大为下降。时至今日，乡土社会崩解殆尽，人口流动、离家谋生已成为社会常态，无论是人们对血缘组织的依赖还是血缘组织能提供给人们的依赖都接近于无，姓氏的血缘色彩自然也愈来愈淡化，正变为纯个人的符号。
综上，姓氏绝不仅仅是一种名号，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相当宏富，从姓氏入手，能让我们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察更清晰、更深入。
姓与氏作为不同级别血缘组织的名号，两者在先秦时代的区分很明显，古人有所谓“三代之上，姓氏有别”之说，就是由此得出的结论。
首先，在对始祖的追溯上，姓由于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历史悠远，世系模糊，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地追溯，每个姓只能出自想象的祖先——往往是半人半神的人物；而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晚近，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
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顾炎武《日知录·原姓》篇所云“考之于《传》（指《左传》——笔者按），二百五十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即是据此而发的议论。现今的一些姓氏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其实都是不符合先秦实际的错误称谓。周公在先秦典籍中多被提及，均无称“姬旦”者，其被称为“姬旦”，是晚至《晋书·王浑传》才有的事。大概到了晋代，人们对先秦姓氏应用规则已不甚了了，遂以后世制度相比附，此后更是以讹传讹了。
先秦时代的人既有姓又有氏。比如周公，姓“姬”，氏“周”；再如孔子，姓“子”，氏“孔”。女子亦然，著名的苏妲己，姓“己”，氏“苏”；周幽王为博其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的褒姒，姓“姒”，氏“褒”。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上古的姓氏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姓与氏合流，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此后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
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无论男女，其个人称谓都以“姓＋名”的形式出现，人们所熟知的秦王“嬴政”，刺杀嬴政的“荆轲”，为荆轲击筑送行的“高渐离”，就都是“姓＋名”的称谓形式。
再次，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同血缘，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姓子，属殷商遗族（孔子便出自这一支）；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几者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
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到今日，其间具体的姓氏有增有减，有生有灭，比如曾见于孔子门徒中的“漆彫”、“壤驷”等姓氏后世都已绝迹，而“呼延”“尉迟”等姓又在某些时代加入了姓氏大军。姓氏为一个文化整体，始终活跃于政治生活、民族关系、心理民俗等方方面面。
比如，中国历朝都有帝王赐自己的姓氏给功臣宠臣的情况，吴人俞韶为孙策所喜，赐姓为孙；西魏王杰因战功卓著，赐姓宇文氏；唐代罗艺因归顺李渊，赐姓李氏。赐姓其实是帝王用建立拟血缘关系、结成假定意义上的“同姓”的办法，对臣子进行褒奖的一种方式（对叛臣逆臣则以剥夺赐姓进行惩戒），以激励臣子效忠。姓氏在这里与金银玉帛等有形物质本质上相同，成了政治手段的一部分。
再如，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少数民族姓氏汉化和汉姓少数民族化的现象，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姓氏汉化，以北魏孝文帝改革最为著名，当时曾一次就将一百四十四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拓跋氏改姓元、独孤氏改姓刘等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其实汉姓少数民族化也不罕见，北周时期蔡、张、周等汉姓改为大利稽氏、叱罗氏、车非氏，宇文泰赐李弼姓徒河氏，赐赵贵姓乙弗氏，赐杨尚希姓普六茹氏，都是汉姓少数民族化的例证。少数民族姓氏汉化与汉姓少数民族化丰富了中国的姓氏，而姓氏在这里也成了民族融合的证据。
同时，虽然无论在功能还是用法上，我们今天的赵、钱、孙、李诸姓都与战国中期的姓氏基本一致，作为一项制度来说它两千多年没有发生大的调整，但是作为社会结构中血缘关系的镜像，姓氏的社会意义却始终在缘时变动。
比如，先秦时代因为存在大规模的血缘组织，因而产生了姓、氏两级制；然自东汉以后，尽管不少朝代重又出现了累世同居的大家族，但两级制的姓氏结构并没有重新出现。个中原因，一方面与专制国家为征发兵役、赋税而不断加强的对属民的名籍控制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郡县制确立之后，基层社会虽仍存在浓厚的血缘色彩，但全国属民的管理终究主要是通过郡县乡里的地域组织发挥作用，地域组织战胜了血缘组织，姓氏结构发生变动的基础也就消失了。
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姓氏曾经是认定一个人社会等级的最重要因素，但自宋代以后，姓氏却只作为一种血缘标志符号而存在；迄于今日，姓氏作为血缘标志符号的意义也在淡化，在作用上正与名趋同。这是因为个人对血缘组织的依赖日益减弱。魏晋实行按门第取士的九品官人法，姓氏是标识门第出身的第一要素，自然备受重视；宋代以后，科举制经过充分发展已成为选拔人才的基本途径，个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前途主要取决于科考而不再取决于门第，姓氏的重要性亦大为下降。时至今日，乡土社会崩解殆尽，人口流动、离家谋生已成为社会常态，无论是人们对血缘组织的依赖还是血缘组织能提供给人们的依赖都接近于无，姓氏的血缘色彩自然也愈来愈淡化，正变为纯个人的符号。
综上，姓氏绝不仅仅是一种名号，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相当宏富，从姓氏入手，能让我们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察更清晰、更深入。
姓与氏作为不同级别血缘组织的名号，两者在先秦时代的区分很明显，古人有所谓“三代之上，姓氏有别”之说，就是由此得出的结论。
首先，在对始祖的追溯上，姓由于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历史悠远，世系模糊，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地追溯，每个姓只能出自想象的祖先——往往是半人半神的人物；而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晚近，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
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顾炎武《日知录·原姓》篇所云“考之于《传》（指《左传》——笔者按），二百五十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即是据此而发的议论。现今的一些姓氏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其实都是不符合先秦实际的错误称谓。周公在先秦典籍中多被提及，均无称“姬旦”者，其被称为“姬旦”，是晚至《晋书·王浑传》才有的事。大概到了晋代，人们对先秦姓氏应用规则已不甚了了，遂以后世制度相比附，此后更是以讹传讹了。
先秦时代的人既有姓又有氏。比如周公，姓“姬”，氏“周”；再如孔子，姓“子”，氏“孔”。女子亦然，著名的苏妲己，姓“己”，氏“苏”；周幽王为博其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的褒姒，姓“姒”，氏“褒”。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上古的姓氏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姓与氏合流，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此后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
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无论男女，其个人称谓都以“姓＋名”的形式出现，人们所熟知的秦王“嬴政”，刺杀嬴政的“荆轲”，为荆轲击筑送行的“高渐离”，就都是“姓＋名”的称谓形式。
再次，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同血缘，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姓子，属殷商遗族（孔子便出自这一支）；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几者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
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到今日，其间具体的姓氏有增有减，有生有灭，比如曾见于孔子门徒中的“漆彫”、“壤驷”等姓氏后世都已绝迹，而“呼延”“尉迟”等姓又在某些时代加入了姓氏大军。姓氏为一个文化整体，始终活跃于政治生活、民族关系、心理民俗等方方面面。
比如，中国历朝都有帝王赐自己的姓氏给功臣宠臣的情况，吴人俞韶为孙策所喜，赐姓为孙；西魏王杰因战功卓著，赐姓宇文氏；唐代罗艺因归顺李渊，赐姓李氏。赐姓其实是帝王用建立拟血缘关系、结成假定意义上的“同姓”的办法，对臣子进行褒奖的一种方式（对叛臣逆臣则以剥夺赐姓进行惩戒），以激励臣子效忠。姓氏在这里与金银玉帛等有形物质本质上相同，成了政治手段的一部分。
再如，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少数民族姓氏汉化和汉姓少数民族化的现象，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姓氏汉化，以北魏孝文帝改革最为著名，当时曾一次就将一百四十四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拓跋氏改姓元、独孤氏改姓刘等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其实汉姓少数民族化也不罕见，北周时期蔡、张、周等汉姓改为大利稽氏、叱罗氏、车非氏，宇文泰赐李弼姓徒河氏，赐赵贵姓乙弗氏，赐杨尚希姓普六茹氏，都是汉姓少数民族化的例证。少数民族姓氏汉化与汉姓少数民族化丰富了中国的姓氏，而姓氏在这里也成了民族融合的证据。
同时，虽然无论在功能还是用法上，我们今天的赵、钱、孙、李诸姓都与战国中期的姓氏基本一致，作为一项制度来说它两千多年没有发生大的调整，但是作为社会结构中血缘关系的镜像，姓氏的社会意义却始终在缘时变动。
比如，先秦时代因为存在大规模的血缘组织，因而产生了姓、氏两级制；然自东汉以后，尽管不少朝代重又出现了累世同居的大家族，但两级制的姓氏结构并没有重新出现。个中原因，一方面与专制国家为征发兵役、赋税而不断加强的对属民的名籍控制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郡县制确立之后，基层社会虽仍存在浓厚的血缘色彩，但全国属民的管理终究主要是通过郡县乡里的地域组织发挥作用，地域组织战胜了血缘组织，姓氏结构发生变动的基础也就消失了。
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姓氏曾经是认定一个人社会等级的最重要因素，但自宋代以后，姓氏却只作为一种血缘标志符号而存在；迄于今日，姓氏作为血缘标志符号的意义也在淡化，在作用上正与名趋同。这是因为个人对血缘组织的依赖日益减弱。魏晋实行按门第取士的九品官人法，姓氏是标识门第出身的第一要素，自然备受重视；宋代以后，科举制经过充分发展已成为选拔人才的基本途径，个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前途主要取决于科考而不再取决于门第，姓氏的重要性亦大为下降。时至今日，乡土社会崩解殆尽，人口流动、离家谋生已成为社会常态，无论是人们对血缘组织的依赖还是血缘组织能提供给人们的依赖都接近于无，姓氏的血缘色彩自然也愈来愈淡化，正变为纯个人的符号。
综上，姓氏绝不仅仅是一种名号，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相当宏富，从姓氏入手，能让我们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察更清晰、更深入。
姓与氏作为不同级别血缘组织的名号，两者在先秦时代的区分很明显，古人有所谓“三代之上，姓氏有别”之说，就是由此得出的结论。
首先，在对始祖的追溯上，姓由于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历史悠远，世系模糊，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地追溯，每个姓只能出自想象的祖先——往往是半人半神的人物；而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晚近，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
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顾炎武《日知录·原姓》篇所云“考之于《传》（指《左传》——笔者按），二百五十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即是据此而发的议论。现今的一些姓氏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其实都是不符合先秦实际的错误称谓。周公在先秦典籍中多被提及，均无称“姬旦”者，其被称为“姬旦”，是晚至《晋书·王浑传》才有的事。大概到了晋代，人们对先秦姓氏应用规则已不甚了了，遂以后世制度相比附，此后更是以讹传讹了。
先秦时代的人既有姓又有氏。比如周公，姓“姬”，氏“周”；再如孔子，姓“子”，氏“孔”。女子亦然，著名的苏妲己，姓“己”，氏“苏”；周幽王为博其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的褒姒，姓“姒”，氏“褒”。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上古的姓氏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姓与氏合流，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此后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
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无论男女，其个人称谓都以“姓＋名”的形式出现，人们所熟知的秦王“嬴政”，刺杀嬴政的“荆轲”，为荆轲击筑送行的“高渐离”，就都是“姓＋名”的称谓形式。
再次，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同血缘，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姓子，属殷商遗族（孔子便出自这一支）；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几者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
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到今日，其间具体的姓氏有增有减，有生有灭，比如曾见于孔子门徒中的“漆彫”、“壤驷”等姓氏后世都已绝迹，而“呼延”“尉迟”等姓又在某些时代加入了姓氏大军。姓氏为一个文化整体，始终活跃于政治生活、民族关系、心理民俗等方方面面。
比如，中国历朝都有帝王赐自己的姓氏给功臣宠臣的情况，吴人俞韶为孙策所喜，赐姓为孙；西魏王杰因战功卓著，赐姓宇文氏；唐代罗艺因归顺李渊，赐姓李氏。赐姓其实是帝王用建立拟血缘关系、结成假定意义上的“同姓”的办法，对臣子进行褒奖的一种方式（对叛臣逆臣则以剥夺赐姓进行惩戒），以激励臣子效忠。姓氏在这里与金银玉帛等有形物质本质上相同，成了政治手段的一部分。
再如，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少数民族姓氏汉化和汉姓少数民族化的现象，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姓氏汉化，以北魏孝文帝改革最为著名，当时曾一次就将一百四十四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拓跋氏改姓元、独孤氏改姓刘等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其实汉姓少数民族化也不罕见，北周时期蔡、张、周等汉姓改为大利稽氏、叱罗氏、车非氏，宇文泰赐李弼姓徒河氏，赐赵贵姓乙弗氏，赐杨尚希姓普六茹氏，都是汉姓少数民族化的例证。少数民族姓氏汉化与汉姓少数民族化丰富了中国的姓氏，而姓氏在这里也成了民族融合的证据。
同时，虽然无论在功能还是用法上，我们今天的赵、钱、孙、李诸姓都与战国中期的姓氏基本一致，作为一项制度来说它两千多年没有发生大的调整，但是作为社会结构中血缘关系的镜像，姓氏的社会意义却始终在缘时变动。
比如，先秦时代因为存在大规模的血缘组织，因而产生了姓、氏两级制；然自东汉以后，尽管不少朝代重又出现了累世同居的大家族，但两级制的姓氏结构并没有重新出现。个中原因，一方面与专制国家为征发兵役、赋税而不断加强的对属民的名籍控制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郡县制确立之后，基层社会虽仍存在浓厚的血缘色彩，但全国属民的管理终究主要是通过郡县乡里的地域组织发挥作用，地域组织战胜了血缘组织，姓氏结构发生变动的基础也就消失了。
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姓氏曾经是认定一个人社会等级的最重要因素，但自宋代以后，姓氏却只作为一种血缘标志符号而存在；迄于今日，姓氏作为血缘标志符号的意义也在淡化，在作用上正与名趋同。这是因为个人对血缘组织的依赖日益减弱。魏晋实行按门第取士的九品官人法，姓氏是标识门第出身的第一要素，自然备受重视；宋代以后，科举制经过充分发展已成为选拔人才的基本途径，个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前途主要取决于科考而不再取决于门第，姓氏的重要性亦大为下降。时至今日，乡土社会崩解殆尽，人口流动、离家谋生已成为社会常态，无论是人们对血缘组织的依赖还是血缘组织能提供给人们的依赖都接近于无，姓氏的血缘色彩自然也愈来愈淡化，正变为纯个人的符号。
综上，姓氏绝不仅仅是一种名号，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相当宏富，从姓氏入手，能让我们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察更清晰、更深入。
姓与氏作为不同级别血缘组织的名号，两者在先秦时代的区分很明显，古人有所谓“三代之上，姓氏有别”之说，就是由此得出的结论。
首先，在对始祖的追溯上，姓由于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历史悠远，世系模糊，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地追溯，每个姓只能出自想象的祖先——往往是半人半神的人物；而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晚近，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
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顾炎武《日知录·原姓》篇所云“考之于《传》（指《左传》——笔者按），二百五十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即是据此而发的议论。现今的一些姓氏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其实都是不符合先秦实际的错误称谓。周公在先秦典籍中多被提及，均无称“姬旦”者，其被称为“姬旦”，是晚至《晋书·王浑传》才有的事。大概到了晋代，人们对先秦姓氏应用规则已不甚了了，遂以后世制度相比附，此后更是以讹传讹了。
先秦时代的人既有姓又有氏。比如周公，姓“姬”，氏“周”；再如孔子，姓“子”，氏“孔”。女子亦然，著名的苏妲己，姓“己”，氏“苏”；周幽王为博其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的褒姒，姓“姒”，氏“褒”。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上古的姓氏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姓与氏合流，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此后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
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无论男女，其个人称谓都以“姓＋名”的形式出现，人们所熟知的秦王“嬴政”，刺杀嬴政的“荆轲”，为荆轲击筑送行的“高渐离”，就都是“姓＋名”的称谓形式。
再次，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同血缘，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姓子，属殷商遗族（孔子便出自这一支）；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几者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
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到今日，其间具体的姓氏有增有减，有生有灭，比如曾见于孔子门徒中的“漆彫”、“壤驷”等姓氏后世都已绝迹，而“呼延”“尉迟”等姓又在某些时代加入了姓氏大军。姓氏为一个文化整体，始终活跃于政治生活、民族关系、心理民俗等方方面面。
比如，中国历朝都有帝王赐自己的姓氏给功臣宠臣的情况，吴人俞韶为孙策所喜，赐姓为孙；西魏王杰因战功卓著，赐姓宇文氏；唐代罗艺因归顺李渊，赐姓李氏。赐姓其实是帝王用建立拟血缘关系、结成假定意义上的“同姓”的办法，对臣子进行褒奖的一种方式（对叛臣逆臣则以剥夺赐姓进行惩戒），以激励臣子效忠。姓氏在这里与金银玉帛等有形物质本质上相同，成了政治手段的一部分。
再如，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少数民族姓氏汉化和汉姓少数民族化的现象，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姓氏汉化，以北魏孝文帝改革最为著名，当时曾一次就将一百四十四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拓跋氏改姓元、独孤氏改姓刘等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其实汉姓少数民族化也不罕见，北周时期蔡、张、周等汉姓改为大利稽氏、叱罗氏、车非氏，宇文泰赐李弼姓徒河氏，赐赵贵姓乙弗氏，赐杨尚希姓普六茹氏，都是汉姓少数民族化的例证。少数民族姓氏汉化与汉姓少数民族化丰富了中国的姓氏，而姓氏在这里也成了民族融合的证据。
同时，虽然无论在功能还是用法上，我们今天的赵、钱、孙、李诸姓都与战国中期的姓氏基本一致，作为一项制度来说它两千多年没有发生大的调整，但是作为社会结构中血缘关系的镜像，姓氏的社会意义却始终在缘时变动。
比如，先秦时代因为存在大规模的血缘组织，因而产生了姓、氏两级制；然自东汉以后，尽管不少朝代重又出现了累世同居的大家族，但两级制的姓氏结构并没有重新出现。个中原因，一方面与专制国家为征发兵役、赋税而不断加强的对属民的名籍控制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郡县制确立之后，基层社会虽仍存在浓厚的血缘色彩，但全国属民的管理终究主要是通过郡县乡里的地域组织发挥作用，地域组织战胜了血缘组织，姓氏结构发生变动的基础也就消失了。
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姓氏曾经是认定一个人社会等级的最重要因素，但自宋代以后，姓氏却只作为一种血缘标志符号而存在；迄于今日，姓氏作为血缘标志符号的意义也在淡化，在作用上正与名趋同。这是因为个人对血缘组织的依赖日益减弱。魏晋实行按门第取士的九品官人法，姓氏是标识门第出身的第一要素，自然备受重视；宋代以后，科举制经过充分发展已成为选拔人才的基本途径，个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前途主要取决于科考而不再取决于门第，姓氏的重要性亦大为下降。时至今日，乡土社会崩解殆尽，人口流动、离家谋生已成为社会常态，无论是人们对血缘组织的依赖还是血缘组织能提供给人们的依赖都接近于无，姓氏的血缘色彩自然也愈来愈淡化，正变为纯个人的符号。
综上，姓氏绝不仅仅是一种名号，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相当宏富，从姓氏入手，能让我们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察更清晰、更深入。姓与氏作为不同级别血缘组织的名号，两者在先秦时代的区分很明显，古人有所谓“三代之上，姓氏有别”之说，就是由此得出的结论。
首先，在对始祖的追溯上，姓由于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历史悠远，世系模糊，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地追溯，每个姓只能出自想象的祖先——往往是半人半神的人物；而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晚近，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
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顾炎武《日知录·原姓》篇所云“考之于《传》（指《左传》——笔者按），二百五十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即是据此而发的议论。现今的一些姓氏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其实都是不符合先秦实际的错误称谓。周公在先秦典籍中多被提及，均无称“姬旦”者，其被称为“姬旦”，是晚至《晋书·王浑传》才有的事。大概到了晋代，人们对先秦姓氏应用规则已不甚了了，遂以后世制度相比附，此后更是以讹传讹了。
先秦时代的人既有姓又有氏。比如周公，姓“姬”，氏“周”；再如孔子，姓“子”，氏“孔”。女子亦然，著名的苏妲己，姓“己”，氏“苏”；周幽王为博其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的褒姒，姓“姒”，氏“褒”。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上古的姓氏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姓与氏合流，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此后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
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无论男女，其个人称谓都以“姓＋名”的形式出现，人们所熟知的秦王“嬴政”，刺杀嬴政的“荆轲”，为荆轲击筑送行的“高渐离”，就都是“姓＋名”的称谓形式。
再次，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同血缘，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姓子，属殷商遗族（孔子便出自这一支）；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几者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
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到今日，其间具体的姓氏有增有减，有生有灭，比如曾见于孔子门徒中的“漆彫”、“壤驷”等姓氏后世都已绝迹，而“呼延”“尉迟”等姓又在某些时代加入了姓氏大军。姓氏为一个文化整体，始终活跃于政治生活、民族关系、心理民俗等方方面面。
比如，中国历朝都有帝王赐自己的姓氏给功臣宠臣的情况，吴人俞韶为孙策所喜，赐姓为孙；西魏王杰因战功卓著，赐姓宇文氏；唐代罗艺因归顺李渊，赐姓李氏。赐姓其实是帝王用建立拟血缘关系、结成假定意义上的“同姓”的办法，对臣子进行褒奖的一种方式（对叛臣逆臣则以剥夺赐姓进行惩戒），以激励臣子效忠。姓氏在这里与金银玉帛等有形物质本质上相同，成了政治手段的一部分。
再如，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少数民族姓氏汉化和汉姓少数民族化的现象，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姓氏汉化，以北魏孝文帝改革最为著名，当时曾一次就将一百四十四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拓跋氏改姓元、独孤氏改姓刘等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其实汉姓少数民族化也不罕见，北周时期蔡、张、周等汉姓改为大利稽氏、叱罗氏、车非氏，宇文泰赐李弼姓徒河氏，赐赵贵姓乙弗氏，赐杨尚希姓普六茹氏，都是汉姓少数民族化的例证。少数民族姓氏汉化与汉姓少数民族化丰富了中国的姓氏，而姓氏在这里也成了民族融合的证据。
同时，虽然无论在功能还是用法上，我们今天的赵、钱、孙、李诸姓都与战国中期的姓氏基本一致，作为一项制度来说它两千多年没有发生大的调整，但是作为社会结构中血缘关系的镜像，姓氏的社会意义却始终在缘时变动。
比如，先秦时代因为存在大规模的血缘组织，因而产生了姓、氏两级制；然自东汉以后，尽管不少朝代重又出现了累世同居的大家族，但两级制的姓氏结构并没有重新出现。个中原因，一方面与专制国家为征发兵役、赋税而不断加强的对属民的名籍控制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郡县制确立之后，基层社会虽仍存在浓厚的血缘色彩，但全国属民的管理终究主要是通过郡县乡里的地域组织发挥作用，地域组织战胜了血缘组织，姓氏结构发生变动的基础也就消失了。
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姓氏曾经是认定一个人社会等级的最重要因素，但自宋代以后，姓氏却只作为一种血缘标志符号而存在；迄于今日，姓氏作为血缘标志符号的意义也在淡化，在作用上正与名趋同。这是因为个人对血缘组织的依赖日益减弱。魏晋实行按门第取士的九品官人法，姓氏是标识门第出身的第一要素，自然备受重视；宋代以后，科举制经过充分发展已成为选拔人才的基本途径，个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前途主要取决于科考而不再取决于门第，姓氏的重要性亦大为下降。时至今日，乡土社会崩解殆尽，人口流动、离家谋生已成为社会常态，无论是人们对血缘组织的依赖还是血缘组织能提供给人们的依赖都接近于无，姓氏的血缘色彩自然也愈来愈淡化，正变为纯个人的符号。
综上，姓氏绝不仅仅是一种名号，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相当宏富，从姓氏入手，能让我们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察更清晰、更深入。
姓与氏作为不同级别血缘组织的名号，两者在先秦时代的区分很明显，古人有所谓“三代之上，姓氏有别”之说，就是由此得出的结论。
首先，在对始祖的追溯上，姓由于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历史悠远，世系模糊，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地追溯，每个姓只能出自想象的祖先——往往是半人半神的人物；而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晚近，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
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顾炎武《日知录·原姓》篇所云“考之于《传》（指《左传》——笔者按），二百五十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即是据此而发的议论。现今的一些姓氏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其实都是不符合先秦实际的错误称谓。周公在先秦典籍中多被提及，均无称“姬旦”者，其被称为“姬旦”，是晚至《晋书·王浑传》才有的事。大概到了晋代，人们对先秦姓氏应用规则已不甚了了，遂以后世制度相比附，此后更是以讹传讹了。
先秦时代的人既有姓又有氏。比如周公，姓“姬”，氏“周”；再如孔子，姓“子”，氏“孔”。女子亦然，著名的苏妲己，姓“己”，氏“苏”；周幽王为博其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的褒姒，姓“姒”，氏“褒”。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上古的姓氏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姓与氏合流，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此后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
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无论男女，其个人称谓都以“姓＋名”的形式出现，人们所熟知的秦王“嬴政”，刺杀嬴政的“荆轲”，为荆轲击筑送行的“高渐离”，就都是“姓＋名”的称谓形式。
再次，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同血缘，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姓子，属殷商遗族（孔子便出自这一支）；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几者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
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到今日，其间具体的姓氏有增有减，有生有灭，比如曾见于孔子门徒中的“漆彫”、“壤驷”等姓氏后世都已绝迹，而“呼延”“尉迟”等姓又在某些时代加入了姓氏大军。姓氏为一个文化整体，始终活跃于政治生活、民族关系、心理民俗等方方面面。
比如，中国历朝都有帝王赐自己的姓氏给功臣宠臣的情况，吴人俞韶为孙策所喜，赐姓为孙；西魏王杰因战功卓著，赐姓宇文氏；唐代罗艺因归顺李渊，赐姓李氏。赐姓其实是帝王用建立拟血缘关系、结成假定意义上的“同姓”的办法，对臣子进行褒奖的一种方式（对叛臣逆臣则以剥夺赐姓进行惩戒），以激励臣子效忠。姓氏在这里与金银玉帛等有形物质本质上相同，成了政治手段的一部分。
再如，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少数民族姓氏汉化和汉姓少数民族化的现象，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姓氏汉化，以北魏孝文帝改革最为著名，当时曾一次就将一百四十四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拓跋氏改姓元、独孤氏改姓刘等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其实汉姓少数民族化也不罕见，北周时期蔡、张、周等汉姓改为大利稽氏、叱罗氏、车非氏，宇文泰赐李弼姓徒河氏，赐赵贵姓乙弗氏，赐杨尚希姓普六茹氏，都是汉姓少数民族化的例证。少数民族姓氏汉化与汉姓少数民族化丰富了中国的姓氏，而姓氏在这里也成了民族融合的证据。
同时，虽然无论在功能还是用法上，我们今天的赵、钱、孙、李诸姓都与战国中期的姓氏基本一致，作为一项制度来说它两千多年没有发生大的调整，但是作为社会结构中血缘关系的镜像，姓氏的社会意义却始终在缘时变动。
比如，先秦时代因为存在大规模的血缘组织，因而产生了姓、氏两级制；然自东汉以后，尽管不少朝代重又出现了累世同居的大家族，但两级制的姓氏结构并没有重新出现。个中原因，一方面与专制国家为征发兵役、赋税而不断加强的对属民的名籍控制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郡县制确立之后，基层社会虽仍存在浓厚的血缘色彩，但全国属民的管理终究主要是通过郡县乡里的地域组织发挥作用，地域组织战胜了血缘组织，姓氏结构发生变动的基础也就消失了。
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姓氏曾经是认定一个人社会等级的最重要因素，但自宋代以后，姓氏却只作为一种血缘标志符号而存在；迄于今日，姓氏作为血缘标志符号的意义也在淡化，在作用上正与名趋同。这是因为个人对血缘组织的依赖日益减弱。魏晋实行按门第取士的九品官人法，姓氏是标识门第出身的第一要素，自然备受重视；宋代以后，科举制经过充分发展已成为选拔人才的基本途径，个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前途主要取决于科考而不再取决于门第，姓氏的重要性亦大为下降。时至今日，乡土社会崩解殆尽，人口流动、离家谋生已成为社会常态，无论是人们对血缘组织的依赖还是血缘组织能提供给人们的依赖都接近于无，姓氏的血缘色彩自然也愈来愈淡化，正变为纯个人的符号。
综上，姓氏绝不仅仅是一种名号，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相当宏富，从姓氏入手，能让我们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察更清晰、更深入。
姓与氏作为不同级别血缘组织的名号，两者在先秦时代的区分很明显，古人有所谓“三代之上，姓氏有别”之说，就是由此得出的结论。
首先，在对始祖的追溯上，姓由于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历史悠远，世系模糊，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地追溯，每个姓只能出自想象的祖先——往往是半人半神的人物；而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晚近，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
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顾炎武《日知录·原姓》篇所云“考之于《传》（指《左传》——笔者按），二百五十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即是据此而发的议论。现今的一些姓氏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其实都是不符合先秦实际的错误称谓。周公在先秦典籍中多被提及，均无称“姬旦”者，其被称为“姬旦”，是晚至《晋书·王浑传》才有的事。大概到了晋代，人们对先秦姓氏应用规则已不甚了了，遂以后世制度相比附，此后更是以讹传讹了。
先秦时代的人既有姓又有氏。比如周公，姓“姬”，氏“周”；再如孔子，姓“子”，氏“孔”。女子亦然，著名的苏妲己，姓“己”，氏“苏”；周幽王为博其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的褒姒，姓“姒”，氏“褒”。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上古的姓氏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姓与氏合流，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此后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
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无论男女，其个人称谓都以“姓＋名”的形式出现，人们所熟知的秦王“嬴政”，刺杀嬴政的“荆轲”，为荆轲击筑送行的“高渐离”，就都是“姓＋名”的称谓形式。
再次，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同血缘，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姓子，属殷商遗族（孔子便出自这一支）；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几者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
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到今日，其间具体的姓氏有增有减，有生有灭，比如曾见于孔子门徒中的“漆彫”、“壤驷”等姓氏后世都已绝迹，而“呼延”“尉迟”等姓又在某些时代加入了姓氏大军。姓氏为一个文化整体，始终活跃于政治生活、民族关系、心理民俗等方方面面。
比如，中国历朝都有帝王赐自己的姓氏给功臣宠臣的情况，吴人俞韶为孙策所喜，赐姓为孙；西魏王杰因战功卓著，赐姓宇文氏；唐代罗艺因归顺李渊，赐姓李氏。赐姓其实是帝王用建立拟血缘关系、结成假定意义上的“同姓”的办法，对臣子进行褒奖的一种方式（对叛臣逆臣则以剥夺赐姓进行惩戒），以激励臣子效忠。姓氏在这里与金银玉帛等有形物质本质上相同，成了政治手段的一部分。
再如，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少数民族姓氏汉化和汉姓少数民族化的现象，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姓氏汉化，以北魏孝文帝改革最为著名，当时曾一次就将一百四十四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拓跋氏改姓元、独孤氏改姓刘等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其实汉姓少数民族化也不罕见，北周时期蔡、张、周等汉姓改为大利稽氏、叱罗氏、车非氏，宇文泰赐李弼姓徒河氏，赐赵贵姓乙弗氏，赐杨尚希姓普六茹氏，都是汉姓少数民族化的例证。少数民族姓氏汉化与汉姓少数民族化丰富了中国的姓氏，而姓氏在这里也成了民族融合的证据。
同时，虽然无论在功能还是用法上，我们今天的赵、钱、孙、李诸姓都与战国中期的姓氏基本一致，作为一项制度来说它两千多年没有发生大的调整，但是作为社会结构中血缘关系的镜像，姓氏的社会意义却始终在缘时变动。
比如，先秦时代因为存在大规模的血缘组织，因而产生了姓、氏两级制；然自东汉以后，尽管不少朝代重又出现了累世同居的大家族，但两级制的姓氏结构并没有重新出现。个中原因，一方面与专制国家为征发兵役、赋税而不断加强的对属民的名籍控制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郡县制确立之后，基层社会虽仍存在浓厚的血缘色彩，但全国属民的管理终究主要是通过郡县乡里的地域组织发挥作用，地域组织战胜了血缘组织，姓氏结构发生变动的基础也就消失了。
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姓氏曾经是认定一个人社会等级的最重要因素，但自宋代以后，姓氏却只作为一种血缘标志符号而存在；迄于今日，姓氏作为血缘标志符号的意义也在淡化，在作用上正与名趋同。这是因为个人对血缘组织的依赖日益减弱。魏晋实行按门第取士的九品官人法，姓氏是标识门第出身的第一要素，自然备受重视；宋代以后，科举制经过充分发展已成为选拔人才的基本途径，个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前途主要取决于科考而不再取决于门第，姓氏的重要性亦大为下降。时至今日，乡土社会崩解殆尽，人口流动、离家谋生已成为社会常态，无论是人们对血缘组织的依赖还是血缘组织能提供给人们的依赖都接近于无，姓氏的血缘色彩自然也愈来愈淡化，正变为纯个人的符号。
综上，姓氏绝不仅仅是一种名号，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相当宏富，从姓氏入手，能让我们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察更清晰、更深入。
姓与氏作为不同级别血缘组织的名号，两者在先秦时代的区分很明显，古人有所谓“三代之上，姓氏有别”之说，就是由此得出的结论。
首先，在对始祖的追溯上，姓由于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历史悠远，世系模糊，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地追溯，每个姓只能出自想象的祖先——往往是半人半神的人物；而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晚近，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
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顾炎武《日知录·原姓》篇所云“考之于《传》（指《左传》——笔者按），二百五十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即是据此而发的议论。现今的一些姓氏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其实都是不符合先秦实际的错误称谓。周公在先秦典籍中多被提及，均无称“姬旦”者，其被称为“姬旦”，是晚至《晋书·王浑传》才有的事。大概到了晋代，人们对先秦姓氏应用规则已不甚了了，遂以后世制度相比附，此后更是以讹传讹了。
先秦时代的人既有姓又有氏。比如周公，姓“姬”，氏“周”；再如孔子，姓“子”，氏“孔”。女子亦然，著名的苏妲己，姓“己”，氏“苏”；周幽王为博其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的褒姒，姓“姒”，氏“褒”。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上古的姓氏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姓与氏合流，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此后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
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无论男女，其个人称谓都以“姓＋名”的形式出现，人们所熟知的秦王“嬴政”，刺杀嬴政的“荆轲”，为荆轲击筑送行的“高渐离”，就都是“姓＋名”的称谓形式。
再次，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同血缘，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姓子，属殷商遗族（孔子便出自这一支）；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几者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
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到今日，其间具体的姓氏有增有减，有生有灭，比如曾见于孔子门徒中的“漆彫”、“壤驷”等姓氏后世都已绝迹，而“呼延”“尉迟”等姓又在某些时代加入了姓氏大军。姓氏为一个文化整体，始终活跃于政治生活、民族关系、心理民俗等方方面面。
比如，中国历朝都有帝王赐自己的姓氏给功臣宠臣的情况，吴人俞韶为孙策所喜，赐姓为孙；西魏王杰因战功卓著，赐姓宇文氏；唐代罗艺因归顺李渊，赐姓李氏。赐姓其实是帝王用建立拟血缘关系、结成假定意义上的“同姓”的办法，对臣子进行褒奖的一种方式（对叛臣逆臣则以剥夺赐姓进行惩戒），以激励臣子效忠。姓氏在这里与金银玉帛等有形物质本质上相同，成了政治手段的一部分。
再如，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少数民族姓氏汉化和汉姓少数民族化的现象，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姓氏汉化，以北魏孝文帝改革最为著名，当时曾一次就将一百四十四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拓跋氏改姓元、独孤氏改姓刘等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其实汉姓少数民族化也不罕见，北周时期蔡、张、周等汉姓改为大利稽氏、叱罗氏、车非氏，宇文泰赐李弼姓徒河氏，赐赵贵姓乙弗氏，赐杨尚希姓普六茹氏，都是汉姓少数民族化的例证。少数民族姓氏汉化与汉姓少数民族化丰富了中国的姓氏，而姓氏在这里也成了民族融合的证据。
同时，虽然无论在功能还是用法上，我们今天的赵、钱、孙、李诸姓都与战国中期的姓氏基本一致，作为一项制度来说它两千多年没有发生大的调整，但是作为社会结构中血缘关系的镜像，姓氏的社会意义却始终在缘时变动。
比如，先秦时代因为存在大规模的血缘组织，因而产生了姓、氏两级制；然自东汉以后，尽管不少朝代重又出现了累世同居的大家族，但两级制的姓氏结构并没有重新出现。个中原因，一方面与专制国家为征发兵役、赋税而不断加强的对属民的名籍控制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郡县制确立之后，基层社会虽仍存在浓厚的血缘色彩，但全国属民的管理终究主要是通过郡县乡里的地域组织发挥作用，地域组织战胜了血缘组织，姓氏结构发生变动的基础也就消失了。
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姓氏曾经是认定一个人社会等级的最重要因素，但自宋代以后，姓氏却只作为一种血缘标志符号而存在；迄于今日，姓氏作为血缘标志符号的意义也在淡化，在作用上正与名趋同。这是因为个人对血缘组织的依赖日益减弱。魏晋实行按门第取士的九品官人法，姓氏是标识门第出身的第一要素，自然备受重视；宋代以后，科举制经过充分发展已成为选拔人才的基本途径，个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前途主要取决于科考而不再取决于门第，姓氏的重要性亦大为下降。时至今日，乡土社会崩解殆尽，人口流动、离家谋生已成为社会常态，无论是人们对血缘组织的依赖还是血缘组织能提供给人们的依赖都接近于无，姓氏的血缘色彩自然也愈来愈淡化，正变为纯个人的符号。
综上，姓氏绝不仅仅是一种名号，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相当宏富，从姓氏入手，能让我们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察更清晰、更深入。
姓与氏作为不同级别血缘组织的名号，两者在先秦时代的区分很明显，古人有所谓“三代之上，姓氏有别”之说，就是由此得出的结论。
首先，在对始祖的追溯上，姓由于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历史悠远，世系模糊，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地追溯，每个姓只能出自想象的祖先——往往是半人半神的人物；而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晚近，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
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顾炎武《日知录·原姓》篇所云“考之于《传》（指《左传》——笔者按），二百五十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即是据此而发的议论。现今的一些姓氏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其实都是不符合先秦实际的错误称谓。周公在先秦典籍中多被提及，均无称“姬旦”者，其被称为“姬旦”，是晚至《晋书·王浑传》才有的事。大概到了晋代，人们对先秦姓氏应用规则已不甚了了，遂以后世制度相比附，此后更是以讹传讹了。
先秦时代的人既有姓又有氏。比如周公，姓“姬”，氏“周”；再如孔子，姓“子”，氏“孔”。女子亦然，著名的苏妲己，姓“己”，氏“苏”；周幽王为博其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的褒姒，姓“姒”，氏“褒”。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上古的姓氏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姓与氏合流，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此后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
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无论男女，其个人称谓都以“姓＋名”的形式出现，人们所熟知的秦王“嬴政”，刺杀嬴政的“荆轲”，为荆轲击筑送行的“高渐离”，就都是“姓＋名”的称谓形式。
再次，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同血缘，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姓子，属殷商遗族（孔子便出自这一支）；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几者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
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到今日，其间具体的姓氏有增有减，有生有灭，比如曾见于孔子门徒中的“漆彫”、“壤驷”等姓氏后世都已绝迹，而“呼延”“尉迟”等姓又在某些时代加入了姓氏大军。姓氏为一个文化整体，始终活跃于政治生活、民族关系、心理民俗等方方面面。
比如，中国历朝都有帝王赐自己的姓氏给功臣宠臣的情况，吴人俞韶为孙策所喜，赐姓为孙；西魏王杰因战功卓著，赐姓宇文氏；唐代罗艺因归顺李渊，赐姓李氏。赐姓其实是帝王用建立拟血缘关系、结成假定意义上的“同姓”的办法，对臣子进行褒奖的一种方式（对叛臣逆臣则以剥夺赐姓进行惩戒），以激励臣子效忠。姓氏在这里与金银玉帛等有形物质本质上相同，成了政治手段的一部分。
再如，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少数民族姓氏汉化和汉姓少数民族化的现象，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姓氏汉化，以北魏孝文帝改革最为著名，当时曾一次就将一百四十四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拓跋氏改姓元、独孤氏改姓刘等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其实汉姓少数民族化也不罕见，北周时期蔡、张、周等汉姓改为大利稽氏、叱罗氏、车非氏，宇文泰赐李弼姓徒河氏，赐赵贵姓乙弗氏，赐杨尚希姓普六茹氏，都是汉姓少数民族化的例证。少数民族姓氏汉化与汉姓少数民族化丰富了中国的姓氏，而姓氏在这里也成了民族融合的证据。
同时，虽然无论在功能还是用法上，我们今天的赵、钱、孙、李诸姓都与战国中期的姓氏基本一致，作为一项制度来说它两千多年没有发生大的调整，但是作为社会结构中血缘关系的镜像，姓氏的社会意义却始终在缘时变动。
比如，先秦时代因为存在大规模的血缘组织，因而产生了姓、氏两级制；然自东汉以后，尽管不少朝代重又出现了累世同居的大家族，但两级制的姓氏结构并没有重新出现。个中原因，一方面与专制国家为征发兵役、赋税而不断加强的对属民的名籍控制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郡县制确立之后，基层社会虽仍存在浓厚的血缘色彩，但全国属民的管理终究主要是通过郡县乡里的地域组织发挥作用，地域组织战胜了血缘组织，姓氏结构发生变动的基础也就消失了。
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姓氏曾经是认定一个人社会等级的最重要因素，但自宋代以后，姓氏却只作为一种血缘标志符号而存在；迄于今日，姓氏作为血缘标志符号的意义也在淡化，在作用上正与名趋同。这是因为个人对血缘组织的依赖日益减弱。魏晋实行按门第取士的九品官人法，姓氏是标识门第出身的第一要素，自然备受重视；宋代以后，科举制经过充分发展已成为选拔人才的基本途径，个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前途主要取决于科考而不再取决于门第，姓氏的重要性亦大为下降。时至今日，乡土社会崩解殆尽，人口流动、离家谋生已成为社会常态，无论是人们对血缘组织的依赖还是血缘组织能提供给人们的依赖都接近于无，姓氏的血缘色彩自然也愈来愈淡化，正变为纯个人的符号。
综上，姓氏绝不仅仅是一种名号，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相当宏富，从姓氏入手，能让我们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察更清晰、更深入。
姓与氏作为不同级别血缘组织的名号，两者在先秦时代的区分很明显，古人有所谓“三代之上，姓氏有别”之说，就是由此得出的结论。
首先，在对始祖的追溯上，姓由于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历史悠远，世系模糊，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地追溯，每个姓只能出自想象的祖先——往往是半人半神的人物；而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晚近，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
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顾炎武《日知录·原姓》篇所云“考之于《传》（指《左传》——笔者按），二百五十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即是据此而发的议论。现今的一些姓氏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其实都是不符合先秦实际的错误称谓。周公在先秦典籍中多被提及，均无称“姬旦”者，其被称为“姬旦”，是晚至《晋书·王浑传》才有的事。大概到了晋代，人们对先秦姓氏应用规则已不甚了了，遂以后世制度相比附，此后更是以讹传讹了。
先秦时代的人既有姓又有氏。比如周公，姓“姬”，氏“周”；再如孔子，姓“子”，氏“孔”。女子亦然，著名的苏妲己，姓“己”，氏“苏”；周幽王为博其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的褒姒，姓“姒”，氏“褒”。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上古的姓氏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姓与氏合流，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此后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
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无论男女，其个人称谓都以“姓＋名”的形式出现，人们所熟知的秦王“嬴政”，刺杀嬴政的“荆轲”，为荆轲击筑送行的“高渐离”，就都是“姓＋名”的称谓形式。
再次，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同血缘，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姓子，属殷商遗族（孔子便出自这一支）；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几者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
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到今日，其间具体的姓氏有增有减，有生有灭，比如曾见于孔子门徒中的“漆彫”、“壤驷”等姓氏后世都已绝迹，而“呼延”“尉迟”等姓又在某些时代加入了姓氏大军。姓氏为一个文化整体，始终活跃于政治生活、民族关系、心理民俗等方方面面。
比如，中国历朝都有帝王赐自己的姓氏给功臣宠臣的情况，吴人俞韶为孙策所喜，赐姓为孙；西魏王杰因战功卓著，赐姓宇文氏；唐代罗艺因归顺李渊，赐姓李氏。赐姓其实是帝王用建立拟血缘关系、结成假定意义上的“同姓”的办法，对臣子进行褒奖的一种方式（对叛臣逆臣则以剥夺赐姓进行惩戒），以激励臣子效忠。姓氏在这里与金银玉帛等有形物质本质上相同，成了政治手段的一部分。
再如，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少数民族姓氏汉化和汉姓少数民族化的现象，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姓氏汉化，以北魏孝文帝改革最为著名，当时曾一次就将一百四十四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拓跋氏改姓元、独孤氏改姓刘等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其实汉姓少数民族化也不罕见，北周时期蔡、张、周等汉姓改为大利稽氏、叱罗氏、车非氏，宇文泰赐李弼姓徒河氏，赐赵贵姓乙弗氏，赐杨尚希姓普六茹氏，都是汉姓少数民族化的例证。少数民族姓氏汉化与汉姓少数民族化丰富了中国的姓氏，而姓氏在这里也成了民族融合的证据。
同时，虽然无论在功能还是用法上，我们今天的赵、钱、孙、李诸姓都与战国中期的姓氏基本一致，作为一项制度来说它两千多年没有发生大的调整，但是作为社会结构中血缘关系的镜像，姓氏的社会意义却始终在缘时变动。
比如，先秦时代因为存在大规模的血缘组织，因而产生了姓、氏两级制；然自东汉以后，尽管不少朝代重又出现了累世同居的大家族，但两级制的姓氏结构并没有重新出现。个中原因，一方面与专制国家为征发兵役、赋税而不断加强的对属民的名籍控制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郡县制确立之后，基层社会虽仍存在浓厚的血缘色彩，但全国属民的管理终究主要是通过郡县乡里的地域组织发挥作用，地域组织战胜了血缘组织，姓氏结构发生变动的基础也就消失了。
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姓氏曾经是认定一个人社会等级的最重要因素，但自宋代以后，姓氏却只作为一种血缘标志符号而存在；迄于今日，姓氏作为血缘标志符号的意义也在淡化，在作用上正与名趋同。这是因为个人对血缘组织的依赖日益减弱。魏晋实行按门第取士的九品官人法，姓氏是标识门第出身的第一要素，自然备受重视；宋代以后，科举制经过充分发展已成为选拔人才的基本途径，个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前途主要取决于科考而不再取决于门第，姓氏的重要性亦大为下降。时至今日，乡土社会崩解殆尽，人口流动、离家谋生已成为社会常态，无论是人们对血缘组织的依赖还是血缘组织能提供给人们的依赖都接近于无，姓氏的血缘色彩自然也愈来愈淡化，正变为纯个人的符号。
综上，姓氏绝不仅仅是一种名号，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相当宏富，从姓氏入手，能让我们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察更清晰、更深入。
姓与氏作为不同级别血缘组织的名号，两者在先秦时代的区分很明显，古人有所谓“三代之上，姓氏有别”之说，就是由此得出的结论。
首先，在对始祖的追溯上，姓由于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历史悠远，世系模糊，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地追溯，每个姓只能出自想象的祖先——往往是半人半神的人物；而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晚近，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
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顾炎武《日知录·原姓》篇所云“考之于《传》（指《左传》——笔者按），二百五十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即是据此而发的议论。现今的一些姓氏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其实都是不符合先秦实际的错误称谓。周公在先秦典籍中多被提及，均无称“姬旦”者，其被称为“姬旦”，是晚至《晋书·王浑传》才有的事。大概到了晋代，人们对先秦姓氏应用规则已不甚了了，遂以后世制度相比附，此后更是以讹传讹了。
先秦时代的人既有姓又有氏。比如周公，姓“姬”，氏“周”；再如孔子，姓“子”，氏“孔”。女子亦然，著名的苏妲己，姓“己”，氏“苏”；周幽王为博其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的褒姒，姓“姒”，氏“褒”。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上古的姓氏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姓与氏合流，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此后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
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无论男女，其个人称谓都以“姓＋名”的形式出现，人们所熟知的秦王“嬴政”，刺杀嬴政的“荆轲”，为荆轲击筑送行的“高渐离”，就都是“姓＋名”的称谓形式。
再次，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同血缘，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姓子，属殷商遗族（孔子便出自这一支）；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几者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
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到今日，其间具体的姓氏有增有减，有生有灭，比如曾见于孔子门徒中的“漆彫”、“壤驷”等姓氏后世都已绝迹，而“呼延”“尉迟”等姓又在某些时代加入了姓氏大军。姓氏为一个文化整体，始终活跃于政治生活、民族关系、心理民俗等方方面面。
比如，中国历朝都有帝王赐自己的姓氏给功臣宠臣的情况，吴人俞韶为孙策所喜，赐姓为孙；西魏王杰因战功卓著，赐姓宇文氏；唐代罗艺因归顺李渊，赐姓李氏。赐姓其实是帝王用建立拟血缘关系、结成假定意义上的“同姓”的办法，对臣子进行褒奖的一种方式（对叛臣逆臣则以剥夺赐姓进行惩戒），以激励臣子效忠。姓氏在这里与金银玉帛等有形物质本质上相同，成了政治手段的一部分。
再如，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少数民族姓氏汉化和汉姓少数民族化的现象，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姓氏汉化，以北魏孝文帝改革最为著名，当时曾一次就将一百四十四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拓跋氏改姓元、独孤氏改姓刘等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其实汉姓少数民族化也不罕见，北周时期蔡、张、周等汉姓改为大利稽氏、叱罗氏、车非氏，宇文泰赐李弼姓徒河氏，赐赵贵姓乙弗氏，赐杨尚希姓普六茹氏，都是汉姓少数民族化的例证。少数民族姓氏汉化与汉姓少数民族化丰富了中国的姓氏，而姓氏在这里也成了民族融合的证据。
同时，虽然无论在功能还是用法上，我们今天的赵、钱、孙、李诸姓都与战国中期的姓氏基本一致，作为一项制度来说它两千多年没有发生大的调整，但是作为社会结构中血缘关系的镜像，姓氏的社会意义却始终在缘时变动。
比如，先秦时代因为存在大规模的血缘组织，因而产生了姓、氏两级制；然自东汉以后，尽管不少朝代重又出现了累世同居的大家族，但两级制的姓氏结构并没有重新出现。个中原因，一方面与专制国家为征发兵役、赋税而不断加强的对属民的名籍控制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郡县制确立之后，基层社会虽仍存在浓厚的血缘色彩，但全国属民的管理终究主要是通过郡县乡里的地域组织发挥作用，地域组织战胜了血缘组织，姓氏结构发生变动的基础也就消失了。
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姓氏曾经是认定一个人社会等级的最重要因素，但自宋代以后，姓氏却只作为一种血缘标志符号而存在；迄于今日，姓氏作为血缘标志符号的意义也在淡化，在作用上正与名趋同。这是因为个人对血缘组织的依赖日益减弱。魏晋实行按门第取士的九品官人法，姓氏是标识门第出身的第一要素，自然备受重视；宋代以后，科举制经过充分发展已成为选拔人才的基本途径，个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前途主要取决于科考而不再取决于门第，姓氏的重要性亦大为下降。时至今日，乡土社会崩解殆尽，人口流动、离家谋生已成为社会常态，无论是人们对血缘组织的依赖还是血缘组织能提供给人们的依赖都接近于无，姓氏的血缘色彩自然也愈来愈淡化，正变为纯个人的符号。
综上，姓氏绝不仅仅是一种名号，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相当宏富，从姓氏入手，能让我们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察更清晰、更深入。
姓与氏作为不同级别血缘组织的名号，两者在先秦时代的区分很明显，古人有所谓“三代之上，姓氏有别”之说，就是由此得出的结论。
首先，在对始祖的追溯上，姓由于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历史悠远，世系模糊，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地追溯，每个姓只能出自想象的祖先——往往是半人半神的人物；而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晚近，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
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顾炎武《日知录·原姓》篇所云“考之于《传》（指《左传》——笔者按），二百五十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即是据此而发的议论。现今的一些姓氏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其实都是不符合先秦实际的错误称谓。周公在先秦典籍中多被提及，均无称“姬旦”者，其被称为“姬旦”，是晚至《晋书·王浑传》才有的事。大概到了晋代，人们对先秦姓氏应用规则已不甚了了，遂以后世制度相比附，此后更是以讹传讹了。
先秦时代的人既有姓又有氏。比如周公，姓“姬”，氏“周”；再如孔子，姓“子”，氏“孔”。女子亦然，著名的苏妲己，姓“己”，氏“苏”；周幽王为博其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的褒姒，姓“姒”，氏“褒”。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上古的姓氏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姓与氏合流，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此后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
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无论男女，其个人称谓都以“姓＋名”的形式出现，人们所熟知的秦王“嬴政”，刺杀嬴政的“荆轲”，为荆轲击筑送行的“高渐离”，就都是“姓＋名”的称谓形式。
再次，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同血缘，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姓子，属殷商遗族（孔子便出自这一支）；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几者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
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到今日，其间具体的姓氏有增有减，有生有灭，比如曾见于孔子门徒中的“漆彫”、“壤驷”等姓氏后世都已绝迹，而“呼延”“尉迟”等姓又在某些时代加入了姓氏大军。姓氏为一个文化整体，始终活跃于政治生活、民族关系、心理民俗等方方面面。
比如，中国历朝都有帝王赐自己的姓氏给功臣宠臣的情况，吴人俞韶为孙策所喜，赐姓为孙；西魏王杰因战功卓著，赐姓宇文氏；唐代罗艺因归顺李渊，赐姓李氏。赐姓其实是帝王用建立拟血缘关系、结成假定意义上的“同姓”的办法，对臣子进行褒奖的一种方式（对叛臣逆臣则以剥夺赐姓进行惩戒），以激励臣子效忠。姓氏在这里与金银玉帛等有形物质本质上相同，成了政治手段的一部分。
再如，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少数民族姓氏汉化和汉姓少数民族化的现象，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姓氏汉化，以北魏孝文帝改革最为著名，当时曾一次就将一百四十四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拓跋氏改姓元、独孤氏改姓刘等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其实汉姓少数民族化也不罕见，北周时期蔡、张、周等汉姓改为大利稽氏、叱罗氏、车非氏，宇文泰赐李弼姓徒河氏，赐赵贵姓乙弗氏，赐杨尚希姓普六茹氏，都是汉姓少数民族化的例证。少数民族姓氏汉化与汉姓少数民族化丰富了中国的姓氏，而姓氏在这里也成了民族融合的证据。
同时，虽然无论在功能还是用法上，我们今天的赵、钱、孙、李诸姓都与战国中期的姓氏基本一致，作为一项制度来说它两千多年没有发生大的调整，但是作为社会结构中血缘关系的镜像，姓氏的社会意义却始终在缘时变动。
比如，先秦时代因为存在大规模的血缘组织，因而产生了姓、氏两级制；然自东汉以后，尽管不少朝代重又出现了累世同居的大家族，但两级制的姓氏结构并没有重新出现。个中原因，一方面与专制国家为征发兵役、赋税而不断加强的对属民的名籍控制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郡县制确立之后，基层社会虽仍存在浓厚的血缘色彩，但全国属民的管理终究主要是通过郡县乡里的地域组织发挥作用，地域组织战胜了血缘组织，姓氏结构发生变动的基础也就消失了。
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姓氏曾经是认定一个人社会等级的最重要因素，但自宋代以后，姓氏却只作为一种血缘标志符号而存在；迄于今日，姓氏作为血缘标志符号的意义也在淡化，在作用上正与名趋同。这是因为个人对血缘组织的依赖日益减弱。魏晋实行按门第取士的九品官人法，姓氏是标识门第出身的第一要素，自然备受重视；宋代以后，科举制经过充分发展已成为选拔人才的基本途径，个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前途主要取决于科考而不再取决于门第，姓氏的重要性亦大为下降。时至今日，乡土社会崩解殆尽，人口流动、离家谋生已成为社会常态，无论是人们对血缘组织的依赖还是血缘组织能提供给人们的依赖都接近于无，姓氏的血缘色彩自然也愈来愈淡化，正变为纯个人的符号。
综上，姓氏绝不仅仅是一种名号，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相当宏富，从姓氏入手，能让我们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察更清晰、更深入。
姓与氏作为不同级别血缘组织的名号，两者在先秦时代的区分很明显，古人有所谓“三代之上，姓氏有别”之说，就是由此得出的结论。
首先，在对始祖的追溯上，姓由于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历史悠远，世系模糊，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地追溯，每个姓只能出自想象的祖先——往往是半人半神的人物；而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晚近，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
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顾炎武《日知录·原姓》篇所云“考之于《传》（指《左传》——笔者按），二百五十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即是据此而发的议论。现今的一些姓氏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其实都是不符合先秦实际的错误称谓。周公在先秦典籍中多被提及，均无称“姬旦”者，其被称为“姬旦”，是晚至《晋书·王浑传》才有的事。大概到了晋代，人们对先秦姓氏应用规则已不甚了了，遂以后世制度相比附，此后更是以讹传讹了。
先秦时代的人既有姓又有氏。比如周公，姓“姬”，氏“周”；再如孔子，姓“子”，氏“孔”。女子亦然，著名的苏妲己，姓“己”，氏“苏”；周幽王为博其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的褒姒，姓“姒”，氏“褒”。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上古的姓氏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姓与氏合流，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此后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
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无论男女，其个人称谓都以“姓＋名”的形式出现，人们所熟知的秦王“嬴政”，刺杀嬴政的“荆轲”，为荆轲击筑送行的“高渐离”，就都是“姓＋名”的称谓形式。
再次，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同血缘，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姓子，属殷商遗族（孔子便出自这一支）；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几者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
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到今日，其间具体的姓氏有增有减，有生有灭，比如曾见于孔子门徒中的“漆彫”、“壤驷”等姓氏后世都已绝迹，而“呼延”“尉迟”等姓又在某些时代加入了姓氏大军。姓氏为一个文化整体，始终活跃于政治生活、民族关系、心理民俗等方方面面。
比如，中国历朝都有帝王赐自己的姓氏给功臣宠臣的情况，吴人俞韶为孙策所喜，赐姓为孙；西魏王杰因战功卓著，赐姓宇文氏；唐代罗艺因归顺李渊，赐姓李氏。赐姓其实是帝王用建立拟血缘关系、结成假定意义上的“同姓”的办法，对臣子进行褒奖的一种方式（对叛臣逆臣则以剥夺赐姓进行惩戒），以激励臣子效忠。姓氏在这里与金银玉帛等有形物质本质上相同，成了政治手段的一部分。
再如，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少数民族姓氏汉化和汉姓少数民族化的现象，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姓氏汉化，以北魏孝文帝改革最为著名，当时曾一次就将一百四十四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拓跋氏改姓元、独孤氏改姓刘等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其实汉姓少数民族化也不罕见，北周时期蔡、张、周等汉姓改为大利稽氏、叱罗氏、车非氏，宇文泰赐李弼姓徒河氏，赐赵贵姓乙弗氏，赐杨尚希姓普六茹氏，都是汉姓少数民族化的例证。少数民族姓氏汉化与汉姓少数民族化丰富了中国的姓氏，而姓氏在这里也成了民族融合的证据。
同时，虽然无论在功能还是用法上，我们今天的赵、钱、孙、李诸姓都与战国中期的姓氏基本一致，作为一项制度来说它两千多年没有发生大的调整，但是作为社会结构中血缘关系的镜像，姓氏的社会意义却始终在缘时变动。
比如，先秦时代因为存在大规模的血缘组织，因而产生了姓、氏两级制；然自东汉以后，尽管不少朝代重又出现了累世同居的大家族，但两级制的姓氏结构并没有重新出现。个中原因，一方面与专制国家为征发兵役、赋税而不断加强的对属民的名籍控制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郡县制确立之后，基层社会虽仍存在浓厚的血缘色彩，但全国属民的管理终究主要是通过郡县乡里的地域组织发挥作用，地域组织战胜了血缘组织，姓氏结构发生变动的基础也就消失了。
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姓氏曾经是认定一个人社会等级的最重要因素，但自宋代以后，姓氏却只作为一种血缘标志符号而存在；迄于今日，姓氏作为血缘标志符号的意义也在淡化，在作用上正与名趋同。这是因为个人对血缘组织的依赖日益减弱。魏晋实行按门第取士的九品官人法，姓氏是标识门第出身的第一要素，自然备受重视；宋代以后，科举制经过充分发展已成为选拔人才的基本途径，个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前途主要取决于科考而不再取决于门第，姓氏的重要性亦大为下降。时至今日，乡土社会崩解殆尽，人口流动、离家谋生已成为社会常态，无论是人们对血缘组织的依赖还是血缘组织能提供给人们的依赖都接近于无，姓氏的血缘色彩自然也愈来愈淡化，正变为纯个人的符号。
综上，姓氏绝不仅仅是一种名号，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相当宏富，从姓氏入手，能让我们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察更清晰、更深入。
姓与氏作为不同级别血缘组织的名号，两者在先秦时代的区分很明显，古人有所谓“三代之上，姓氏有别”之说，就是由此得出的结论。
首先，在对始祖的追溯上，姓由于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历史悠远，世系模糊，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地追溯，每个姓只能出自想象的祖先——往往是半人半神的人物；而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晚近，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
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顾炎武《日知录·原姓》篇所云“考之于《传》（指《左传》——笔者按），二百五十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即是据此而发的议论。现今的一些姓氏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其实都是不符合先秦实际的错误称谓。周公在先秦典籍中多被提及，均无称“姬旦”者，其被称为“姬旦”，是晚至《晋书·王浑传》才有的事。大概到了晋代，人们对先秦姓氏应用规则已不甚了了，遂以后世制度相比附，此后更是以讹传讹了。
先秦时代的人既有姓又有氏。比如周公，姓“姬”，氏“周”；再如孔子，姓“子”，氏“孔”。女子亦然，著名的苏妲己，姓“己”，氏“苏”；周幽王为博其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的褒姒，姓“姒”，氏“褒”。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上古的姓氏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姓与氏合流，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此后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
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无论男女，其个人称谓都以“姓＋名”的形式出现，人们所熟知的秦王“嬴政”，刺杀嬴政的“荆轲”，为荆轲击筑送行的“高渐离”，就都是“姓＋名”的称谓形式。
再次，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同血缘，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姓子，属殷商遗族（孔子便出自这一支）；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几者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
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到今日，其间具体的姓氏有增有减，有生有灭，比如曾见于孔子门徒中的“漆彫”、“壤驷”等姓氏后世都已绝迹，而“呼延”“尉迟”等姓又在某些时代加入了姓氏大军。姓氏为一个文化整体，始终活跃于政治生活、民族关系、心理民俗等方方面面。
比如，中国历朝都有帝王赐自己的姓氏给功臣宠臣的情况，吴人俞韶为孙策所喜，赐姓为孙；西魏王杰因战功卓著，赐姓宇文氏；唐代罗艺因归顺李渊，赐姓李氏。赐姓其实是帝王用建立拟血缘关系、结成假定意义上的“同姓”的办法，对臣子进行褒奖的一种方式（对叛臣逆臣则以剥夺赐姓进行惩戒），以激励臣子效忠。姓氏在这里与金银玉帛等有形物质本质上相同，成了政治手段的一部分。
再如，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少数民族姓氏汉化和汉姓少数民族化的现象，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姓氏汉化，以北魏孝文帝改革最为著名，当时曾一次就将一百四十四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拓跋氏改姓元、独孤氏改姓刘等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其实汉姓少数民族化也不罕见，北周时期蔡、张、周等汉姓改为大利稽氏、叱罗氏、车非氏，宇文泰赐李弼姓徒河氏，赐赵贵姓乙弗氏，赐杨尚希姓普六茹氏，都是汉姓少数民族化的例证。少数民族姓氏汉化与汉姓少数民族化丰富了中国的姓氏，而姓氏在这里也成了民族融合的证据。
同时，虽然无论在功能还是用法上，我们今天的赵、钱、孙、李诸姓都与战国中期的姓氏基本一致，作为一项制度来说它两千多年没有发生大的调整，但是作为社会结构中血缘关系的镜像，姓氏的社会意义却始终在缘时变动。
比如，先秦时代因为存在大规模的血缘组织，因而产生了姓、氏两级制；然自东汉以后，尽管不少朝代重又出现了累世同居的大家族，但两级制的姓氏结构并没有重新出现。个中原因，一方面与专制国家为征发兵役、赋税而不断加强的对属民的名籍控制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郡县制确立之后，基层社会虽仍存在浓厚的血缘色彩，但全国属民的管理终究主要是通过郡县乡里的地域组织发挥作用，地域组织战胜了血缘组织，姓氏结构发生变动的基础也就消失了。
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姓氏曾经是认定一个人社会等级的最重要因素，但自宋代以后，姓氏却只作为一种血缘标志符号而存在；迄于今日，姓氏作为血缘标志符号的意义也在淡化，在作用上正与名趋同。这是因为个人对血缘组织的依赖日益减弱。魏晋实行按门第取士的九品官人法，姓氏是标识门第出身的第一要素，自然备受重视；宋代以后，科举制经过充分发展已成为选拔人才的基本途径，个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前途主要取决于科考而不再取决于门第，姓氏的重要性亦大为下降。时至今日，乡土社会崩解殆尽，人口流动、离家谋生已成为社会常态，无论是人们对血缘组织的依赖还是血缘组织能提供给人们的依赖都接近于无，姓氏的血缘色彩自然也愈来愈淡化，正变为纯个人的符号。
综上，姓氏绝不仅仅是一种名号，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相当宏富，从姓氏入手，能让我们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察更清晰、更深入。
姓与氏作为不同级别血缘组织的名号，两者在先秦时代的区分很明显，古人有所谓“三代之上，姓氏有别”之说，就是由此得出的结论。I will, upon my conscience and honour, tell you the naked truth. First, I think I have said to you before that, if my fortunes and humour served me to think of that state, I should certainly, among all persons on earth, make your choice, because I never saw that person whose conversation I utterly valued but hers. This was the utmost I ever gave way to. And, secondly, I must assure you sincerely that this regard of mine never once entered into my head to be an impediment to you; but I judged it would, perhaps, be a clog to your rising in the world; and I did not conceive you were then rich enough to make yourself and her happy and easy. But that objection is now quite removed by what you have at present.... I declare I have no other; nor shall any consideration of my own misfortune of losing so good a friend and companion as her prevail on me against her interest and settlement in the world, since it is held so necessary and convenient a thing for ladies to marry; and that time takes off from the lustre of virgins in all other eyes but mine.”
Swift insisted that he had done nothing to stand in Tisdall’s way, and that he had indeed thought the affair too far along to be broken off; “since I supposed the town had got it in their tongues, and therefore I thought it could not miscarry without some disadvantage[Pg 62] to the lady’s credit. I ... must add that though it hath come in my way to converse with persons of the first rank, and that sex, more than is usual to men of my level and of our function, yet I have nowhere met with a humour, a wit, or conversation so agreeable, a better portion of good sense, or a truer judgment of men and things. I mean here in England, for as to the ladies of Ireland I am a perfect stranger.... I give you joy of your good fortunes, and envy very much your prudence and temper, and love of peace and settlement; the reverse of which has been the great uneasiness of my life, and is like to continue so. And what is the result?... I find nothing but the good words and wishes of a decayed Ministry, whose lives and mine will probably wear out before they can serve either my little hopes or their own ambition. Therefore I am resolved suddenly to retire, like a discontented courtier, and vent myself in study and speculation, till my own humour or the scene here shall change.”
This was the same language as that Swift used after Stella’s death, when he called her “the truest, most virtuous and valuable friend that I or perhaps any other person ever was blessed with,” and said he could not remember that he had “ever once heard her make a wrong judgment of persons, books, or affairs.” He could then say also, out of his long experience, that she was “the most disinterested mortal I ever knew or heard of.” But his praise was for her intellectual, moral,[Pg 63] and social virtues, as it had always been. Not a surviving syllable about her suggests desire. None comes nearer to it than his words that “she had a gracefulness somewhat more than human in every motion, word, and action.” And they were written for posterity when she was dead, not when she was twenty-three and he faced a rival.
Stella, scrutinizing the letter to Tisdall, could no more find a possible husband there than Varina had found in her letter four years earlier. Tisdall, however, was rejected.
And not a surviving syllable from Stella tells whether she knew of any barrier between her and Swift except the cold sword of his ambitious pride, or whether she struggled against fitting herself to the place he made for her, or whether she ever felt bitterness or regret. The discretion as native to her as to Swift protected her almost entirely from scandal, even in the mouths of his most loquacious enemies. He alone was blamed, for leaving her alone. Stella seems not to have blamed him. She preferred what she had of Swift to all she might have had of Tisdall or any other possible husband.
She knew that Swift’s devotion was partly his pride admiring itself in its glass. He trusted her judgment, which was a bright reflection of his own. He took her advice, which was coloured by what she deftly guessed to be his will. But she was no such replica in dough as[Pg 64] might have bored him or might have shamed him into guilt for using her as he did. She was witty and lively, talked back to him, was charmingly perverse when he convinced her of her errors, and would not allow him to have a maid or housekeeper “with a tolerable face.” Stella gave him, when he was resisted elsewhere, the comfort of feeling over her that power without which his temper could not live. She saw, however, that she was a need as well as a comfort. She could feel an occasional thrill of power in her general peace of compliance.
For nearly a decade after Stella went to Ireland the record is so silent about her that she has to be guessed at. Then for three years during which Swift wrote his journal to her, his light brings her to life. After that, silence and obscurity, seldom broken till the light shines again in Swift’s grief over her last illness. She hardly lives except in his words.
Once, however, Swift’s mirror answered him. It was in an exchange of verses between them when she had been for twenty years his closest friend. His verses showed how little time had taken from her lustre in his eyes. He had never “admitted love a guest,” but he could imagine nothing beyond what he had had from their friendship.
“In all the habitudes of life,
The friend, the mistress, and the wife,[Pg 65]
Variety we still pursue,
In pleasure seek for something new;
Or else, comparing with the rest,
Take comfort that our own is best....
But his pursuits are at an end
Whom Stella chooses for a friend.”
And Stella, with verses of her own on Swift’s birthday, answered him in kind. It was “your pupil and your humble friend” who congratulated him. The sum of her praise was that he had taught her to value her mind more than her person.
“When men began to call me fair,
You interposed your timely care.
You early taught me to despise
The ogling of a coxcomb’s eyes;
Showed where my judgment was misplaced;
Refined my fancy and my taste.”
Now, Stella gratefully assured him, she had a better fate than that of women “with no endowments but a face.”
“You taught how I might youth prolong,
By knowing what was right and wrong;
How from my heart to bring supplies
Of lustre to my fading eyes;
How soon a beauteous mind repairs
The loss of changed or falling hairs;[Pg 66]
How wit and virtue from within
Send out a smoothness o’er the skin.
Your lectures could my fancy fix,
And I can please at thirty-six.”
Yet in this reasonable tribute Stella let her rhyme coax her into a favourable prevarication. She was not thirty-six, but forty. She would still give herself a slight advantage when she pronounced her judgment on the frailty of beauty, which she had to endure, Swift only to observe. He had been, as she said, her early and her only guide. After so many years her verses and her words were, as much as her handwriting, like his. But with a betraying phrase she could still show a tenderness for that person which her philosopher had taught her to value less than her mind.
3
The conquest of Stella, absolute and lasting, gave Swift his only relief from his ambition. His outward life during these ten years in Ireland need not have been hateful to him if his pride had left him free to enjoy it. The income from his livings was perhaps not much over two hundred pounds a year, but it enabled him to rebuild the vicarage at Laracor and to lay out a garden. He had a stream straightened to resemble a canal and a willow-walk where he might remember Moor Park as Temple had remembered[Pg 67] Holland. The parish duties were so slight that Swift could consider Laracor, Agher, and Rathbeggan as hardly more than sinecures, of which he took the pay and left the work to deputies. In Dublin, where besides being a prebendary of the Cathedral he was, after Berkeley’s recall, chaplain to the Duke of Ormond and the Earl of Pembroke, Lord Lieutenants, Swift was domestically allied with the rulers of the kingdom. Moreover, he was only once long out of England. He travelled back and forth over the anxious bridge of his expectations. In London he published the letters, essays, and memoirs which Temple had left to him. And there he soon took a commanding though scornful rank among the wits he ridiculed.
Swift always valued conversation, “so useful and innocent a pleasure, so fitted for every period and condition of life, and so much in all men’s power.” He went to such coffee houses as the Whig St. James’s and the more neutral Will’s. But he never thought of himself as belonging with the general army of the wits. “The worst conversation I ever remember to have heard in my life,” he said, “was that at Will’s coffee house, where the wits (as they were called) used formerly to assemble. That is to say, five or six men who had writ plays, or at least prologues, or had share in a miscellany, came thither and entertained one another with their trifling composures, in so important an air as if they had been the noblest efforts of human[Pg 68] nature or that the fate of kingdoms depended on them. And they were usually attended with an humble audience of young students from the inns of court or the universities, who, at due distance, listened to these oracles and returned home with great contempt for their law and philosophy, their heads filled with trash, under the name of politeness, criticism, and belles lettres.”
If now and then Swift unbent his powers and talked in clubs, played at cold hoaxes, or wrote verse, no longer Pindaric, it was in the mood of idleness which had formerly turned him to flirtations. His successes came not from the pains he took but from the natural skill of his strong mind set to work at trifles. He moved among the wits proudly, somewhat gigantic, somewhat ominous.
His interests were in public affairs, in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alm, in the whole behaviour of mankind. He began to write about politics while he was still chaplain to Berkeley. The Lords and Commons were in abusive conflict. Large tracts of land in Ireland having been forfeited to the Crown after the Revolution, the King had made grants of it to his favourites and to a former mistress. In 1700 the Commons had voted to annul these grants and to make other grants to other favourites. The Lords had resisted, but had finally given way. Lord Somers, the Whig leader of the Ministry, had been so displeasing to the Commons[Pg 69] that the King had forced him to resign. The majority in the Parliament of 1701 was Tory, as was the Ministry. The Tories, blaming William and his Whig advisers for their foreign policy, impeached Somers, Portland, Orford, and Halifax (lately Addison’s Charles Montague). The Lords supported the impeached peers. Swift, returning with Berkeley to England in April, saw in the conflict a danger to the state, and undertook a warning. He was still so near Moor Park that he came only slyly into the open in his discourse, full of modern parallels, on the dissensions between the nobles and commons in Athens and Rome.
But he wrote less like a philosopher than like a governor, contemptuous of political metaphysics. No doubt there ought to be a proper balance of power among the forces in a state; “although I should think that the saying vox populi vox dei ought to be understood of the universal bent and current of a people, not of the bare majority of a few representatives, which is often procured by little arts and great industry and application; wherein those who engage in the pursuits of malice and revenge are much more sedulous than such as would prevent them.” How the universal bent and current of a people was to be recognized and encouraged Swift did not make plain. “Some physicians have thought that if it were practicable to keep the several humours of the body in an exact and equal balance of each with the opposite, it might be immortal; and so[Pg 70] perhaps would a political body if the balance of power could be always held exactly even. But, I doubt, this is as impossible in practice as the other.”
In practice he found the populace always greedy and slippery. “When a child grows easy and content by being humoured; and when a lover becomes satisfied by small compliances, without farther pursuits; then expect to find popular assemblies content with small concessions.” “I think it is an universal truth that the people are much more dexterous at pulling down and setting up than at preserving what is fixed; and they are not fonder of seizing more than their own than they are of delivering it up again to the worst bidder, with their own into the bargain. For, although in their corrupt notions of divine worship they are apt to multiply their gods, yet their earthly devotion is seldom paid to above one idol at a time, of their own creation; whose oar they pull with less murmuring, and much more skill, than when they share the lading or even hold the helm.”
There was, Swift thought, no mysterious virtue in any gathering of men. “It is hard to recollect one folly, infirmity, or vice to which a single man is subjected and from which a body of commons, either collective or represented, can be wholly exempt. For, beside that they are composed of men with all their infirmities about them, they have also the ill fortune to be generally led and influenced by the very worst among themselves,[Pg 71] I mean popular orators, tribunes, or, as they are now styled, great speakers, leading men, and the like. Whence it comes to pass that in their results we have sometimes found the same spirit of cruelty and revenge, of malice and pride, the same blindness and obstinacy and unsteadiness, the same ungovernable rage and anger, the same injustice, sophistry, and fraud that ever lodged in the breast of any individual.”
The evil to be avoided, Swift held, was the tyranny equally of the one, of the few, or of the many. But when the many are tyrants the tyranny of the one is not far off. “A usurping populace is its own dupe, a mere underworker, and a purchaser in trust for some single tyrant whose state and power they advance to their own ruin, with as blind an instinct as those worms that die with weaving magnificent habits for beings of a superior nature to their own.”
Any governor, reading Swift’s discourse, must have felt behind it a congenial mind and will. Swift might dread the tyranny of a king. He might even, as he later wrote, “prefer a well-instituted commonwealth before a monarchy.” But what he really dreaded was disorder. “If,” he said, “I should insist upon liberty of conscience, form conventicles of republicans, and print books preferring that government and condemning what is established, the magistrate would, with great justice, hang me and my disciples.” Better the certain magistrate than the uncertain mob. Swift was[Pg 72] no less on the side of power because he wanted power himself. He regarded the demand for popular rights as a king might regard it: that is, as a mode of usurpation. He regarded the prospect of revolution as a general might regard it: that is, as a threat of mutiny. Let theorists be hanged. Though the end of government was liberty, the way to it did not lead through unrest. Unrest was itself the tyranny of the many, and it might at any time become the tyranny of the one. Liberty lay between these extremes. Mankind, unless it gave itself to dictatorship or to confusion, had to be governed by the few.
Not, however, by the casual few of birth or wealth. By the chosen few of knowledge, skill, and virtue. Swift did not say, at first or ever, how these few were to be chosen. Like all the men, in all the ages, who have held to this appealing doctrine, he assumed that the choice of governors ought to be as natural as it was logical. And, like most of them, he assumed that he belonged among the governors.
Rather, he assumed that he belonged beside them. Swift had already come to think of himself as first of all a churchman, not a statesman but the driving conscience of statesmen. Having delivered his warning in his pamphlet, written in London, he left it with the printer and went back to Ireland, to establish himself in Laracor. “The book was,” he says, “greedily bought and read; and charged sometimes upon my Lord[Pg 73] Somers and some time upon the Bishop of Salisbury.” Associated at a distance with men so powerful, Swift, returning to England for the summer of 1702, and owning the authorship, came closer to the seats of power than he had ever come before. “My Lords Somers and Halifax, as well as the Bishop ... desired my acquaintance, with great marks of esteem and professions of kindness—not to mention the Earl of Sunderland, who had been of my old acquaintance. They lamented that they were not able to serve me since the death of the King; and were very liberal in promising me the greatest preferments I could hope for, if ever it came in their power. I soon grew domestic with Lord Halifax, and was as often with Lord Somers as the formality of his nature (the only unconversable fault he has) made it agreeable to me.”
Swift was, in his relations with the great, no country parson tickled with a dinner. He stood before them like a man there in his own right. “It was then I first began to trouble myself with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rinciples of Whig and Tory; having formerly employed myself in other and, I think much better, speculations. I talked often upon this subject with Lord Somers; told him that, having been long conversant with the Greek and Roman authors, and therefore a lover of liberty, I found myself much inclined to be what they called a Whig in politics; and that, besides, I thought it impossible, upon any other principle, to[Pg 74] defend or submit to the Revolution. But as to religion I confessed myself to be a high churchman, and that I did not conceive how any one who wore the habit of clergyman could be otherwise.” A high churchman, and a haughty one. Though he might then prefer the Whigs to the Tories, his real allegiance was to the Church. He served it when he served whatever party favoured it. He was above the battle in which he fought. He looked for large rewards with the assurance of his calling as well as with the arrogance of his temper.
But Somers and Halifax were not in office. Swift went back to Ireland, unrewarded, for another year of rueful banishment.
When he once more returned to England late in 1703, he seemed, to his own pride, to have done nothing in the world. Yet he had an honourable profession. He had an income for life. He had a mistress, of a kind, who was young, beautiful, witty, and devoted. He had ruling friends in Ireland and was beginning to have others in England. He was the author of the most brilliant prose satire so far written in English, and the master of the best prose of his age. Something boundless in him, however, or something perverse, kept him from more than brief satisfactions. Content to be a clergyman, he could not wait to be a bishop. Untroubled by debts, he longed for a fortune. Happy with Stella for a friend, he would not commit himself to her[Pg 75] in marriage. A scholar, a clergyman, and a wit, he cared little for the company of his fellows. He thought the scholars pedantic, the clergymen dull and tattling—
“And deal in vices of the graver sort,
Tobacco, censure, coffee, pride, and port”—
the wits frivolous and feeble. His satires had remained for half a dozen years unpublished. He could be at ease only among the great, and even there he did not lend himself wholly to their purposes. He stood solitary on the peak of his own nature, his scornful eyes raking mankind.
From this height he flung down his Tale of a Tub early in 1704. Mankind at large took no notice. Mankind at large has no eyes to read with, no skin to feel a lash with. As Swift himself said in his preface, “Satire, being levelled at all, is never resented for an offence by any, since every individual person makes bold to understand it of others, and very wisely removes his particular part of the burden upon the shoulders of the world, which are broad enough, and able to bear it.” Nor did the pedants and wits flinch at his thrusts much more sharply, since he named few of them, than the nameless run of men. The pedants might grumble, but the wits, who also liked to sting, could take a craftsman’s pleasure in the accurate rapture of his stinging.
Swift of course pricked no active folly and stabbed no[Pg 76] active vice by his satires. Fools did not read him. Wise men were only confirmed in their wisdom. His hatred caused less reformation than delight. The delight which men felt in his arguments and allegories, so cutting, so copious, so downright, so fanciful, was the delight which men feel when one of them uses words as most of them have not the gift to do, only the bursting desire. Swift, who scorned to be a man of words, was accepted for his words. Somers, to whom the book was dedicated, and Halifax, who knew how to put such skill as Swift’s to use, repeated their promises. They did not tell him it was not his counsel that they needed.
Yet while he was making friends he was also making enemies. Mankind was not a sensitive body, able to feel in any of its parts any indignity to the whole. The pedants or the wits were not. The Church was. It thought of itself as marked off from the world, like its consecrated altars, to be approached with reverence. There were, as Swift contended, abuses of religion which called for satire, and which could be satirized without any hurt to true religion. But the line between the uses and the abuses of religion was often faint. One man’s devotion could be another man’s fanaticism. Firmness could become stoniness and never know it. Laughter, even when aimed at what was false, could wound in two directions. Swift, high on his peak of scorn, let his laughter fall with a harsh inclusiveness.
When, for instance, he touched the doctrine of transubstantiation,[Pg 77] he traced its origin to a noisy episode in the career of the Catholic among the three brothers of the allegory. Peter, having no mutton for his dinner, served up a brown loaf to Martin and Jack. He told them it was mutton. They refused, at first politely and then heatedly, to believe him. “‘Look ye, gentlemen,’ cries Peter in a rage, ‘to convince you what a couple of blind, positive, ignorant, wilful puppies you are, I will use but this plain argument: By G——, it is true, good, natural mutton as any in Leadenhall market; and G—— condemn you both eternally if you believe otherwise.’ Such a thundering proof as this left no farther room for objection.”
Here was rough language to use so near the communion table, no matter what the precise beliefs of the bystanders regarding the disputed miracle. A total unbeliever could not have spoken more gratingly. Even in that vigorous age a clergyman had to watch his voice if he was to become a bishop. Swift might please the lords temporal with his originality and force, but he could not please the lords spiritual without orthodoxy and decorum. Within the Church he was always, from the time A Tale of a Tub was understood to be by him, a churchman suspected of irreverence—or, as he phrased it, “the sin of wit.”
This dangerous book, published with mystifying stealth, Swift never acknowledged, though after a scuffle of ascriptions it settled down at his door. The[Pg 78] authorship was first his humorous and afterwards his cautious secret. When, having published the satires, he followed his letter to Tisdall back to Ireland, he was still barely known in London for his genius. There are almost no records of where he had lodged, of how he had spent his days and nights. A dim figure, flashing seldom out of the dark.
One anecdote, of the many which have gathered about his magnetic reputation, may tell something like the truth. For days after his earliest appearance at the St. James’s coffee house, the story goes, he did not speak. He would come in, lay his hat on a table, walk conspicuously up and down the room for an hour, take up his hat, pay his money at the bar, and leave without a word. At last, one evening, he looked several times at a man in boots, who seemed to have just come from the country. The mad parson, as he was already called, went up to the booted stranger and said abruptly: “Pray, Sir, do you remember any good weather in the world?” The man stared but said he thanked God he could remember a great deal of good weather. “That is more,” said Swift, “than I can say. I never remember any weather that was not too hot or too cold, too wet or too dry. But, however God Almighty contrives it, at the end of the year ’tis all very well.” Then again he took his hat and left.
The next three and a half years in Ireland saw him more at ease with more companions. At Laracor he[Pg 79] planted, besides willows, holly, apple, cherry trees. He fished for eel and pike and trout. “I carry double the flesh that you saw about me at London,” he wrote to John Temple, who had invited him to revisit Moor Park in 1706; though Swift insisted that he had, to such a sign of fortune, “no manner of title, having neither purchased it by luxury nor good humour.” His congregation might be no more than fifteen persons, “most of them gentle and all simple,” but he had numerous friends in the region of Laracor.
In Dublin he could talk clerical politics with the Primate of Ireland and the Archbishop of Dublin, both Swift’s friends, and secular politics with the Lord Lieutenants to whom he was chaplain. At the Castle he was cheerful with the successive households of Ormond and Pembroke. With a small circle of Pembroke’s intimate guests he punned tumultuously and infectiously. He drank wine, took snuff, and gambled for trifling stakes. He was often at the house of the dean of St. Patrick’s, who gave good dinners to bishops and to clergymen willing to become bishops. There was also a sort of club with which various women, Stella among them, met on Saturday evenings, for dinner and ombre or picquet. Stella was liked and admired by Swift’s friends. If he was lonely and restless he had his genius to bl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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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 was lonely and steadily more restless. The idyl of Laracor was too mild to hold him. The work and play of Dublin were too small. Just before his fortieth birthday he left Ireland, in the party of Lord Pembroke, again to try at fortune on fortune’s own ground. He had at least the advantage, now, of being on an official errand to the great men whose favour he personally needed. Commissioned by his Archbishop, he was to act as lobbyist in the matter of the First Fruits. Queen Anne, devoted to the interests of the Church, had given up her right to the first year’s income of every ecclesiastical benefice in England. The Irish Church hoped she would extend the same bounty to Ireland. The whole sum at issue was not above a thousand pounds a year. Swift, proud as a mountain, took up the little cause. It brought him a new experience of the delaying, forgetting, bargaining habits of politicians.
He had to move softly to avoid the jealousy of Pembroke, who as viceroy of Ireland was the proper channel for any such appeal to the Crown. At first Somers, though influential with the Ministry, was still out of office. He referred Swift to Sunderland, son of Swift’s former friend, son-in-law of Marlborough, and a Secretary of State. Sunderland said he would go with Swift to Godolphin, Lord Treasurer, but ended by merely making an appointment. Godolphin declared[Pg 81] “he was passive in this business,” which was really Pembroke’s responsibility. Swift consulted Pembroke, and was told that everything depended on the Queen. Passed shiftily from hand to hand, Swift saw that none of the great men was interested, though none of them would take the trouble to tell the truth. After a year he heard from Pembroke that the grant had been made, and a little later learned that Pembroke had lied. But the Earl of Wharton had been appointed Lord Lieutenant. Swift went to Wharton, “which was the first attendance I ever paid him.” Wharton had nothing for him but cloudy excuses and windy promises. “I took the boldness to begin answering those objections, and designed to offer some reasons; but he rose suddenly, turned off the discourse, and seemed in haste; so I was forced to take my leave.” At a subsequent meeting at Somers’s house Wharton “received me as dryly as before.”
Thereafter Swift hated Wharton as he never hated another man. All the exasperations of a wasted year came together into a single fury which, when Swift had a chance, poured itself out into the abuse which has made Wharton better known for it than for all he ever did himself.
Lobbying for the First Fruits, Swift looked out also for his own advancement. But he went through his visit to England always in suspense and never satisfied. First he hoped to be chosen Bishop of Waterford. He[Pg 82] believed he had the favour of Somers and possibly of the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and the Queen. Another clergyman of the Pembroke circle was preferred. “Now I must retire to my morals,” Swift wrote a friend, “and pretend to be wholly without ambition and to resign with patience.... And after this if you will not allow me to be a good courtier, I will pretend to it no more. But let us talk no further on this subject. I am stomach-sick of it already.” Then he hoped to be sent as secretary to Vienna, if Lord Berkeley should go as ambassador. “I shall be out of the way of parties until it shall please God I have some place to retire to a little above contempt.” The Ministry promised Swift the post, but Berkeley’s age and ill health kept him in England. Swift would have accepted a Dublin parish which had been proposed to him; the living did not fall vacant. He might have been expected to be chaplain to Wharton, as he had been to Ormond and Pembroke; he was not chosen. He was urged by the Archbishop of Dublin to try for the deanery of Down; Wharton’s chaplain became dean. On the day, after Swift’s return to Ireland, when the Bishop of Cork was dying of spotted fever Swift wrote to Halifax asking for his interest with Somers, now Lord President, for this bishopric. Wharton, according to Swift, engaged his credit to get the place for a clergyman who had married a “cast wench” of Wharton’s—although the Queen, indeed, prevented such a scandal. To make the story[Pg 83] as complete as a farce, the clergyman in question may have been that junior dean of Trinity College before whom, on his knees, Swift on his twenty-first birthday may have had to beg pardon for being contemptuous and contumacious.
Yet towards the close of his cycle of anxiety Swift could write ingratiatingly to Halifax: “I must take leave to reproach your Lordship for a most inhuman piece of cruelty, for I can call your extreme good usage of me no better, since it has taught me to hate the place where I am banished, and raised my thoughts to an imagination that I might live to be some way useful or entertaining if I were permitted to live in town.... I have been studying how to be revenged of your Lordship, and have found out the way. They have in Ireland the same idea with us, of your Lordship’s generosity, magnificence, wit, judgment, and knowledge in the enjoyment of life. But I shall quickly undeceive them by letting them plainly know that you have neither interest nor fortune which you can call your own; both having been long made over to the corporation of deserving men in want, who have appointed you their advocate and steward, which the world is pleased to call patron and protector. I shall inform them that myself and about a dozen others kept the best table in England, to which because we admitted your Lordship in common with us, made you our manager, and sometimes allowed you to bring a[Pg 84] friend, therefore ignorant people would needs take you to be the owner.... Pray, my Lord, desire Dr. South to die about the fall of the leaf, for he has a prebend of Westminster which will make me your neighbour, and a sinecure in the country, both in the Queen’s gift, which my friends have often told me would fit me extremely.”
And Halifax could magniloquently answer: “I am quite ashamed for myself and my friends to see you left in a place so incapable of tasting you; and to see so much merit and so great qualities unrewarded by those who are sensible of them. Mr. Addison and I are entered into a new confederacy, never to give over the pursuit, nor to cease reminding those who can serve you, till your worth is placed in that light where it ought to shine. Dr. South holds out still, but he cannot be immortal. The situation of his prebendary would make me doubly concerned in serving you, and upon all occasions that shall offer I will be your constant solicitor, your sincere admirer, and your unalterable friend.”
Handsome compliment, handsome acknowledgment, and no real confidence between the writers. What Swift actually thought of Halifax was that he gave deserving men “only good words and dinners; I never heard him say one good thing, or seem to taste what was said by another.” What Halifax actually thought of Swift must be guessed at. But no patron[Pg 85] used to “soft dedication all day long” could quite relish a follower so bound to lead. Swift would never be as remote from politics as Newton, whom Halifax had made Warden and then Master of the Mint, nor as obliging and grateful in the midst of politics as Addison, who through Halifax had entered the busy circle where few men went long without places. Halifax and Somers and Pembroke no more than Godolphin and Sunderland and Wharton by this time could imagine in Swift’s hand the supple, obedient pen which they required.
There was proof to support their doubts. They had been willing to bargain with him, or through him with the Irish Church, about the First Fruits. Let the Church consent to the repeal of the Sacramental Test which excluded Dissenters from office. The Whigs, standing to gain votes from the pleased Dissenters, would then be better able to persuade the Queen to widen her bounty. The repeal would mean only the surrender of a principle, and it would save the Irish clergy a thousand pounds a year. Swift, without a thought of accommodating the ministers or even of earning their possible rewards, had instead written too vigorously, and not surreptitiously enough, against the repeal. He saw it as a selfish experiment which England wanted to try first on Ireland before trying it nearer home. “If your little finger be sore,” he said to England with a snarling humility, “and you think a[Pg 86] poultice made of our vitals will give it any ease, speak the word and it shall be done.” Somers, Lord President, and Wharton, Lord Lieutenant, from that moment must have known that Swift was not their man. The sin of wit they could forgive, and indeed encourage. They could neither encourage nor forgive the sin of such independence. Braver statesmen than they might have hesitated to keep a tiger on the hearth.
Swift, learning on this visit to England that the great are not always to be trusted by the proud and truthful, should have become finally aware that he was not a Whig, perhaps that he was not a Tory. As a churchman he stood not so much between the parties as above them both. “I should think,” he said in one of the pamphlets in which he stretched the muscles which the ministers would not let him use, “that ... to preserve the constitution entire in Church and State, whoever has a true value for both would be sure to avoid the extremes of Whig for the sake of the former and the extremes of Tory on account of the latter.” Arbitrary power he still hated and looked upon “as a greater evil than anarchy itself; as much as a savage is in a happier state of life than a slave at the oar.” Yet his passion was, as always, for order. The legislature, he thought, could not be placed in too many hands; the administration, however, not in too few. Sects might indeed be tolerated in a state, but “a government cannot give them too much ease nor trust them[Pg 87] with too little power.” Order, as he understood it, was the consequence of virtue among the people, and therefore a higher concern than politics could reach to. It was the natural concern of the Church.
Like a churchman, like a magistrate, Swift proposed that manners be reformed by the advancement of religion. If the Queen should make stricter demands upon all who came near her, “morality and religion would soon become fashionable court virtues, and be taken up as the only methods to get or keep employments there; which alone would have mighty influence upon many of the nobility and principal gentry.” The example of the Court would go far to reform the town, and the town the rest of the kingdom. “How ready ... would most men be to step into the paths of virtue and piety if they infallibly led to favour and fortune!” Swift could even contemplate “something parallel to the office of censors anciently in Rome,” which in England he believed “could be easily limited from running into any exorbitances.” British Catos could reduce the vices of the army, the universities, the law courts, the public service, the press, the taverns. And the Church could provide the Catos if clergymen, ceasing to live so largely to themselves and with each other, would “make themselves as agreeable as they can in the conversations of the world.”
Nor did Swift stop with arguing soberly like a parson. He went on to irony, like a wit. He could not[Pg 88] feel sure, he said, that Christianity had to be abolished, as the world thought. He meant, of course, “nominal Christianity, the other having been for some time wholly laid aside by general consent.” Nominal Christianity had its uses. It gave men a God to revile, when otherwise they might abuse the government. It furnished each parish with at least one person who could read and write. It kept ten thousand men so poor that they were healthy, and good for the breed. It set one day in seven aside for pleasure, extra business, gallantry, and sleep. It made certain kinds of behaviour, because they were forbidden, more enticing. It gave the vulgar various pleasant superstitions with which to amuse the children and to shorten tiresome winter nights. It sustained the spirit of opposition, of eccentricity, of fanaticism. However, Swift ended, if Christianity was to be abolished, so ought every vestige of religion for fear there might still be some restraint laid on human nature. Let freedom come, even though bank stocks might fall one per cent.
5
No matter what grave words he used, Swift had to set them to witty tunes. They came, it seems, so effortlessly that he undervalued them, overlooking them in the thunder of his will. He valued only what he did not have: influence at a Court he despised, power over men he hated. Addison could call him, for his wit,[Pg 89] “the greatest genius of his age.” Swift wanted, as Addison had elsewhere rhetorically put it, to ride in the whirlwind and direct the storm. There was no help for his charging desire. His will was as truly his nature as his wit was.
Yet it was by his wit that he won his hearing, and from the coffee houses. While he waited, impatient, for a single minister to listen to his business of the First Fruits, he amused his idleness with a hoax that ran through the town like a scandal. He predicted, in a burlesque almanac, that the astrologer John Partridge, who was a cobbler as well as a quack, would “infallibly die upon the 29th of March next, about eleven at night, of a raging fever.” When the time came Swift no less circumstantially announced the death, though it had, he said, occurred four hours earlier than he had calculated. Partridge, still as much alive as ever, complained. The coffee houses laughed. There were other pamphlets on the hoax, in one of which Congreve had a hand. For more than a year Swift now and then worried his victim. Richard Steele thought the joke so good, and the name of Isaac Bickerstaff, which Swift used, so noted, that he made the imaginary Bickerstaff the apparent editor of the Tatler. Another of Swift’s hoaxes had a small success. Reading to the Countess of Berkeley, he had grown tired of the pompous commonplaces which soothed her in her favourite author, and had relieved his boredom by tricking her with a[Pg 90] meditation which he had written upon a broomstick. Now the story got out, and the wits laughed at the trick and at the parody, which was seen in manuscript and may have been printed.
In both hoaxes the delighted wits felt not only Swift’s comic skill but the imperious insolence which lay behind it. Here was a man whose lightest words left a mark wherever they touched. Here was a learned clergyman who, as the Tatler said, “writes very like a gentleman and goes to heaven with a very good mien.”
Much of Swift’s life during this stay in England was off the stage of the wits, nearer officials or drawing-rooms. When he first arrived he lived in Leicester Fields at the house of Sir Andrew Fountaine, who had been in Ireland with Pembroke and had found Swift the best pastime of that wilderness. Afterward in lodgings in the Haymarket, Swift might have letters sent to him at the St. James’s coffee house or at Steele’s office in the Cockpit, but when he was kept indoors, as he once was by broken shins, even Somers came to visit him. During 1708 he was a guest of both Berkeley and Pembroke in the country. After the hot summer in town he spent six weeks in Kent and at Epsom, where the Court then retired to drink the fashionable waters.
In town he was often—much too often for his future peace—at the house of Mrs. Vanhomrigh, the widow of a former lord mayor of Dublin, who had come to[Pg 91] London about the same time as Swift. She had a daughter Esther, who claimed to be two years younger than she was, and to have been born, as she probably had not, on St. Valentine’s day. Through the Vanhomrighs, friends of Fountaine, Swift met other women, ladies of the Court, toasts of the clubs, whom he fascinated by his grave impudence. He insisted that each lady who desired to know him should make the first advances. When Anne Long, toast of the Kit-Cat club, protested and held out, Swift drew up a formal treaty of which the plain terms, with whatever circumlocutions, were that she must within two hours make “all advances to the said Doctor that he shall demand ... purely upon account of his great merit.” The lady yielded. Swift might be resisted when he worked, not when he played.
He had the further comfort that Stella and Rebecca Dingley were in England for a part of his stay. “Mrs. Johnson,” he wrote to Ireland, “cannot make a pun if she might have the weight of it in gold.” He did not introduce her to his new acquaintances, the one Esther to the other, any more than he told the world his moody secrets. Stella was his secret. Though he saw her in London and wrote to her after she returned to Ireland, there are no records of her in his letters except a mention of her dog. “Pug is very well, and likes London wonderfully, but Greenwich better, where we could hardly keep him from hunting down the deer.”
[Pg 92]
What came nearest to satisfying Swift in 1708 was Addison. When last Swift had been in London, in the winter of 1703-1704, he had been still unknown, and Addison, just back from his travels, had been, thanks to the bad fortune of the Whigs, in eclipse. Swift, leaving his satires behind him, had gone off to his banishment. Addison, writing a panegyric on Marlborough on account of Blenheim, had stayed to become famous over night. When now they met in February, Swift was still without any influence except that of his own genius, and Addison was an under-secretary of State. But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their affections. Addison was seldom vain with Swift, whom he called “the most agreeable companion, the truest friend, and the greatest genius of his age.” Swift was seldom proud with Addison. “If,” he later wrote, back in Dublin, “you will come over again, when you are at leisure, we will raise an army and make you king of Ireland.”
They met like princes, with exchange of gifts. Swift gave Addison, along with Steele, some of his moral fury, which they tempered to moral irony in the Tatler and Spectator, preferring to laugh, not scourge, virtue into fashion. Addison gave to Swift some of his smooth taste with which to revise the story of Baucis and Philemon which Swift had written in his gruff exile. Too proud to be stubborn about his verses, Swift, as he loosely said, let Addison “blot out fourscore, add fourscore, and alter fourscore” of the lines. The poem suffered,[Pg 93] but Swift did not. He would, and did, write more smoothly if it were more pleasing to Addison. In time Swift came to be aware of Addison’s vanity and caution, but for months he had no reservations. Addison was Swift’s first equal friend. Temple had been his teacher, Stella his pupil, his friends in Ireland mere accidental comrades, the Whig lords and bishops too great to be easy with. Addison had wit, charm, learning, virtue, “worth enough,” Swift said, “to give reputation to an age.”
All the spring and summer of 1708 they often dined together, at different taverns, frequently with Steele or Congreve, with Ambrose Philips, Addison’s little Whig poetical friend, or with Robert Hunter, the friend of Swift who was going to be governor of Virginia and who threatened to make Swift his bishop in a country even more desolate than Ireland. But it was best when the two could, as Swift wrote to Hunter, “steal to a pint of bad wine, and wish for no third person but you.” When Addison went off to Ireland as secretary to Wharton, with a salary of two thousand pounds a year and a sinecure worth four hundred more, Swift, still without promotion or much hope, felt no envy. In Ireland, when he had gone there in June 1709, he buried himself with Stella at Laracor and left it for Dublin, with its abominable Lord Lieutenant, only to see Addison.
[Pg 94]
IV
MAN IN POWER
1
Fortune prefers to turn its wheel to the advantage of men with the talent for success, but now and then the geniuses, uncompromising, wilful, audacious, swing upward in the sun. A revolution of the wheel in London called Swift back in September 1710.
He did not know when he went what he was going to. He was almost resigned to Laracor and Dublin. “I never went to England with so little desire in my life,” he wrote to Stella the day after he landed. “I am perfectly resolved to return as soon as I have done my commission, whether it succeeds or no.” He had less hope as to the success of his errand, which again was the First Fruits, than the Irish bishops who this time had authorized him. Still, there was a chance. Sunderland and Godolphin had been shaken from their posts by an upheaval among the Whigs, and Wharton had hurried over to serve his party with his gift for wheedling and rounding up the voters. Other ministers[Pg 95] might be more favourable to Swift’s embassy. Other friends might help him to promotion.
At London he found everything “turning upside down; every Whig in great office will, to a man, be infallibly put out; and we shall have such a winter as has not been seen in England.” It was already such a September as Swift had never seen. “The Whigs were ravished to see me,” he wrote within two days of his arrival, “and would lay hold on me as a twig while they are drowning, and the great men making me their clumsy apologies” for their former negligence.
But Swift had come into a new world of new men. Somers was about to be dismissed. Halifax had only his sinecure. Pembroke was in retirement. Wharton was to lose his place to the Duke of Ormond. Sunderland had given way to Henry St. John (later Viscount Bolingbroke) as principal Secretary of State. Godolphin had yielded the rank of first minister to Robert Harley (later Earl of Oxford), Chancellor of the Exchequer though not yet Lord Treasurer. The men of Swift’s old world were now able to do for him as little as they had been willing to do before. Only the hated Wharton “affected very much to caress” him. Somers was merely plausible. Halifax moved too slowly. Godolphin, whom Swift saw at once, was so “short, dry, and morose” that the suitor was enraged. On his third day in London Swift spent the evening at the St. James’s coffee house with a friend. “For an hour and a half we talked[Pg 96] treason heartily against the Whigs, their baseness and ingratitude. And I am come home rolling resentments in my mind and framing schemes of revenge.”
In spite of the drowning Whigs, and in spite even of Addison, again in England and at first as affectionate as ever, Swift began to look towards the Tories. A week, and he was dining with his old friend of Kilkenny and Trinity, Francis Stratford, a merchant who, “worth a plumb,” was “lending the government forty thousand pounds.” Two weeks later, and Swift expected any day to be taken to Harley by one of Stratford’s friends, Erasmus Lewis, who was one of Harley’s favourites. “I am already represented to Harley,” Swift told Stella, “as a discontented person that was ill used for not being Whig enough; and I hope for good usage from him. The Tories dryly tell me I may make my fortune if I please; but I do not understand them, or rather, I do understand them.”
Halifax asked Swift to dinner at Hampton Court and “would have kept me tomorrow to show me his house and park.... Lord Halifax began a health to me today. It was the resurrection of the Whigs, which I refused unless he would add their reformation too.” The next night “after I had put out my candle ... my landlady came into my room with a servant of Lord Halifax, to desire I would go dine with him” the following day. “But I sent him word I had business of great importance that hindered me.... And today[Pg 97] I was brought privately to Mr. Harley, who received me with the greatest respect and kindness imaginable. He has appointed me an hour on Saturday at four, afternoon, when I will open my business to him.”
Exactly a month after Swift reached London he handed Harley his memorial regarding the First Fruits. “Mr. Harley came out to meet me, brought me in, and presented me to his son-in-law ... and his own son and, among others, Will Penn the Quaker. We sat two hours, drinking ... good wine ... and two hours more he and I alone.” Harley read Swift’s memorial “and put it in his pocket to show the Queen; ... told me he must bring Mr. St. John ... and me acquainted; and spoke so many things of personal kindness and esteem for me that I am inclined half to believe what some friends have told me, that he would do everything to bring me over.... He has desired me to dine with him on Tuesday, and after four hours being with him set me down at St. James’s coffee house in a hackney coach. All this is odd and comical if you consider him and me. He knew my Christian name very well.... And now I am going in charity to send Steele a Tatler, who is very low of late.”
Swift, writing that night to Stella, thought that even the Tale of a Tub might no longer be held against him, as he guessed it had been. “They may talk of the you know what; but, gad, if it had not been for that I should never have been able to get the access I have[Pg 98] had; and if that helps me to succeed, then that same thing will be serviceable to the Church.”
Odd and comical, Harley, no more concerned about the bounty of the First Fruits than about the orthodoxy of the Tale, had set out to seduce the most lively and deadly wit in England. At the price of a thousand pounds a year, cut out of the Queen’s income, Swift would be a bargain for her minister.
The minister did not lag in his pursuit. On Tuesday, presenting Swift to Sir Simon Harcourt, the Attorney-General, Harley said he had broached the matter of the First Fruits to the Queen, and asked Swift to dinner on Sunday. On Sunday Harley said the Queen had consented to the grant. Matthew Prior, a better poet than Addison, dined with them. After dinner, when Lord Peterborough had come in, the talk shifted to “a paper of verses” on Godolphin which had just been printed. “Lord Peterborough would let nobody read them but himself; so he did; and Mr. Harley bobbed me at every line to take notice of the beauties. Prior rallied Lord Peterborough for author of them; and Lord Peterborough said he knew them to be his; and Prior then turned it upon me, and I on him. I am not guessed at all in town to be the author.” Lucky Tories, to blunder into such a moving compliment? Or wily Tories, used to poets?
There was some formal delay in the execution of the grant, but Harley was still, Swift wrote, “so excessively[Pg 99] obliging that I know not what to make of it, unless to show the rascals of the other party that they used a man unworthily who had deserved better.” St. John, using Swift “with all the kindness in the world,” said he had never read anything so good as certain verses by the Tories’ new poet which Swift himself did not “reckon so very good neither”; and pleased Swift further by telling him that “Mr. Harley complained he could keep nothing from me, I had the way so much of getting into him.” Erasmus Lewis tactfully hinted that Swift, not quite comfortable at leaving his old friends, might save Steele his post as commissioner of stamps. Swift went to Addison, as the discreeter person, but “party had so possessed him that he talked as if he suspected me, and would not fall in with anything I said. So I stopped short in my overture, and we parted very dryly.... When shall I grow wise? I endeavour to act in the most exact points of honour and conscience, and my nearest friends will not understand it so.”
It was not in Swift to be patient. Two weeks later he inquired of Stella: “Why should the Whigs think I came to England to leave them? Sure my journey was no secret. I protest sincerely I did all I could to hinder it ... although now I do not repent it. But who the devil cares what they think?... Rot ’em for ungrateful dogs. I will make them repent their usage before I leave this place.” He had already begun to[Pg 100] punish them. Before the end of October he had accepted the secret editorship of the Examiner, the Tory weekly which he edited, and wrote, until the following June, when, “my style being soon discovered, and having contracted a great number of enemies, I let it fall into other hands.”
The step cost Swift his Whig friends. In six weeks: “Mr. Addison and I hardly meet once a fortnight.” In another month: “I called at the coffee house, where I had not been in a week, and talked coldly a while with Mr. Addison. All our friendship and dearness are off. We are civil acquaintances, talk words of course, of when we shall meet, and that’s all.” Not even the great affection between the two could hold Swift to the Whigs. He had never been entirely a Whig, as he was not now entirely a Tory. He was a churchman, and the Tories had done for his Church what the Whigs had not done. He was hot for power, and the Tories had taken him into their councils, as the Whigs had not. At last he had found something better for him than hopes: work that seemed to him important, recognition that seemed to him his due. For the first time in his life his pride was asked to what he considered fit company.
Harley’s dinners were for Swift a sign that his fortunes finally stood beside his ambition. Nor was he required to argue for principles he did not believe in. The Tories were, it was easy for him to think, more[Pg 101] truly than the Whigs the party of order in Church and State. When he had spoken his mind about the Sacramental Test a year before, the Whigs had turned away from him, as if he were a Tory, and the Archbishop of Dublin had written to ask “by what artifice did you contrive to pass for a Whig.” Perhaps he had been a Tory. He would be a Tory. It was enough for Swift, as it had been enough when he took orders, that he was assigned a post in a cause which he thought good. He gave to his cause all his passion, intensity, genius.
2
When Swift closed with Harley there commenced a chapter singular in history. No other man of affairs has ever made such use of a man of letters. At the outset Harley so misgauged his pamphleteer that after three months he could send him a banknote for fifty pounds. It was as if the squire had tipped the bishop. Swift was furious at “both the thing and the manner.” He returned the money, refused to dine with Harley the next day, and demanded satisfaction. “If we let these great ministers pretend too much,” he wrote to Stella, “there will be no governing them.” A week later, still unreconciled, he went to the lobby of the House of Commons, found Harley, and sent him into the House to call St. John, “to let him know I would not dine with him if he dined late.” The Chancellor of the Exchequer, soon to be Lord Treasurer, ran the[Pg 102] errand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vicar of Laracor. The next day Swift told Stella he had “taken Mr. Harley into favour again.”
On Saturday of that week Swift was asked to dine with Harley in the company of St. John and Harcourt, now Lord Keeper, and became a member of the group which, meeting every Saturday except when the Queen was at Windsor, informally concerted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alm. Swift did not come humbly to this cabinet. “Lord Rivers was got there before me, and I chid him for presuming to come on a day when only Lord Keeper, the Secretary, and I were to be there; but he regarded me not. So we all dined together, and sat down at four; and the Secretary has invited me to dine with him tomorrow. I told them I had no hopes they could ever keep in but that I saw they loved each other so well, as indeed they seem to do. They call me nothing but Jonathan; and I said I believed they would leave me Jonathan, as they found me.”
Bullying, rallying, Swift took and kept his seat in their councils. Together they planned the steps that were to be taken to oust the Whigs, to get rid of the Duke of Marlborough, to bring about the peace. The ministers devised the necessary intrigues. It was left to Swift to master and direct public opinion with the Examiner and with the pamphlets and lampoons with which he entertained, infuriated, aroused, and reassured the public.
[Pg 103]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was intricate in detail but simple in outline. King William, Prince of Orange, had involved his adoptive England with his native Holland in the Grand Alliance with Austria against France. There had for years been a war and there was still a war, of which some of the English were very tired. The victories of Marlborough abroad, though gratifying, were hardly as regular as the taxes at home. The landowners, who tended to be Tories, had begun to wonder whether they were not paying taxes to help the bankers and jobbers, who tended to be Whigs, reap enviable profits. Glory was something, but it cost money. Men muttered in country houses that the Duke had been riding his whirlwind a long time. They had noted that Godolphin, who as Lord Treasurer had furnished the war chest, was father to one of Marlborough’s sons-in-law; and that Sunderland, Secretary of State, was a son-in-law himself. They had noted, also, that the Duchess, Mistress of the Robes and, it was said, mistress of Godolphin, did more than anybody else to make up the Queen’s mind for her. Civil affairs, hardly less than military, were in the hands of Marlborough, who notoriously wanted to be Captain-General for life. A little more, and England would be mortgaged to the Marlboroughs.
Such a prospect ruffled and alarmed the Tories. Marlborough, veering like Godolphin with the Parliamentary wind, had formerly called himself a Tory,[Pg 104] but now called himself a Whig. The Whigs must share the blame for the prolongation of the war, for the increase in taxes and prices. All that was insular in England resisted this burden laid upon it for the possible benefit of the Continent. The Whigs had been kind to the Dissenters to gain their support in Marlborough’s enterprises. All that was orthodox in England resented this comfort given to the sects which threatened the unity and authority of the Church. Finding itself on the dizzy brink of altruism and liberalism, England had shrunk back in a passion for its good old virtues, its stout old order.
The change had not come of itself or from the disinterested conclusions of philosophers, but had been contrived and forwarded by Harley and St. John. Both of them had owed much to Marlborough, who in 1704 had approved of Harley for Secretary of State and of St. John for Secretary at War. Under the wings of that eagle they had plotted against his feathers. St. John had gifts of eloquence and manipulation which made him incomparable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Harley, enough duller than his colleague to be more widely trusted, was adroit on the backstairs. Through his cousin Abigail Hill (Mrs. Masham), for whom the Duchess of Marlborough, also a cousin to the lady, had obtained a post in the Queen’s bed-chamber, his whispers reached his sovereign. Marlborough and Godolphin, becoming aware of a secret[Pg 105] influence against them, had in 1708 traced it to Harley and had forced him out of the cabinet, along with St. John. Harley had continued to whisper. The Queen, resenting the constant pressure from the Duke and Duchess, observing the popular unrest, and still listening to the whispers, had been convinced that the Whigs threatened the peace of the State and the safety of the Church. From this had come the overthrow of the Godolphin ministry and the sudden rise to power of the Tories under the whispering Harley and the glittering St. John. It was policy to win to their side the wit whom they most desired to have with them and most feared to have against them.
The arguments put forth may have been suggested by any of the three men. Of the three, however, only Swift can be credited with the high scorn, the grave ingenuity of this polemic. It was he who, though he thought Marlborough “as covetous as hell and ambitious as the prince of it,” kept his friends from pressing the Duke too hard. Swift had the tact to be content with pointing out how much it was to the interest of the commander-in-chief to have the war go on. Public cynicism might be trusted to do the rest.
Nor did Swift use only arguments. He hit upon the most insidious illustrations, such as his contrast between the rewards of a Roman conqueror and those of the Duke. British ingratitude, Swift figured out, had already been worth something over half a million[Pg 106] pounds to the British general. Roman gratitude, “which a victorious general received after his return from the most glorious expedition, conquered some great kingdom, brought the king himself, his family, and nobles to adorn the triumph in chains, and made the kingdom either a Roman province or at best a poor depending state in humble alliance to that empire,” would have amounted to less than a thousand pounds: incense, a sacrificial bull, an embroidered garment, a statue, a trophy, copper medals, a triumphal arch and car, and a laurel crown worth twopence.
Ingenious and insistent, Swift continued to pluck the same string until the public could hear no other note when it heard of Marlborough. After a year Marlborough fell, and the Duke of Ormond, whom Swift ranked next to Oxford (lately Harley) and Bolingbroke (lately St. John) among his friends, was put in command of the armies.
Towards the Whigs at large Swift turned an attention which was no less masterly. They were, for him, only a brawling faction, hungry for profits, and not more than a tenth of England. The Whigs, having made their fortunes at the expense of the majority, meant to go on making other fortunes, and would stop at no lying, no plotting, no uprising, no overthrowing which might serve their factious ends. At the same time, Swift would not admit that he was partisan. “We[Pg 107] are unhappily divided into two parties,” he said, “both which pretend a mighty zeal for our religion and government, only they disagree about the means. The evils we must fence against are, on one side, fanaticism and infidelity in religion, and anarchy, under the name of a commonwealth, in government; on the other side, popery, slavery, and the Pretender from France.” Between these two extremes of Whig and Tory Swift seemed to take his stand. Or rather, again, above both. He was still a clergyman, who put religion first among his concerns. He was not a politician, but the conscience of politicians. He was the conscience of England, tight in its island, deep in its prejudices, contemptuous of ideals and metaphysics, plain, sturdy, obstinate.
No position was so natural for Swift to take, as no position was so effective with the voters. Oxford and Bolingbroke might work out of sight with their intrigues. Swift never ceased to keep the eyes of the world upon their main purposes. British purposes, for the sake of British interests, through the exercise of British virtues. The Revolution was achieved. The Succession was established. It was time now to make peace with the Continent and to settle down to a British destiny. The change must not be too precipitate. Swift wrote as firmly against the ferocious Tories, demanding all places instantly for their party, as against the ousted Whigs. His variety was in his art, not in his[Pg 108] argument. He could abuse, ridicule, hoax, lampoon, in grim prose or easy verse. He could parade the accomplishments of the Ministry in sober pamphlets or could raise clouds of bright dust to hoodwink the opposition. But always he was Swift, looking down from his peak at the whole race of mankind, only incidentally and temporarily supporting Oxford and Bolingbroke.
Throughout the Oxford administration Swift was loyal, less out of need than out of love. When his associates, disregarding the Grand Alliance, made a stealthy treaty of peace with France; when, insecure in the House of Lords, Oxford got the Queen to create a dozen Tory peers who would know why they were peers; when England, at the treaty of Utrecht, took the largest share of the spoils though she had tricked and abandoned the allies: even then Swift loved his friends. Passionately loyal, he could be affectionately blind.
In Oxford’s thick skin Swift saw a stoic dignity, and in Oxford’s procrastination something not too far from a noble patience. “Regular in life,” Swift described the Lord Treasurer to the Archbishop of Dublin, “with a true sense of religion, an excellent scholar and a good divine, of a very mild and affable disposition, intrepid in his notions and indefatigable in business, an utter despiser of money for himself yet frugal, perhaps to an extremity, for the public.” Nor about Bolingbroke,[Pg 109] libertine in thought and habit, would Swift be squeamish. He admired that “graceful, amiable person” and that mind “which was adorned with the choicest gifts that God hath yet thought fit to bestow upon the children of men.” It was true that the Secretary had been “too great and criminal a pursuer” of pleasures which could “by no means be reconciled to religion or morals.” But, Swift explained, “he was fond of mixing pleasure with business, and of being esteemed excellent at both; upon which account he had a great respect for the characters of Alcibiades and Petronius.” Could Socrates resist the charm of Alcibiades, or Seneca the charm of Petronius?
Swift, moralist that he was, was little less susceptible to the dissolute Secretary than to the decorous Treasurer. His affection covered them with its flood. Bolingbroke hated Oxford, and Oxford suspected Bolingbroke. There was harmony between them only for a few months, if so long as that. Yet Swift, by nature so misanthropic, by experience so wary, set out with them in what he thought was a fellowship of love.
Though he learned better, he remained, to the end of his great episode, somewhat at the mercy of his love. It was, of course, the corollary of his hate. Hitherto alone with his pride in what seemed to him a prison, he had been able to hate all those whose neglect had kept him there. Such companions as Stella and Addison had been only alleviating visitors. But now half the[Pg 110] circle of his enemies had turned friends, and had entreated him to help them. They had taken him, apparently, to their hearts. They had let him, apparently, into their minds. They had given him a tiger’s share not only in the battle but in the command. Swift, all of whose emotions were profound, responded with emotions which were simple: gratitude, fidelity, delight in effort, ardent comradeship. He was so exultant at being delivered from his prison that he did not notice that he had been brought out to be harnessed.
Oxford and Bolingbroke must have smiled at his generous tribute to their virtues. Others did. When Swift wrote to Peterborough, then in Vienna, that the ministers seemed “heartily to love one another” and that they loved him too, Peterborough, who had been sent on an embassy to get him out of the way of the intriguing pair, sceptically wondered how Swift had come “to frame a system—in the times we live in—to govern the world by love.” Oxford and Bolingbroke did not trouble themselves over the excess of Swift’s affection, any more than they minded his arrogance. They were men of the stormy world, determined to get places and keep them. They worked for profit. If Swift worked for love or hate, that was his business. He was not, perhaps, as indispensable as the backstairs Mrs. Masham, but he could hurt the Whigs. They gave him all the room they could spare and applauded his blows.
[Pg 111]
Loving too much, Swift hated too much, as in his attack on the Earl of Wharton. “He is,” Swift said, “without the sense of shame or glory as some men are without the sense of smelling; and therefore a good name to him is no more than a precious ointment would be to those....
“He seems to be but an ill dissembler and an ill liar, though they are the two talents he most practises and most values himself upon. The ends he has gained by lying appear to be more owing to the frequency than the art of them; his lies being sometimes detected in an hour, often in a day, and always in a week.... He swears solemnly he loves and will serve you, and your back is no sooner turned but he tells those about him you are a dog and a rascal. He goes constantly to prayers in the forms of his place, and will talk bawdy and blasphemy at the chapel door. He is a Presbyterian in politics and an atheist in religion, but he chooses at present to whore with a Papist. In his commerce with mankind his general rule is to endeavour imposing on their understandings, for which he has but one receipt, a composition of lies and oaths; and this he applies indifferently to a freeholder of forty shillings and a privy councillor, by which the honest are often either deceived or amused; and either way he gains his point.... With a good natural understanding, a great fluency in speaking, and no ill taste of wit, he is generally the worst companion in the world; his[Pg 112] thoughts being wholly taken up between vice and politics so that bawdy, profaneness, and business fill up his whole conversation.... As some vain young fellows, to make a gallantry appear of consequence, will choose to venture their necks by climbing up a wall or window at midnight to a common wench, where they might as freely have gone at the door and at noonday; so his Excellency, either to keep himself in practice or to advance the fame of his politics, affects the most obscure, troublesome, and winding paths, even in the commonest affairs, those which would as well be brought about in the ordinary forms or which would proceed of course whether he intervened or no.
“He bears the gallantries of his lady with the indifference of a stoic, and thinks them well recompensed by a return of children to support his family, without the fatigues of being a father.
“He has three predominant passions which you will seldom observe united in the same man, as arising from different dispositions of mind, and naturally thwarting each other; these are love of power, love of money, and love of pleasure. They ride him sometimes by turns and sometimes all together.... He was never known to refuse or keep a promise.... But here I desire to distinguish between a promise and a bargain; for he will be sure to keep the latter, when he has had the fairest offer.”
There was, Swift insisted, nothing personal in his[Pg 113] remarks. “Whoever were to describe the nature of a serpent, a wolf, a crocodile, or a fox must be understood to do it for the sake of others, without any personal love or hatred of the animals themselves.” Nor would Wharton take it personally. “When these papers are public ’tis odds but he will tell me, as he once did upon a like occasion, that ‘he is damnably mauled,’ and then with the easiest transition in the world ask about the weather or time of the day.” And in fact, when Swift encountered Wharton at White’s chocolate house after the character was published, “Lord Wharton saw me at the door, and I saw him but took no notice and was going away, but he came through the crowd, called after me, and asked me how I did.”
This was, as Swift said, “not a humour put on to serve a turn or keep a countenance, not arising from the consciousness of his innocence or any grandeur of mind, but the mere unaffected bent of his nature.” Yet few moralists could have carried themselves more justly under such abuse. Wharton needed no philosophy in the circumstances. Experience was enough to tell him that Swift, accusing him of so finished, so universal a villainy, had blamed him for what was remarkably near a virtue. The victim himself looked brilliant in this glare of wrath. Swift’s hate, in its white-hot excess, had grown creative and had shaped a monster which had an insolent animal beauty along with its human vices.
[Pg 114]
But not all of Swift’s victims had Wharton’s whistling unconcern. There was the Duchess of Somerset, the red-haired Mistress of the Robes after the Marlboroughs had gone from Court. She had disliked Swift before he joined the Tories. With Lady Giffard, Temple’s sister, she had resented the final volume of Temple’s memoirs in 1709. It contained reflections on certain of the Whig lords, and Swift had published it. The Duchess, friend to Whigs, decided that he was “a man of no principle, either of honour or religion.” Swift, knowing this, perversely circulated a lampoon in which he called her “Carrots” and brought up the old charge that she had connived in the assassination of her second husband. The Duchess, who though she had reached a third husband at fifteen had had no other for nearly thirty years, never forgave Swift. More than any of his enemies, more than the Archbishop of York, who inflexibly held the Tale of a Tub against him, she stood between him and the favour of the Queen. He might serve the ministers as only he could, but he could not become a bishop without the Queen’s approval. That, while the angry Duchess lived, he could not get. And the Duchess outlived the Queen.
More love than he needed, more hate than he needed: these were what hampered Swift in politics. He was impatient of craft, of what he called “refinements.” “Whatever may be thought or practised by[Pg 115] profound politicians, they will hardly be able to convince the reasonable part of mankind that the most plain, short, easy, safe, and lawful way to any good end is not more eligible than one directly contrary in some or all of these qualities. I have been frequently assured by great ministers that politics were nothing but common sense; which, as it was the only true thing they spoke, so it was the only thing they could have wished I should not believe.” Swift did believe it. His whole instinct was to frame clear policies and go the straight way to work with them. In this he resembled statesmen of the first rank. But he lacked, what statesmen of the first rank have, the touch of dispassion in his passion. He trusted his friends more than they deserved, because they were his friends. He worried and tore his enemies, even when nothing was to be gained by it, because they were his enemies. Zealous for order in the state, he could not keep order in himself. He had the excess and disproportion of genius.
Nor did his defects reduce him merely to the second rank of statesmen. They reduced him to the third. In the second were Oxford and Bolingbroke. They were neither clear in their policies nor straightforward in their methods, but they had the patience of guile, the persistence of selfishness, the pliability of talent. Moreover, they were men of rank and fortune, and they were in office. If at first they were afraid of Swift, and then came to treasure his virtues, they also found that[Pg 116] they could, by dividing his love and hate, rule him. After his hate had sent him out against their enemies, his love brought him back to their leash. Let him hold himself to be their conscience. They knew how to deal with consciences.
There is a record, written about October 1713, which painfully, almost shockingly, places Swift in his true relations with the Ministry. The scene is the Queen’s antechamber at Windsor.
“Dr. Swift was the principal man of talk and business and acted as master of requests. He was soliciting the Earl of Arran to speak to his brother the Duke of Ormond to get a chaplain’s place established in the garrison of Hull for Mr. Fiddes, a clergyman in that neighbourhood who had lately been in gaol and published sermons to pay fees. He was promising Mr. Thorold to undertake with my Lord Treasurer that according to his petition he should obtain a salary of two hundred pounds per annum, as minister of the English Church at Rotterdam. He stopped F. Gwynne, Esq., going in with the red bag to the Queen, and told him aloud he had something to say to him from my Lord Treasurer. He talked with the son of Dr. Davenant to be sent abroad, and took out his pocket-book and wrote down several things as memoranda to do for him. He turned to the fire and took out his gold watch, and telling him the time of day, complained it was very late. A gentleman said he was[Pg 117] too fast. ‘How can I help it,’ says the Doctor, ‘if the courtiers give me a watch that won’t go right?’ Then he instructed a young nobleman that the best poet in England was Mr. Pope (a Papist), who had begun a translation of Homer into English verse, for which, he said, he must have them all subscribe. ‘For,’ says he, ‘the author shall not begin to print till I have a thousand guineas for him.’ Lord Treasurer, after leaving the Queen, came through the room, beckoning Dr. Swift to follow him. Both went off just before prayers.”
Painful and shocking to see a genius so happy in his business, when it was such small business to be happy in. This was not the carriage of a man who, for all his sporadic arrogance, would force great rewards from his patrons.
Throughout 1711 and most of 1712 Swift worked too hard and too exultantly to have much time for hopes. He wrote often to Stella of his return to Ireland. Ormond might give him an addition to Laracor. He might get a Dublin parish. When Peterborough talked of bishops and deans Swift said his highest ambition was “to live in England, and with a competency to support me with honour.” It was nearly enough to be able to advance his friends. The ministers declared that Swift never came to them without a Whig in his sleeve.
But by the third winter of his power he had begun to[Pg 118] starve on his diet of promises. The rumour that he had been made dean of Wells, when he had not, fretted him. The deaneries of Ely and Lichfield were vacant to no advantage of his. The Ministry must, he grumbled through the winter, do something for him or he would go back to Laracor. In January 1713 he wrote to Oxford: “I most humbly beg leave to inform your Lordship that the dean of Wells died this morning at one o’clock. I entirely submit my poor fortunes to your Lordship.” And Bolingbroke wrote to Swift with a rhythmic unction: “Though I have not seen you I did not fail to write to Lord Treasurer. Non tua res agitur, dear Jonathan. It is the Treasurer’s cause; it is my cause; it is every man’s cause who is embarked in our bottom. Depend upon it that I never will neglect any opportunity of showing that true esteem, that sincere affection and honest friendship for you which fill the breast of your faithful servant.”
It was a ministerial vow. That same month the bishopric of Hereford was filled, but not by Swift. In April, when the treaty of Utrecht had at last been signed and Swift considered his work done, there were vacant preferments on every tree: in England the deaneries of Wells, Ely, and Lichfield and the canonry of Windsor; in Ireland the bishoprics of Raphoe and Dromore. Not one of them fell to Swift. Oxford shuffled. Bolingbroke had Swift to dinner. The Archbishop of York shook his head. The Duchess[Pg 119] of Somerset hissed. The Queen held out. She would not have Swift a dean or canon in England, or a bishop anywhere. Help came from the Duke of Ormond. If the present dean of St. Patrick’s in Dublin might be made Bishop of Dromore, Swift could have that deanery. The Queen consented.
Oxford suddenly became eager to keep Swift in England. Let him be prebendary of Windsor. “Thus,” wrote Swift, “he perplexes things. I expect neither. But I confess, as much as I love England, I am so angry at this treatment that if I had my choice I would rather have St. Patrick’s.” Did he remember that his old friend Robert Hunter, now governor of New York, had lately written that he wished Swift could come to be bishop there? No matter. The appointment was patched up, and Swift became, as he was to be for the rest of his life, the Dean of St. Patrick’s.
“All that the Court or Ministry did for me was to let me choose my station in the country where I am banished.” He was not even allowed to become Historiographer, to chronicle the reign which he no longer influenced.
This was the career and this the climax of Swift’s life among the great. After a summer in Ireland he was, it is true, called back to London for the fourth and last winter of the Ministry, but his own future was settled, and his time was chiefly taken up with keeping the peace between Oxford and Bolingbroke. They were, it seemed to Swift, “a ship’s crew quarrelling in[Pg 120] a storm, or while their enemies are within gunshot.” The fellowship of love had ceased to exist even for Swift’s loyal eyes.
The victors were wrangling over the spoils. What about their futures? The Queen would not live for ever. The Elector of Hanover, upon whom the Succession had been fixed, was certain to be favourable to the Whigs. Both Oxford and Bolingbroke, both secretly, were dealing with the Pretender, willing to ruin the Succession if they could bring in a prince favourable to Tories. Meanwhile the mutinous Bolingbroke had determined to be first minister himself. Out-intriguing Oxford, he won Oxford’s cousin, now Lady Masham, to another allegiance. London and Windsor buzzed and rumbled. All winter and all spring Swift struggled to divert or pacify the wranglers. Their war went on. Swift, despairing, took to a dull, angry retreat in Berkshire. In July 1714 Oxford was forced to break the white staff of his office. Bolingbroke, however, did not supplant him. In five days the Queen died. The Whiggish Elector was to become George I. Marlborough, returning from the Continent, entered London with two hundred men on horseback, drums, and fifty coaches.
Swift, in a letter to Oxford, said farewell to such power as he had had. “In your public capacity,” he told him, “you have often angered me to the heart, but as a private man, never once.... I will never[Pg 121] write to you, if I can help it, otherwise than as to a private person, nor allow myself to have been obliged by you in any other capacity. The memory of one great instance of your candour and justice I will carry to my grave: that having been in a manner domestic with you for almost four years, it was never in the power of any public or concealed enemy to make you think ill of me, though malice and envy were often employed to that end. If I live, posterity shall know that and more, which ... is all the return I can make you. Will you give me leave to say how I would desire to stand in your memory: as one who was truly sensible of the honour you did him, though he was too proud to be vain upon it; as one who was neither assuming, officious, nor teasing, who never wilfully misrepresented persons or facts to you, nor consulted his passions when he gave a character; and lastly, as one whose indiscretions proceeded altogether from a weak head, and not an ill heart? I will add one thing more, which is the highest compliment I can make: that I was never afraid of offending you, nor am I now in any pain for the manner I write to you in. I have said enough; and, like one at your levee, having made my bow, I shrink back into the crowd.”
3
Hardly had Swift reached London in 1710 when he sat four hours one morning to the fashionable Charles[Pg 122] Jervas, who, having begun a portrait on Swift’s previous visit to England, now gave the picture “quite another turn.” Perhaps he put the gleam of higher prospects into those eyes which in their extreme moods ranged from fire to stone. Full-lidded, bold even under the dark and heavy brows, humorously but not secretively averted, they seemed in the portrait to glance at something and to stare at everything. Swift’s periwig did not conceal his proud, arched forehead. His clerical bands plumped out his well-nourished, worldly chin, double and dimpled. His nose was both inquiring and commanding, ready to be contemptuous at the first excuse. But about his mouth there were the signs of another nature, sensitive, nervous, never calm. The corners would twitch easily, the lips tremble: the lower disciplined to a counterfeit of straightness, but the upper, short and friendly, indisciplinably sweet.
This was the face of a man whom nothing on earth could over-awe, yet who would assert himself too much out of mere touchiness. He would frighten others yet would hold them, fascinated, dangerously near him. He would give and receive much love and little happiness. This was the face that was to be among the best known in London for four years, this stout body somewhat taller than most men’s, this mind more restless than any man’s.
首先，在对始祖的追溯上，姓由于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历史悠远，世系模糊，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地追溯，每个姓只能出自想象的祖先——往往是半人半神的人物；而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晚近，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
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顾炎武《日知录·原姓》篇所云“考之于《传》（指《左传》——笔者按），二百五十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即是据此而发的议论。现今的一些姓氏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其实都是不符合先秦实际的错误称谓。周公在先秦典籍中多被提及，均无称“姬旦”者，其被称为“姬旦”，是晚至《晋书·王浑传》才有的事。大概到了晋代，人们对先秦姓氏应用规则已不甚了了，遂以后世制度相比附，此后更是以讹传讹了。
先秦时代的人既有姓又有氏。比如周公，姓“姬”，氏“周”；再如孔子，姓“子”，氏“孔”。女子亦然，著名的苏妲己，姓“己”，氏“苏”；周幽王为博其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的褒姒，姓“姒”，氏“褒”。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上古的姓氏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姓与氏合流，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此后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
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无论男女，其个人称谓都以“姓＋名”的形式出现，人们所熟知的秦王“嬴政”，刺杀嬴政的“荆轲”，为荆轲击筑送行的“高渐离”，就都是“姓＋名”的称谓形式。
再次，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同血缘，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姓子，属殷商遗族（孔子便出自这一支）；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几者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
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到今日，其间具体的姓氏有增有减，有生有灭，比如曾见于孔子门徒中的“漆彫”、“壤驷”等姓氏后世都已绝迹，而“呼延”“尉迟”等姓又在某些时代加入了姓氏大军。姓氏为一个文化整体，始终活跃于政治生活、民族关系、心理民俗等方方面面。
比如，中国历朝都有帝王赐自己的姓氏给功臣宠臣的情况，吴人俞韶为孙策所喜，赐姓为孙；西魏王杰因战功卓著，赐姓宇文氏；唐代罗艺因归顺李渊，赐姓李氏。赐姓其实是帝王用建立拟血缘关系、结成假定意义上的“同姓”的办法，对臣子进行褒奖的一种方式（对叛臣逆臣则以剥夺赐姓进行惩戒），以激励臣子效忠。姓氏在这里与金银玉帛等有形物质本质上相同，成了政治手段的一部分。
再如，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少数民族姓氏汉化和汉姓少数民族化的现象，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姓氏汉化，以北魏孝文帝改革最为著名，当时曾一次就将一百四十四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拓跋氏改姓元、独孤氏改姓刘等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其实汉姓少数民族化也不罕见，北周时期蔡、张、周等汉姓改为大利稽氏、叱罗氏、车非氏，宇文泰赐李弼姓徒河氏，赐赵贵姓乙弗氏，赐杨尚希姓普六茹氏，都是汉姓少数民族化的例证。少数民族姓氏汉化与汉姓少数民族化丰富了中国的姓氏，而姓氏在这里也成了民族融合的证据。
同时，虽然无论在功能还是用法上，我们今天的赵、钱、孙、李诸姓都与战国中期的姓氏基本一致，作为一项制度来说它两千多年没有发生大的调整，但是作为社会结构中血缘关系的镜像，姓氏的社会意义却始终在缘时变动。
比如，先秦时代因为存在大规模的血缘组织，因而产生了姓、氏两级制；然自东汉以后，尽管不少朝代重又出现了累世同居的大家族，但两级制的姓氏结构并没有重新出现。个中原因，一方面与专制国家为征发兵役、赋税而不断加强的对属民的名籍控制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郡县制确立之后，基层社会虽仍存在浓厚的血缘色彩，但全国属民的管理终究主要是通过郡县乡里的地域组织发挥作用，地域组织战胜了血缘组织，姓氏结构发生变动的基础也就消失了。
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姓氏曾经是认定一个人社会等级的最重要因素，但自宋代以后，姓氏却只作为一种血缘标志符号而存在；迄于今日，姓氏作为血缘标志符号的意义也在淡化，在作用上正与名趋同。这是因为个人对血缘组织的依赖日益减弱。魏晋实行按门第取士的九品官人法，姓氏是标识门第出身的第一要素，自然备受重视；宋代以后，科举制经过充分发展已成为选拔人才的基本途径，个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前途主要取决于科考而不再取决于门第，姓氏的重要性亦大为下降。时至今日，乡土社会崩解殆尽，人口流动、离家谋生已成为社会常态，无论是人们对血缘组织的依赖还是血缘组织能提供给人们的依赖都接近于无，姓氏的血缘色彩自然也愈来愈淡化，正变为纯个人的符号。
综上，姓氏绝不仅仅是一种名号，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相当宏富，从姓氏入手，能让我们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察更清晰、更深入。
姓与氏作为不同级别血缘组织的名号，两者在先秦时代的区分很明显，古人有所谓“三代之上，姓氏有别”之说，就是由此得出的结论。
首先，在对始祖的追溯上，姓由于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历史悠远，世系模糊，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地追溯，每个姓只能出自想象的祖先——往往是半人半神的人物；而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晚近，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
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顾炎武《日知录·原姓》篇所云“考之于《传》（指《左传》——笔者按），二百五十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即是据此而发的议论。现今的一些姓氏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其实都是不符合先秦实际的错误称谓。周公在先秦典籍中多被提及，均无称“姬旦”者，其被称为“姬旦”，是晚至《晋书·王浑传》才有的事。大概到了晋代，人们对先秦姓氏应用规则已不甚了了，遂以后世制度相比附，此后更是以讹传讹了。
先秦时代的人既有姓又有氏。比如周公，姓“姬”，氏“周”；再如孔子，姓“子”，氏“孔”。女子亦然，著名的苏妲己，姓“己”，氏“苏”；周幽王为博其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的褒姒，姓“姒”，氏“褒”。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上古的姓氏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姓与氏合流，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此后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
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无论男女，其个人称谓都以“姓＋名”的形式出现，人们所熟知的秦王“嬴政”，刺杀嬴政的“荆轲”，为荆轲击筑送行的“高渐离”，就都是“姓＋名”的称谓形式。
再次，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同血缘，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姓子，属殷商遗族（孔子便出自这一支）；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几者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
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到今日，其间具体的姓氏有增有减，有生有灭，比如曾见于孔子门徒中的“漆彫”、“壤驷”等姓氏后世都已绝迹，而“呼延”“尉迟”等姓又在某些时代加入了姓氏大军。姓氏为一个文化整体，始终活跃于政治生活、民族关系、心理民俗等方方面面。
比如，中国历朝都有帝王赐自己的姓氏给功臣宠臣的情况，吴人俞韶为孙策所喜，赐姓为孙；西魏王杰因战功卓著，赐姓宇文氏；唐代罗艺因归顺李渊，赐姓李氏。赐姓其实是帝王用建立拟血缘关系、结成假定意义上的“同姓”的办法，对臣子进行褒奖的一种方式（对叛臣逆臣则以剥夺赐姓进行惩戒），以激励臣子效忠。姓氏在这里与金银玉帛等有形物质本质上相同，成了政治手段的一部分。
再如，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少数民族姓氏汉化和汉姓少数民族化的现象，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姓氏汉化，以北魏孝文帝改革最为著名，当时曾一次就将一百四十四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拓跋氏改姓元、独孤氏改姓刘等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其实汉姓少数民族化也不罕见，北周时期蔡、张、周等汉姓改为大利稽氏、叱罗氏、车非氏，宇文泰赐李弼姓徒河氏，赐赵贵姓乙弗氏，赐杨尚希姓普六茹氏，都是汉姓少数民族化的例证。少数民族姓氏汉化与汉姓少数民族化丰富了中国的姓氏，而姓氏在这里也成了民族融合的证据。
同时，虽然无论在功能还是用法上，我们今天的赵、钱、孙、李诸姓都与战国中期的姓氏基本一致，作为一项制度来说它两千多年没有发生大的调整，但是作为社会结构中血缘关系的镜像，姓氏的社会意义却始终在缘时变动。
比如，先秦时代因为存在大规模的血缘组织，因而产生了姓、氏两级制；然自东汉以后，尽管不少朝代重又出现了累世同居的大家族，但两级制的姓氏结构并没有重新出现。个中原因，一方面与专制国家为征发兵役、赋税而不断加强的对属民的名籍控制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郡县制确立之后，基层社会虽仍存在浓厚的血缘色彩，但全国属民的管理终究主要是通过郡县乡里的地域组织发挥作用，地域组织战胜了血缘组织，姓氏结构发生变动的基础也就消失了。
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姓氏曾经是认定一个人社会等级的最重要因素，但自宋代以后，姓氏却只作为一种血缘标志符号而存在；迄于今日，姓氏作为血缘标志符号的意义也在淡化，在作用上正与名趋同。这是因为个人对血缘组织的依赖日益减弱。魏晋实行按门第取士的九品官人法，姓氏是标识门第出身的第一要素，自然备受重视；宋代以后，科举制经过充分发展已成为选拔人才的基本途径，个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前途主要取决于科考而不再取决于门第，姓氏的重要性亦大为下降。时至今日，乡土社会崩解殆尽，人口流动、离家谋生已成为社会常态，无论是人们对血缘组织的依赖还是血缘组织能提供给人们的依赖都接近于无，姓氏的血缘色彩自然也愈来愈淡化，正变为纯个人的符号。
综上，姓氏绝不仅仅是一种名号，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相当宏富，从姓氏入手，能让我们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察更清晰、更深入。
姓与氏作为不同级别血缘组织的名号，两者在先秦时代的区分很明显，古人有所谓“三代之上，姓氏有别”之说，就是由此得出的结论。
首先，在对始祖的追溯上，姓由于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历史悠远，世系模糊，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地追溯，每个姓只能出自想象的祖先——往往是半人半神的人物；而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晚近，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
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顾炎武《日知录·原姓》篇所云“考之于《传》（指《左传》——笔者按），二百五十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即是据此而发的议论。现今的一些姓氏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其实都是不符合先秦实际的错误称谓。周公在先秦典籍中多被提及，均无称“姬旦”者，其被称为“姬旦”，是晚至《晋书·王浑传》才有的事。大概到了晋代，人们对先秦姓氏应用规则已不甚了了，遂以后世制度相比附，此后更是以讹传讹了。
先秦时代的人既有姓又有氏。比如周公，姓“姬”，氏“周”；再如孔子，姓“子”，氏“孔”。女子亦然，著名的苏妲己，姓“己”，氏“苏”；周幽王为博其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的褒姒，姓“姒”，氏“褒”。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上古的姓氏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姓与氏合流，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此后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
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无论男女，其个人称谓都以“姓＋名”的形式出现，人们所熟知的秦王“嬴政”，刺杀嬴政的“荆轲”，为荆轲击筑送行的“高渐离”，就都是“姓＋名”的称谓形式。
再次，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同血缘，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姓子，属殷商遗族（孔子便出自这一支）；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几者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
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到今日，其间具体的姓氏有增有减，有生有灭，比如曾见于孔子门徒中的“漆彫”、“壤驷”等姓氏后世都已绝迹，而“呼延”“尉迟”等姓又在某些时代加入了姓氏大军。姓氏为一个文化整体，始终活跃于政治生活、民族关系、心理民俗等方方面面。
比如，中国历朝都有帝王赐自己的姓氏给功臣宠臣的情况，吴人俞韶为孙策所喜，赐姓为孙；西魏王杰因战功卓著，赐姓宇文氏；唐代罗艺因归顺李渊，赐姓李氏。赐姓其实是帝王用建立拟血缘关系、结成假定意义上的“同姓”的办法，对臣子进行褒奖的一种方式（对叛臣逆臣则以剥夺赐姓进行惩戒），以激励臣子效忠。姓氏在这里与金银玉帛等有形物质本质上相同，成了政治手段的一部分。
再如，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少数民族姓氏汉化和汉姓少数民族化的现象，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姓氏汉化，以北魏孝文帝改革最为著名，当时曾一次就将一百四十四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拓跋氏改姓元、独孤氏改姓刘等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其实汉姓少数民族化也不罕见，北周时期蔡、张、周等汉姓改为大利稽氏、叱罗氏、车非氏，宇文泰赐李弼姓徒河氏，赐赵贵姓乙弗氏，赐杨尚希姓普六茹氏，都是汉姓少数民族化的例证。少数民族姓氏汉化与汉姓少数民族化丰富了中国的姓氏，而姓氏在这里也成了民族融合的证据。
同时，虽然无论在功能还是用法上，我们今天的赵、钱、孙、李诸姓都与战国中期的姓氏基本一致，作为一项制度来说它两千多年没有发生大的调整，但是作为社会结构中血缘关系的镜像，姓氏的社会意义却始终在缘时变动。
比如，先秦时代因为存在大规模的血缘组织，因而产生了姓、氏两级制；然自东汉以后，尽管不少朝代重又出现了累世同居的大家族，但两级制的姓氏结构并没有重新出现。个中原因，一方面与专制国家为征发兵役、赋税而不断加强的对属民的名籍控制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郡县制确立之后，基层社会虽仍存在浓厚的血缘色彩，但全国属民的管理终究主要是通过郡县乡里的地域组织发挥作用，地域组织战胜了血缘组织，姓氏结构发生变动的基础也就消失了。
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姓氏曾经是认定一个人社会等级的最重要因素，但自宋代以后，姓氏却只作为一种血缘标志符号而存在；迄于今日，姓氏作为血缘标志符号的意义也在淡化，在作用上正与名趋同。这是因为个人对血缘组织的依赖日益减弱。魏晋实行按门第取士的九品官人法，姓氏是标识门第出身的第一要素，自然备受重视；宋代以后，科举制经过充分发展已成为选拔人才的基本途径，个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前途主要取决于科考而不再取决于门第，姓氏的重要性亦大为下降。时至今日，乡土社会崩解殆尽，人口流动、离家谋生已成为社会常态，无论是人们对血缘组织的依赖还是血缘组织能提供给人们的依赖都接近于无，姓氏的血缘色彩自然也愈来愈淡化，正变为纯个人的符号。
综上，姓氏绝不仅仅是一种名号，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相当宏富，从姓氏入手，能让我们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察更清晰、更深入。
姓与氏作为不同级别血缘组织的名号，两者在先秦时代的区分很明显，古人有所谓“三代之上，姓氏有别”之说，就是由此得出的结论。
首先，在对始祖的追溯上，姓由于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历史悠远，世系模糊，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地追溯，每个姓只能出自想象的祖先——往往是半人半神的人物；而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晚近，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
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顾炎武《日知录·原姓》篇所云“考之于《传》（指《左传》——笔者按），二百五十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即是据此而发的议论。现今的一些姓氏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其实都是不符合先秦实际的错误称谓。周公在先秦典籍中多被提及，均无称“姬旦”者，其被称为“姬旦”，是晚至《晋书·王浑传》才有的事。大概到了晋代，人们对先秦姓氏应用规则已不甚了了，遂以后世制度相比附，此后更是以讹传讹了。
先秦时代的人既有姓又有氏。比如周公，姓“姬”，氏“周”；再如孔子，姓“子”，氏“孔”。女子亦然，著名的苏妲己，姓“己”，氏“苏”；周幽王为博其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的褒姒，姓“姒”，氏“褒”。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上古的姓氏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姓与氏合流，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此后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
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无论男女，其个人称谓都以“姓＋名”的形式出现，人们所熟知的秦王“嬴政”，刺杀嬴政的“荆轲”，为荆轲击筑送行的“高渐离”，就都是“姓＋名”的称谓形式。
再次，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同血缘，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姓子，属殷商遗族（孔子便出自这一支）；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几者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
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到今日，其间具体的姓氏有增有减，有生有灭，比如曾见于孔子门徒中的“漆彫”、“壤驷”等姓氏后世都已绝迹，而“呼延”“尉迟”等姓又在某些时代加入了姓氏大军。姓氏为一个文化整体，始终活跃于政治生活、民族关系、心理民俗等方方面面。
比如，中国历朝都有帝王赐自己的姓氏给功臣宠臣的情况，吴人俞韶为孙策所喜，赐姓为孙；西魏王杰因战功卓著，赐姓宇文氏；唐代罗艺因归顺李渊，赐姓李氏。赐姓其实是帝王用建立拟血缘关系、结成假定意义上的“同姓”的办法，对臣子进行褒奖的一种方式（对叛臣逆臣则以剥夺赐姓进行惩戒），以激励臣子效忠。姓氏在这里与金银玉帛等有形物质本质上相同，成了政治手段的一部分。
再如，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少数民族姓氏汉化和汉姓少数民族化的现象，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姓氏汉化，以北魏孝文帝改革最为著名，当时曾一次就将一百四十四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拓跋氏改姓元、独孤氏改姓刘等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其实汉姓少数民族化也不罕见，北周时期蔡、张、周等汉姓改为大利稽氏、叱罗氏、车非氏，宇文泰赐李弼姓徒河氏，赐赵贵姓乙弗氏，赐杨尚希姓普六茹氏，都是汉姓少数民族化的例证。少数民族姓氏汉化与汉姓少数民族化丰富了中国的姓氏，而姓氏在这里也成了民族融合的证据。
同时，虽然无论在功能还是用法上，我们今天的赵、钱、孙、李诸姓都与战国中期的姓氏基本一致，作为一项制度来说它两千多年没有发生大的调整，但是作为社会结构中血缘关系的镜像，姓氏的社会意义却始终在缘时变动。
比如，先秦时代因为存在大规模的血缘组织，因而产生了姓、氏两级制；然自东汉以后，尽管不少朝代重又出现了累世同居的大家族，但两级制的姓氏结构并没有重新出现。个中原因，一方面与专制国家为征发兵役、赋税而不断加强的对属民的名籍控制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郡县制确立之后，基层社会虽仍存在浓厚的血缘色彩，但全国属民的管理终究主要是通过郡县乡里的地域组织发挥作用，地域组织战胜了血缘组织，姓氏结构发生变动的基础也就消失了。
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姓氏曾经是认定一个人社会等级的最重要因素，但自宋代以后，姓氏却只作为一种血缘标志符号而存在；迄于今日，姓氏作为血缘标志符号的意义也在淡化，在作用上正与名趋同。这是因为个人对血缘组织的依赖日益减弱。魏晋实行按门第取士的九品官人法，姓氏是标识门第出身的第一要素，自然备受重视；宋代以后，科举制经过充分发展已成为选拔人才的基本途径，个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前途主要取决于科考而不再取决于门第，姓氏的重要性亦大为下降。时至今日，乡土社会崩解殆尽，人口流动、离家谋生已成为社会常态，无论是人们对血缘组织的依赖还是血缘组织能提供给人们的依赖都接近于无，姓氏的血缘色彩自然也愈来愈淡化，正变为纯个人的符号。
综上，姓氏绝不仅仅是一种名号，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相当宏富，从姓氏入手，能让我们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察更清晰、更深入。
姓与氏作为不同级别血缘组织的名号，两者在先秦时代的区分很明显，古人有所谓“三代之上，姓氏有别”之说，就是由此得出的结论。
首先，在对始祖的追溯上，姓由于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历史悠远，世系模糊，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地追溯，每个姓只能出自想象的祖先——往往是半人半神的人物；而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晚近，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
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顾炎武《日知录·原姓》篇所云“考之于《传》（指《左传》——笔者按），二百五十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即是据此而发的议论。现今的一些姓氏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其实都是不符合先秦实际的错误称谓。周公在先秦典籍中多被提及，均无称“姬旦”者，其被称为“姬旦”，是晚至《晋书·王浑传》才有的事。大概到了晋代，人们对先秦姓氏应用规则已不甚了了，遂以后世制度相比附，此后更是以讹传讹了。
先秦时代的人既有姓又有氏。比如周公，姓“姬”，氏“周”；再如孔子，姓“子”，氏“孔”。女子亦然，著名的苏妲己，姓“己”，氏“苏”；周幽王为博其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的褒姒，姓“姒”，氏“褒”。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上古的姓氏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姓与氏合流，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此后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
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无论男女，其个人称谓都以“姓＋名”的形式出现，人们所熟知的秦王“嬴政”，刺杀嬴政的“荆轲”，为荆轲击筑送行的“高渐离”，就都是“姓＋名”的称谓形式。
再次，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同血缘，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姓子，属殷商遗族（孔子便出自这一支）；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几者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
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到今日，其间具体的姓氏有增有减，有生有灭，比如曾见于孔子门徒中的“漆彫”、“壤驷”等姓氏后世都已绝迹，而“呼延”“尉迟”等姓又在某些时代加入了姓氏大军。姓氏为一个文化整体，始终活跃于政治生活、民族关系、心理民俗等方方面面。
比如，中国历朝都有帝王赐自己的姓氏给功臣宠臣的情况，吴人俞韶为孙策所喜，赐姓为孙；西魏王杰因战功卓著，赐姓宇文氏；唐代罗艺因归顺李渊，赐姓李氏。赐姓其实是帝王用建立拟血缘关系、结成假定意义上的“同姓”的办法，对臣子进行褒奖的一种方式（对叛臣逆臣则以剥夺赐姓进行惩戒），以激励臣子效忠。姓氏在这里与金银玉帛等有形物质本质上相同，成了政治手段的一部分。
再如，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少数民族姓氏汉化和汉姓少数民族化的现象，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姓氏汉化，以北魏孝文帝改革最为著名，当时曾一次就将一百四十四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拓跋氏改姓元、独孤氏改姓刘等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其实汉姓少数民族化也不罕见，北周时期蔡、张、周等汉姓改为大利稽氏、叱罗氏、车非氏，宇文泰赐李弼姓徒河氏，赐赵贵姓乙弗氏，赐杨尚希姓普六茹氏，都是汉姓少数民族化的例证。少数民族姓氏汉化与汉姓少数民族化丰富了中国的姓氏，而姓氏在这里也成了民族融合的证据。
同时，虽然无论在功能还是用法上，我们今天的赵、钱、孙、李诸姓都与战国中期的姓氏基本一致，作为一项制度来说它两千多年没有发生大的调整，但是作为社会结构中血缘关系的镜像，姓氏的社会意义却始终在缘时变动。
比如，先秦时代因为存在大规模的血缘组织，因而产生了姓、氏两级制；然自东汉以后，尽管不少朝代重又出现了累世同居的大家族，但两级制的姓氏结构并没有重新出现。个中原因，一方面与专制国家为征发兵役、赋税而不断加强的对属民的名籍控制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郡县制确立之后，基层社会虽仍存在浓厚的血缘色彩，但全国属民的管理终究主要是通过郡县乡里的地域组织发挥作用，地域组织战胜了血缘组织，姓氏结构发生变动的基础也就消失了。
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姓氏曾经是认定一个人社会等级的最重要因素，但自宋代以后，姓氏却只作为一种血缘标志符号而存在；迄于今日，姓氏作为血缘标志符号的意义也在淡化，在作用上正与名趋同。这是因为个人对血缘组织的依赖日益减弱。魏晋实行按门第取士的九品官人法，姓氏是标识门第出身的第一要素，自然备受重视；宋代以后，科举制经过充分发展已成为选拔人才的基本途径，个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前途主要取决于科考而不再取决于门第，姓氏的重要性亦大为下降。时至今日，乡土社会崩解殆尽，人口流动、离家谋生已成为社会常态，无论是人们对血缘组织的依赖还是血缘组织能提供给人们的依赖都接近于无，姓氏的血缘色彩自然也愈来愈淡化，正变为纯个人的符号。
综上，姓氏绝不仅仅是一种名号，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相当宏富，从姓氏入手，能让我们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察更清晰、更深入。
姓与氏作为不同级别血缘组织的名号，两者在先秦时代的区分很明显，古人有所谓“三代之上，姓氏有别”之说，就是由此得出的结论。
首先，在对始祖的追溯上，姓由于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历史悠远，世系模糊，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地追溯，每个姓只能出自想象的祖先——往往是半人半神的人物；而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晚近，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
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顾炎武《日知录·原姓》篇所云“考之于《传》（指《左传》——笔者按），二百五十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即是据此而发的议论。现今的一些姓氏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其实都是不符合先秦实际的错误称谓。周公在先秦典籍中多被提及，均无称“姬旦”者，其被称为“姬旦”，是晚至《晋书·王浑传》才有的事。大概到了晋代，人们对先秦姓氏应用规则已不甚了了，遂以后世制度相比附，此后更是以讹传讹了。
先秦时代的人既有姓又有氏。比如周公，姓“姬”，氏“周”；再如孔子，姓“子”，氏“孔”。女子亦然，著名的苏妲己，姓“己”，氏“苏”；周幽王为博其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的褒姒，姓“姒”，氏“褒”。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上古的姓氏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姓与氏合流，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此后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
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无论男女，其个人称谓都以“姓＋名”的形式出现，人们所熟知的秦王“嬴政”，刺杀嬴政的“荆轲”，为荆轲击筑送行的“高渐离”，就都是“姓＋名”的称谓形式。
再次，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同血缘，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姓子，属殷商遗族（孔子便出自这一支）；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几者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
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到今日，其间具体的姓氏有增有减，有生有灭，比如曾见于孔子门徒中的“漆彫”、“壤驷”等姓氏后世都已绝迹，而“呼延”“尉迟”等姓又在某些时代加入了姓氏大军。姓氏为一个文化整体，始终活跃于政治生活、民族关系、心理民俗等方方面面。
比如，中国历朝都有帝王赐自己的姓氏给功臣宠臣的情况，吴人俞韶为孙策所喜，赐姓为孙；西魏王杰因战功卓著，赐姓宇文氏；唐代罗艺因归顺李渊，赐姓李氏。赐姓其实是帝王用建立拟血缘关系、结成假定意义上的“同姓”的办法，对臣子进行褒奖的一种方式（对叛臣逆臣则以剥夺赐姓进行惩戒），以激励臣子效忠。姓氏在这里与金银玉帛等有形物质本质上相同，成了政治手段的一部分。
再如，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少数民族姓氏汉化和汉姓少数民族化的现象，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姓氏汉化，以北魏孝文帝改革最为著名，当时曾一次就将一百四十四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拓跋氏改姓元、独孤氏改姓刘等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其实汉姓少数民族化也不罕见，北周时期蔡、张、周等汉姓改为大利稽氏、叱罗氏、车非氏，宇文泰赐李弼姓徒河氏，赐赵贵姓乙弗氏，赐杨尚希姓普六茹氏，都是汉姓少数民族化的例证。少数民族姓氏汉化与汉姓少数民族化丰富了中国的姓氏，而姓氏在这里也成了民族融合的证据。
同时，虽然无论在功能还是用法上，我们今天的赵、钱、孙、李诸姓都与战国中期的姓氏基本一致，作为一项制度来说它两千多年没有发生大的调整，但是作为社会结构中血缘关系的镜像，姓氏的社会意义却始终在缘时变动。
比如，先秦时代因为存在大规模的血缘组织，因而产生了姓、氏两级制；然自东汉以后，尽管不少朝代重又出现了累世同居的大家族，但两级制的姓氏结构并没有重新出现。个中原因，一方面与专制国家为征发兵役、赋税而不断加强的对属民的名籍控制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郡县制确立之后，基层社会虽仍存在浓厚的血缘色彩，但全国属民的管理终究主要是通过郡县乡里的地域组织发挥作用，地域组织战胜了血缘组织，姓氏结构发生变动的基础也就消失了。
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姓氏曾经是认定一个人社会等级的最重要因素，但自宋代以后，姓氏却只作为一种血缘标志符号而存在；迄于今日，姓氏作为血缘标志符号的意义也在淡化，在作用上正与名趋同。这是因为个人对血缘组织的依赖日益减弱。魏晋实行按门第取士的九品官人法，姓氏是标识门第出身的第一要素，自然备受重视；宋代以后，科举制经过充分发展已成为选拔人才的基本途径，个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前途主要取决于科考而不再取决于门第，姓氏的重要性亦大为下降。时至今日，乡土社会崩解殆尽，人口流动、离家谋生已成为社会常态，无论是人们对血缘组织的依赖还是血缘组织能提供给人们的依赖都接近于无，姓氏的血缘色彩自然也愈来愈淡化，正变为纯个人的符号。
综上，姓氏绝不仅仅是一种名号，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相当宏富，从姓氏入手，能让我们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察更清晰、更深入。
姓与氏作为不同级别血缘组织的名号，两者在先秦时代的区分很明显，古人有所谓“三代之上，姓氏有别”之说，就是由此得出的结论。
首先，在对始祖的追溯上，姓由于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历史悠远，世系模糊，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地追溯，每个姓只能出自想象的祖先——往往是半人半神的人物；而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晚近，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
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顾炎武《日知录·原姓》篇所云“考之于《传》（指《左传》——笔者按），二百五十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即是据此而发的议论。现今的一些姓氏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其实都是不符合先秦实际的错误称谓。周公在先秦典籍中多被提及，均无称“姬旦”者，其被称为“姬旦”，是晚至《晋书·王浑传》才有的事。大概到了晋代，人们对先秦姓氏应用规则已不甚了了，遂以后世制度相比附，此后更是以讹传讹了。
先秦时代的人既有姓又有氏。比如周公，姓“姬”，氏“周”；再如孔子，姓“子”，氏“孔”。女子亦然，著名的苏妲己，姓“己”，氏“苏”；周幽王为博其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的褒姒，姓“姒”，氏“褒”。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上古的姓氏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姓与氏合流，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此后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
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无论男女，其个人称谓都以“姓＋名”的形式出现，人们所熟知的秦王“嬴政”，刺杀嬴政的“荆轲”，为荆轲击筑送行的“高渐离”，就都是“姓＋名”的称谓形式。
再次，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同血缘，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姓子，属殷商遗族（孔子便出自这一支）；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几者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
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到今日，其间具体的姓氏有增有减，有生有灭，比如曾见于孔子门徒中的“漆彫”、“壤驷”等姓氏后世都已绝迹，而“呼延”“尉迟”等姓又在某些时代加入了姓氏大军。姓氏为一个文化整体，始终活跃于政治生活、民族关系、心理民俗等方方面面。
比如，中国历朝都有帝王赐自己的姓氏给功臣宠臣的情况，吴人俞韶为孙策所喜，赐姓为孙；西魏王杰因战功卓著，赐姓宇文氏；唐代罗艺因归顺李渊，赐姓李氏。赐姓其实是帝王用建立拟血缘关系、结成假定意义上的“同姓”的办法，对臣子进行褒奖的一种方式（对叛臣逆臣则以剥夺赐姓进行惩戒），以激励臣子效忠。姓氏在这里与金银玉帛等有形物质本质上相同，成了政治手段的一部分。
再如，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少数民族姓氏汉化和汉姓少数民族化的现象，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姓氏汉化，以北魏孝文帝改革最为著名，当时曾一次就将一百四十四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拓跋氏改姓元、独孤氏改姓刘等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其实汉姓少数民族化也不罕见，北周时期蔡、张、周等汉姓改为大利稽氏、叱罗氏、车非氏，宇文泰赐李弼姓徒河氏，赐赵贵姓乙弗氏，赐杨尚希姓普六茹氏，都是汉姓少数民族化的例证。少数民族姓氏汉化与汉姓少数民族化丰富了中国的姓氏，而姓氏在这里也成了民族融合的证据。
同时，虽然无论在功能还是用法上，我们今天的赵、钱、孙、李诸姓都与战国中期的姓氏基本一致，作为一项制度来说它两千多年没有发生大的调整，但是作为社会结构中血缘关系的镜像，姓氏的社会意义却始终在缘时变动。
比如，先秦时代因为存在大规模的血缘组织，因而产生了姓、氏两级制；然自东汉以后，尽管不少朝代重又出现了累世同居的大家族，但两级制的姓氏结构并没有重新出现。个中原因，一方面与专制国家为征发兵役、赋税而不断加强的对属民的名籍控制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郡县制确立之后，基层社会虽仍存在浓厚的血缘色彩，但全国属民的管理终究主要是通过郡县乡里的地域组织发挥作用，地域组织战胜了血缘组织，姓氏结构发生变动的基础也就消失了。
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姓氏曾经是认定一个人社会等级的最重要因素，但自宋代以后，姓氏却只作为一种血缘标志符号而存在；迄于今日，姓氏作为血缘标志符号的意义也在淡化，在作用上正与名趋同。这是因为个人对血缘组织的依赖日益减弱。魏晋实行按门第取士的九品官人法，姓氏是标识门第出身的第一要素，自然备受重视；宋代以后，科举制经过充分发展已成为选拔人才的基本途径，个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前途主要取决于科考而不再取决于门第，姓氏的重要性亦大为下降。时至今日，乡土社会崩解殆尽，人口流动、离家谋生已成为社会常态，无论是人们对血缘组织的依赖还是血缘组织能提供给人们的依赖都接近于无，姓氏的血缘色彩自然也愈来愈淡化，正变为纯个人的符号。
综上，姓氏绝不仅仅是一种名号，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相当宏富，从姓氏入手，能让我们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察更清晰、更深入。
姓与氏作为不同级别血缘组织的名号，两者在先秦时代的区分很明显，古人有所谓“三代之上，姓氏有别”之说，就是由此得出的结论。
首先，在对始祖的追溯上，姓由于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历史悠远，世系模糊，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地追溯，每个姓只能出自想象的祖先——往往是半人半神的人物；而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晚近，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
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顾炎武《日知录·原姓》篇所云“考之于《传》（指《左传》——笔者按），二百五十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即是据此而发的议论。现今的一些姓氏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其实都是不符合先秦实际的错误称谓。周公在先秦典籍中多被提及，均无称“姬旦”者，其被称为“姬旦”，是晚至《晋书·王浑传》才有的事。大概到了晋代，人们对先秦姓氏应用规则已不甚了了，遂以后世制度相比附，此后更是以讹传讹了。
先秦时代的人既有姓又有氏。比如周公，姓“姬”，氏“周”；再如孔子，姓“子”，氏“孔”。女子亦然，著名的苏妲己，姓“己”，氏“苏”；周幽王为博其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的褒姒，姓“姒”，氏“褒”。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上古的姓氏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姓与氏合流，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此后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
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无论男女，其个人称谓都以“姓＋名”的形式出现，人们所熟知的秦王“嬴政”，刺杀嬴政的“荆轲”，为荆轲击筑送行的“高渐离”，就都是“姓＋名”的称谓形式。
再次，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同血缘，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姓子，属殷商遗族（孔子便出自这一支）；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几者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
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到今日，其间具体的姓氏有增有减，有生有灭，比如曾见于孔子门徒中的“漆彫”、“壤驷”等姓氏后世都已绝迹，而“呼延”“尉迟”等姓又在某些时代加入了姓氏大军。姓氏为一个文化整体，始终活跃于政治生活、民族关系、心理民俗等方方面面。
比如，中国历朝都有帝王赐自己的姓氏给功臣宠臣的情况，吴人俞韶为孙策所喜，赐姓为孙；西魏王杰因战功卓著，赐姓宇文氏；唐代罗艺因归顺李渊，赐姓李氏。赐姓其实是帝王用建立拟血缘关系、结成假定意义上的“同姓”的办法，对臣子进行褒奖的一种方式（对叛臣逆臣则以剥夺赐姓进行惩戒），以激励臣子效忠。姓氏在这里与金银玉帛等有形物质本质上相同，成了政治手段的一部分。
再如，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少数民族姓氏汉化和汉姓少数民族化的现象，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姓氏汉化，以北魏孝文帝改革最为著名，当时曾一次就将一百四十四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拓跋氏改姓元、独孤氏改姓刘等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其实汉姓少数民族化也不罕见，北周时期蔡、张、周等汉姓改为大利稽氏、叱罗氏、车非氏，宇文泰赐李弼姓徒河氏，赐赵贵姓乙弗氏，赐杨尚希姓普六茹氏，都是汉姓少数民族化的例证。少数民族姓氏汉化与汉姓少数民族化丰富了中国的姓氏，而姓氏在这里也成了民族融合的证据。
同时，虽然无论在功能还是用法上，我们今天的赵、钱、孙、李诸姓都与战国中期的姓氏基本一致，作为一项制度来说它两千多年没有发生大的调整，但是作为社会结构中血缘关系的镜像，姓氏的社会意义却始终在缘时变动。
比如，先秦时代因为存在大规模的血缘组织，因而产生了姓、氏两级制；然自东汉以后，尽管不少朝代重又出现了累世同居的大家族，但两级制的姓氏结构并没有重新出现。个中原因，一方面与专制国家为征发兵役、赋税而不断加强的对属民的名籍控制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郡县制确立之后，基层社会虽仍存在浓厚的血缘色彩，但全国属民的管理终究主要是通过郡县乡里的地域组织发挥作用，地域组织战胜了血缘组织，姓氏结构发生变动的基础也就消失了。
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姓氏曾经是认定一个人社会等级的最重要因素，但自宋代以后，姓氏却只作为一种血缘标志符号而存在；迄于今日，姓氏作为血缘标志符号的意义也在淡化，在作用上正与名趋同。这是因为个人对血缘组织的依赖日益减弱。魏晋实行按门第取士的九品官人法，姓氏是标识门第出身的第一要素，自然备受重视；宋代以后，科举制经过充分发展已成为选拔人才的基本途径，个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前途主要取决于科考而不再取决于门第，姓氏的重要性亦大为下降。时至今日，乡土社会崩解殆尽，人口流动、离家谋生已成为社会常态，无论是人们对血缘组织的依赖还是血缘组织能提供给人们的依赖都接近于无，姓氏的血缘色彩自然也愈来愈淡化，正变为纯个人的符号。
综上，姓氏绝不仅仅是一种名号，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相当宏富，从姓氏入手，能让我们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察更清晰、更深入。
姓与氏作为不同级别血缘组织的名号，两者在先秦时代的区分很明显，古人有所谓“三代之上，姓氏有别”之说，就是由此得出的结论。
首先，在对始祖的追溯上，姓由于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历史悠远，世系模糊，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地追溯，每个姓只能出自想象的祖先——往往是半人半神的人物；而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晚近，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
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顾炎武《日知录·原姓》篇所云“考之于《传》（指《左传》——笔者按），二百五十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即是据此而发的议论。现今的一些姓氏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其实都是不符合先秦实际的错误称谓。周公在先秦典籍中多被提及，均无称“姬旦”者，其被称为“姬旦”，是晚至《晋书·王浑传》才有的事。大概到了晋代，人们对先秦姓氏应用规则已不甚了了，遂以后世制度相比附，此后更是以讹传讹了。
先秦时代的人既有姓又有氏。比如周公，姓“姬”，氏“周”；再如孔子，姓“子”，氏“孔”。女子亦然，著名的苏妲己，姓“己”，氏“苏”；周幽王为博其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的褒姒，姓“姒”，氏“褒”。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上古的姓氏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姓与氏合流，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此后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
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无论男女，其个人称谓都以“姓＋名”的形式出现，人们所熟知的秦王“嬴政”，刺杀嬴政的“荆轲”，为荆轲击筑送行的“高渐离”，就都是“姓＋名”的称谓形式。
再次，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同血缘，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姓子，属殷商遗族（孔子便出自这一支）；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几者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
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到今日，其间具体的姓氏有增有减，有生有灭，比如曾见于孔子门徒中的“漆彫”、“壤驷”等姓氏后世都已绝迹，而“呼延”“尉迟”等姓又在某些时代加入了姓氏大军。姓氏为一个文化整体，始终活跃于政治生活、民族关系、心理民俗等方方面面。
比如，中国历朝都有帝王赐自己的姓氏给功臣宠臣的情况，吴人俞韶为孙策所喜，赐姓为孙；西魏王杰因战功卓著，赐姓宇文氏；唐代罗艺因归顺李渊，赐姓李氏。赐姓其实是帝王用建立拟血缘关系、结成假定意义上的“同姓”的办法，对臣子进行褒奖的一种方式（对叛臣逆臣则以剥夺赐姓进行惩戒），以激励臣子效忠。姓氏在这里与金银玉帛等有形物质本质上相同，成了政治手段的一部分。
再如，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少数民族姓氏汉化和汉姓少数民族化的现象，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姓氏汉化，以北魏孝文帝改革最为著名，当时曾一次就将一百四十四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拓跋氏改姓元、独孤氏改姓刘等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其实汉姓少数民族化也不罕见，北周时期蔡、张、周等汉姓改为大利稽氏、叱罗氏、车非氏，宇文泰赐李弼姓徒河氏，赐赵贵姓乙弗氏，赐杨尚希姓普六茹氏，都是汉姓少数民族化的例证。少数民族姓氏汉化与汉姓少数民族化丰富了中国的姓氏，而姓氏在这里也成了民族融合的证据。
同时，虽然无论在功能还是用法上，我们今天的赵、钱、孙、李诸姓都与战国中期的姓氏基本一致，作为一项制度来说它两千多年没有发生大的调整，但是作为社会结构中血缘关系的镜像，姓氏的社会意义却始终在缘时变动。
比如，先秦时代因为存在大规模的血缘组织，因而产生了姓、氏两级制；然自东汉以后，尽管不少朝代重又出现了累世同居的大家族，但两级制的姓氏结构并没有重新出现。个中原因，一方面与专制国家为征发兵役、赋税而不断加强的对属民的名籍控制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郡县制确立之后，基层社会虽仍存在浓厚的血缘色彩，但全国属民的管理终究主要是通过郡县乡里的地域组织发挥作用，地域组织战胜了血缘组织，姓氏结构发生变动的基础也就消失了。
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姓氏曾经是认定一个人社会等级的最重要因素，但自宋代以后，姓氏却只作为一种血缘标志符号而存在；迄于今日，姓氏作为血缘标志符号的意义也在淡化，在作用上正与名趋同。这是因为个人对血缘组织的依赖日益减弱。魏晋实行按门第取士的九品官人法，姓氏是标识门第出身的第一要素，自然备受重视；宋代以后，科举制经过充分发展已成为选拔人才的基本途径，个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前途主要取决于科考而不再取决于门第，姓氏的重要性亦大为下降。时至今日，乡土社会崩解殆尽，人口流动、离家谋生已成为社会常态，无论是人们对血缘组织的依赖还是血缘组织能提供给人们的依赖都接近于无，姓氏的血缘色彩自然也愈来愈淡化，正变为纯个人的符号。
综上，姓氏绝不仅仅是一种名号，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相当宏富，从姓氏入手，能让我们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察更清晰、更深入。
姓与氏作为不同级别血缘组织的名号，两者在先秦时代的区分很明显，古人有所谓“三代之上，姓氏有别”之说，就是由此得出的结论。
首先，在对始祖的追溯上，姓由于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历史悠远，世系模糊，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地追溯，每个姓只能出自想象的祖先——往往是半人半神的人物；而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晚近，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
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顾炎武《日知录·原姓》篇所云“考之于《传》（指《左传》——笔者按），二百五十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即是据此而发的议论。现今的一些姓氏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其实都是不符合先秦实际的错误称谓。周公在先秦典籍中多被提及，均无称“姬旦”者，其被称为“姬旦”，是晚至《晋书·王浑传》才有的事。大概到了晋代，人们对先秦姓氏应用规则已不甚了了，遂以后世制度相比附，此后更是以讹传讹了。
先秦时代的人既有姓又有氏。比如周公，姓“姬”，氏“周”；再如孔子，姓“子”，氏“孔”。女子亦然，著名的苏妲己，姓“己”，氏“苏”；周幽王为博其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的褒姒，姓“姒”，氏“褒”。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上古的姓氏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姓与氏合流，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此后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
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无论男女，其个人称谓都以“姓＋名”的形式出现，人们所熟知的秦王“嬴政”，刺杀嬴政的“荆轲”，为荆轲击筑送行的“高渐离”，就都是“姓＋名”的称谓形式。
再次，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同血缘，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姓子，属殷商遗族（孔子便出自这一支）；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几者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
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到今日，其间具体的姓氏有增有减，有生有灭，比如曾见于孔子门徒中的“漆彫”、“壤驷”等姓氏后世都已绝迹，而“呼延”“尉迟”等姓又在某些时代加入了姓氏大军。姓氏为一个文化整体，始终活跃于政治生活、民族关系、心理民俗等方方面面。
比如，中国历朝都有帝王赐自己的姓氏给功臣宠臣的情况，吴人俞韶为孙策所喜，赐姓为孙；西魏王杰因战功卓著，赐姓宇文氏；唐代罗艺因归顺李渊，赐姓李氏。赐姓其实是帝王用建立拟血缘关系、结成假定意义上的“同姓”的办法，对臣子进行褒奖的一种方式（对叛臣逆臣则以剥夺赐姓进行惩戒），以激励臣子效忠。姓氏在这里与金银玉帛等有形物质本质上相同，成了政治手段的一部分。
再如，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少数民族姓氏汉化和汉姓少数民族化的现象，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姓氏汉化，以北魏孝文帝改革最为著名，当时曾一次就将一百四十四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拓跋氏改姓元、独孤氏改姓刘等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其实汉姓少数民族化也不罕见，北周时期蔡、张、周等汉姓改为大利稽氏、叱罗氏、车非氏，宇文泰赐李弼姓徒河氏，赐赵贵姓乙弗氏，赐杨尚希姓普六茹氏，都是汉姓少数民族化的例证。少数民族姓氏汉化与汉姓少数民族化丰富了中国的姓氏，而姓氏在这里也成了民族融合的证据。
同时，虽然无论在功能还是用法上，我们今天的赵、钱、孙、李诸姓都与战国中期的姓氏基本一致，作为一项制度来说它两千多年没有发生大的调整，但是作为社会结构中血缘关系的镜像，姓氏的社会意义却始终在缘时变动。
比如，先秦时代因为存在大规模的血缘组织，因而产生了姓、氏两级制；然自东汉以后，尽管不少朝代重又出现了累世同居的大家族，但两级制的姓氏结构并没有重新出现。个中原因，一方面与专制国家为征发兵役、赋税而不断加强的对属民的名籍控制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郡县制确立之后，基层社会虽仍存在浓厚的血缘色彩，但全国属民的管理终究主要是通过郡县乡里的地域组织发挥作用，地域组织战胜了血缘组织，姓氏结构发生变动的基础也就消失了。
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姓氏曾经是认定一个人社会等级的最重要因素，但自宋代以后，姓氏却只作为一种血缘标志符号而存在；迄于今日，姓氏作为血缘标志符号的意义也在淡化，在作用上正与名趋同。这是因为个人对血缘组织的依赖日益减弱。魏晋实行按门第取士的九品官人法，姓氏是标识门第出身的第一要素，自然备受重视；宋代以后，科举制经过充分发展已成为选拔人才的基本途径，个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前途主要取决于科考而不再取决于门第，姓氏的重要性亦大为下降。时至今日，乡土社会崩解殆尽，人口流动、离家谋生已成为社会常态，无论是人们对血缘组织的依赖还是血缘组织能提供给人们的依赖都接近于无，姓氏的血缘色彩自然也愈来愈淡化，正变为纯个人的符号。
综上，姓氏绝不仅仅是一种名号，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相当宏富，从姓氏入手，能让我们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察更清晰、更深入。
姓与氏作为不同级别血缘组织的名号，两者在先秦时代的区分很明显，古人有所谓“三代之上，姓氏有别”之说，就是由此得出的结论。
首先，在对始祖的追溯上，姓由于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历史悠远，世系模糊，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地追溯，每个姓只能出自想象的祖先——往往是半人半神的人物；而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晚近，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
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顾炎武《日知录·原姓》篇所云“考之于《传》（指《左传》——笔者按），二百五十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即是据此而发的议论。现今的一些姓氏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其实都是不符合先秦实际的错误称谓。周公在先秦典籍中多被提及，均无称“姬旦”者，其被称为“姬旦”，是晚至《晋书·王浑传》才有的事。大概到了晋代，人们对先秦姓氏应用规则已不甚了了，遂以后世制度相比附，此后更是以讹传讹了。
先秦时代的人既有姓又有氏。比如周公，姓“姬”，氏“周”；再如孔子，姓“子”，氏“孔”。女子亦然，著名的苏妲己，姓“己”，氏“苏”；周幽王为博其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的褒姒，姓“姒”，氏“褒”。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上古的姓氏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姓与氏合流，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此后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
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无论男女，其个人称谓都以“姓＋名”的形式出现，人们所熟知的秦王“嬴政”，刺杀嬴政的“荆轲”，为荆轲击筑送行的“高渐离”，就都是“姓＋名”的称谓形式。
再次，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同血缘，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姓子，属殷商遗族（孔子便出自这一支）；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几者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
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到今日，其间具体的姓氏有增有减，有生有灭，比如曾见于孔子门徒中的“漆彫”、“壤驷”等姓氏后世都已绝迹，而“呼延”“尉迟”等姓又在某些时代加入了姓氏大军。姓氏为一个文化整体，始终活跃于政治生活、民族关系、心理民俗等方方面面。
比如，中国历朝都有帝王赐自己的姓氏给功臣宠臣的情况，吴人俞韶为孙策所喜，赐姓为孙；西魏王杰因战功卓著，赐姓宇文氏；唐代罗艺因归顺李渊，赐姓李氏。赐姓其实是帝王用建立拟血缘关系、结成假定意义上的“同姓”的办法，对臣子进行褒奖的一种方式（对叛臣逆臣则以剥夺赐姓进行惩戒），以激励臣子效忠。姓氏在这里与金银玉帛等有形物质本质上相同，成了政治手段的一部分。
再如，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少数民族姓氏汉化和汉姓少数民族化的现象，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姓氏汉化，以北魏孝文帝改革最为著名，当时曾一次就将一百四十四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拓跋氏改姓元、独孤氏改姓刘等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其实汉姓少数民族化也不罕见，北周时期蔡、张、周等汉姓改为大利稽氏、叱罗氏、车非氏，宇文泰赐李弼姓徒河氏，赐赵贵姓乙弗氏，赐杨尚希姓普六茹氏，都是汉姓少数民族化的例证。少数民族姓氏汉化与汉姓少数民族化丰富了中国的姓氏，而姓氏在这里也成了民族融合的证据。
同时，虽然无论在功能还是用法上，我们今天的赵、钱、孙、李诸姓都与战国中期的姓氏基本一致，作为一项制度来说它两千多年没有发生大的调整，但是作为社会结构中血缘关系的镜像，姓氏的社会意义却始终在缘时变动。
比如，先秦时代因为存在大规模的血缘组织，因而产生了姓、氏两级制；然自东汉以后，尽管不少朝代重又出现了累世同居的大家族，但两级制的姓氏结构并没有重新出现。个中原因，一方面与专制国家为征发兵役、赋税而不断加强的对属民的名籍控制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郡县制确立之后，基层社会虽仍存在浓厚的血缘色彩，但全国属民的管理终究主要是通过郡县乡里的地域组织发挥作用，地域组织战胜了血缘组织，姓氏结构发生变动的基础也就消失了。
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姓氏曾经是认定一个人社会等级的最重要因素，但自宋代以后，姓氏却只作为一种血缘标志符号而存在；迄于今日，姓氏作为血缘标志符号的意义也在淡化，在作用上正与名趋同。这是因为个人对血缘组织的依赖日益减弱。魏晋实行按门第取士的九品官人法，姓氏是标识门第出身的第一要素，自然备受重视；宋代以后，科举制经过充分发展已成为选拔人才的基本途径，个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前途主要取决于科考而不再取决于门第，姓氏的重要性亦大为下降。时至今日，乡土社会崩解殆尽，人口流动、离家谋生已成为社会常态，无论是人们对血缘组织的依赖还是血缘组织能提供给人们的依赖都接近于无，姓氏的血缘色彩自然也愈来愈淡化，正变为纯个人的符号。
综上，姓氏绝不仅仅是一种名号，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相当宏富，从姓氏入手，能让我们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察更清晰、更深入。
姓与氏作为不同级别血缘组织的名号，两者在先秦时代的区分很明显，古人有所谓“三代之上，姓氏有别”之说，就是由此得出的结论。
首先，在对始祖的追溯上，姓由于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历史悠远，世系模糊，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地追溯，每个姓只能出自想象的祖先——往往是半人半神的人物；而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晚近，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
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顾炎武《日知录·原姓》篇所云“考之于《传》（指《左传》——笔者按），二百五十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即是据此而发的议论。现今的一些姓氏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其实都是不符合先秦实际的错误称谓。周公在先秦典籍中多被提及，均无称“姬旦”者，其被称为“姬旦”，是晚至《晋书·王浑传》才有的事。大概到了晋代，人们对先秦姓氏应用规则已不甚了了，遂以后世制度相比附，此后更是以讹传讹了。
先秦时代的人既有姓又有氏。比如周公，姓“姬”，氏“周”；再如孔子，姓“子”，氏“孔”。女子亦然，著名的苏妲己，姓“己”，氏“苏”；周幽王为博其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的褒姒，姓“姒”，氏“褒”。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上古的姓氏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姓与氏合流，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此后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
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无论男女，其个人称谓都以“姓＋名”的形式出现，人们所熟知的秦王“嬴政”，刺杀嬴政的“荆轲”，为荆轲击筑送行的“高渐离”，就都是“姓＋名”的称谓形式。
再次，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同血缘，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姓子，属殷商遗族（孔子便出自这一支）；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几者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
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到今日，其间具体的姓氏有增有减，有生有灭，比如曾见于孔子门徒中的“漆彫”、“壤驷”等姓氏后世都已绝迹，而“呼延”“尉迟”等姓又在某些时代加入了姓氏大军。姓氏为一个文化整体，始终活跃于政治生活、民族关系、心理民俗等方方面面。
比如，中国历朝都有帝王赐自己的姓氏给功臣宠臣的情况，吴人俞韶为孙策所喜，赐姓为孙；西魏王杰因战功卓著，赐姓宇文氏；唐代罗艺因归顺李渊，赐姓李氏。赐姓其实是帝王用建立拟血缘关系、结成假定意义上的“同姓”的办法，对臣子进行褒奖的一种方式（对叛臣逆臣则以剥夺赐姓进行惩戒），以激励臣子效忠。姓氏在这里与金银玉帛等有形物质本质上相同，成了政治手段的一部分。
再如，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少数民族姓氏汉化和汉姓少数民族化的现象，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姓氏汉化，以北魏孝文帝改革最为著名，当时曾一次就将一百四十四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拓跋氏改姓元、独孤氏改姓刘等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其实汉姓少数民族化也不罕见，北周时期蔡、张、周等汉姓改为大利稽氏、叱罗氏、车非氏，宇文泰赐李弼姓徒河氏，赐赵贵姓乙弗氏，赐杨尚希姓普六茹氏，都是汉姓少数民族化的例证。少数民族姓氏汉化与汉姓少数民族化丰富了中国的姓氏，而姓氏在这里也成了民族融合的证据。
同时，虽然无论在功能还是用法上，我们今天的赵、钱、孙、李诸姓都与战国中期的姓氏基本一致，作为一项制度来说它两千多年没有发生大的调整，但是作为社会结构中血缘关系的镜像，姓氏的社会意义却始终在缘时变动。
比如，先秦时代因为存在大规模的血缘组织，因而产生了姓、氏两级制；然自东汉以后，尽管不少朝代重又出现了累世同居的大家族，但两级制的姓氏结构并没有重新出现。个中原因，一方面与专制国家为征发兵役、赋税而不断加强的对属民的名籍控制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郡县制确立之后，基层社会虽仍存在浓厚的血缘色彩，但全国属民的管理终究主要是通过郡县乡里的地域组织发挥作用，地域组织战胜了血缘组织，姓氏结构发生变动的基础也就消失了。
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姓氏曾经是认定一个人社会等级的最重要因素，但自宋代以后，姓氏却只作为一种血缘标志符号而存在；迄于今日，姓氏作为血缘标志符号的意义也在淡化，在作用上正与名趋同。这是因为个人对血缘组织的依赖日益减弱。魏晋实行按门第取士的九品官人法，姓氏是标识门第出身的第一要素，自然备受重视；宋代以后，科举制经过充分发展已成为选拔人才的基本途径，个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前途主要取决于科考而不再取决于门第，姓氏的重要性亦大为下降。时至今日，乡土社会崩解殆尽，人口流动、离家谋生已成为社会常态，无论是人们对血缘组织的依赖还是血缘组织能提供给人们的依赖都接近于无，姓氏的血缘色彩自然也愈来愈淡化，正变为纯个人的符号。
综上，姓氏绝不仅仅是一种名号，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相当宏富，从姓氏入手，能让我们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察更清晰、更深入。
姓与氏作为不同级别血缘组织的名号，两者在先秦时代的区分很明显，古人有所谓“三代之上，姓氏有别”之说，就是由此得出的结论。
首先，在对始祖的追溯上，姓由于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历史悠远，世系模糊，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地追溯，每个姓只能出自想象的祖先——往往是半人半神的人物；而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晚近，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
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顾炎武《日知录·原姓》篇所云“考之于《传》（指《左传》——笔者按），二百五十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即是据此而发的议论。现今的一些姓氏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其实都是不符合先秦实际的错误称谓。周公在先秦典籍中多被提及，均无称“姬旦”者，其被称为“姬旦”，是晚至《晋书·王浑传》才有的事。大概到了晋代，人们对先秦姓氏应用规则已不甚了了，遂以后世制度相比附，此后更是以讹传讹了。
先秦时代的人既有姓又有氏。比如周公，姓“姬”，氏“周”；再如孔子，姓“子”，氏“孔”。女子亦然，著名的苏妲己，姓“己”，氏“苏”；周幽王为博其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的褒姒，姓“姒”，氏“褒”。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上古的姓氏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姓与氏合流，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此后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
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无论男女，其个人称谓都以“姓＋名”的形式出现，人们所熟知的秦王“嬴政”，刺杀嬴政的“荆轲”，为荆轲击筑送行的“高渐离”，就都是“姓＋名”的称谓形式。
再次，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同血缘，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姓子，属殷商遗族（孔子便出自这一支）；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几者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
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到今日，其间具体的姓氏有增有减，有生有灭，比如曾见于孔子门徒中的“漆彫”、“壤驷”等姓氏后世都已绝迹，而“呼延”“尉迟”等姓又在某些时代加入了姓氏大军。姓氏为一个文化整体，始终活跃于政治生活、民族关系、心理民俗等方方面面。
比如，中国历朝都有帝王赐自己的姓氏给功臣宠臣的情况，吴人俞韶为孙策所喜，赐姓为孙；西魏王杰因战功卓著，赐姓宇文氏；唐代罗艺因归顺李渊，赐姓李氏。赐姓其实是帝王用建立拟血缘关系、结成假定意义上的“同姓”的办法，对臣子进行褒奖的一种方式（对叛臣逆臣则以剥夺赐姓进行惩戒），以激励臣子效忠。姓氏在这里与金银玉帛等有形物质本质上相同，成了政治手段的一部分。
再如，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少数民族姓氏汉化和汉姓少数民族化的现象，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姓氏汉化，以北魏孝文帝改革最为著名，当时曾一次就将一百四十四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拓跋氏改姓元、独孤氏改姓刘等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其实汉姓少数民族化也不罕见，北周时期蔡、张、周等汉姓改为大利稽氏、叱罗氏、车非氏，宇文泰赐李弼姓徒河氏，赐赵贵姓乙弗氏，赐杨尚希姓普六茹氏，都是汉姓少数民族化的例证。少数民族姓氏汉化与汉姓少数民族化丰富了中国的姓氏，而姓氏在这里也成了民族融合的证据。
同时，虽然无论在功能还是用法上，我们今天的赵、钱、孙、李诸姓都与战国中期的姓氏基本一致，作为一项制度来说它两千多年没有发生大的调整，但是作为社会结构中血缘关系的镜像，姓氏的社会意义却始终在缘时变动。
比如，先秦时代因为存在大规模的血缘组织，因而产生了姓、氏两级制；然自东汉以后，尽管不少朝代重又出现了累世同居的大家族，但两级制的姓氏结构并没有重新出现。个中原因，一方面与专制国家为征发兵役、赋税而不断加强的对属民的名籍控制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郡县制确立之后，基层社会虽仍存在浓厚的血缘色彩，但全国属民的管理终究主要是通过郡县乡里的地域组织发挥作用，地域组织战胜了血缘组织，姓氏结构发生变动的基础也就消失了。
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姓氏曾经是认定一个人社会等级的最重要因素，但自宋代以后，姓氏却只作为一种血缘标志符号而存在；迄于今日，姓氏作为血缘标志符号的意义也在淡化，在作用上正与名趋同。这是因为个人对血缘组织的依赖日益减弱。魏晋实行按门第取士的九品官人法，姓氏是标识门第出身的第一要素，自然备受重视；宋代以后，科举制经过充分发展已成为选拔人才的基本途径，个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前途主要取决于科考而不再取决于门第，姓氏的重要性亦大为下降。时至今日，乡土社会崩解殆尽，人口流动、离家谋生已成为社会常态，无论是人们对血缘组织的依赖还是血缘组织能提供给人们的依赖都接近于无，姓氏的血缘色彩自然也愈来愈淡化，正变为纯个人的符号。
综上，姓氏绝不仅仅是一种名号，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相当宏富，从姓氏入手，能让我们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察更清晰、更深入。
姓与氏作为不同级别血缘组织的名号，两者在先秦时代的区分很明显，古人有所谓“三代之上，姓氏有别”之说，就是由此得出的结论。
首先，在对始祖的追溯上，姓由于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历史悠远，世系模糊，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地追溯，每个姓只能出自想象的祖先——往往是半人半神的人物；而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晚近，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
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顾炎武《日知录·原姓》篇所云“考之于《传》（指《左传》——笔者按），二百五十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即是据此而发的议论。现今的一些姓氏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其实都是不符合先秦实际的错误称谓。周公在先秦典籍中多被提及，均无称“姬旦”者，其被称为“姬旦”，是晚至《晋书·王浑传》才有的事。大概到了晋代，人们对先秦姓氏应用规则已不甚了了，遂以后世制度相比附，此后更是以讹传讹了。
先秦时代的人既有姓又有氏。比如周公，姓“姬”，氏“周”；再如孔子，姓“子”，氏“孔”。女子亦然，著名的苏妲己，姓“己”，氏“苏”；周幽王为博其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的褒姒，姓“姒”，氏“褒”。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上古的姓氏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姓与氏合流，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此后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
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无论男女，其个人称谓都以“姓＋名”的形式出现，人们所熟知的秦王“嬴政”，刺杀嬴政的“荆轲”，为荆轲击筑送行的“高渐离”，就都是“姓＋名”的称谓形式。
再次，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同血缘，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姓子，属殷商遗族（孔子便出自这一支）；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几者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
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到今日，其间具体的姓氏有增有减，有生有灭，比如曾见于孔子门徒中的“漆彫”、“壤驷”等姓氏后世都已绝迹，而“呼延”“尉迟”等姓又在某些时代加入了姓氏大军。姓氏为一个文化整体，始终活跃于政治生活、民族关系、心理民俗等方方面面。
比如，中国历朝都有帝王赐自己的姓氏给功臣宠臣的情况，吴人俞韶为孙策所喜，赐姓为孙；西魏王杰因战功卓著，赐姓宇文氏；唐代罗艺因归顺李渊，赐姓李氏。赐姓其实是帝王用建立拟血缘关系、结成假定意义上的“同姓”的办法，对臣子进行褒奖的一种方式（对叛臣逆臣则以剥夺赐姓进行惩戒），以激励臣子效忠。姓氏在这里与金银玉帛等有形物质本质上相同，成了政治手段的一部分。
再如，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少数民族姓氏汉化和汉姓少数民族化的现象，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姓氏汉化，以北魏孝文帝改革最为著名，当时曾一次就将一百四十四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拓跋氏改姓元、独孤氏改姓刘等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其实汉姓少数民族化也不罕见，北周时期蔡、张、周等汉姓改为大利稽氏、叱罗氏、车非氏，宇文泰赐李弼姓徒河氏，赐赵贵姓乙弗氏，赐杨尚希姓普六茹氏，都是汉姓少数民族化的例证。少数民族姓氏汉化与汉姓少数民族化丰富了中国的姓氏，而姓氏在这里也成了民族融合的证据。
同时，虽然无论在功能还是用法上，我们今天的赵、钱、孙、李诸姓都与战国中期的姓氏基本一致，作为一项制度来说它两千多年没有发生大的调整，但是作为社会结构中血缘关系的镜像，姓氏的社会意义却始终在缘时变动。
比如，先秦时代因为存在大规模的血缘组织，因而产生了姓、氏两级制；然自东汉以后，尽管不少朝代重又出现了累世同居的大家族，但两级制的姓氏结构并没有重新出现。个中原因，一方面与专制国家为征发兵役、赋税而不断加强的对属民的名籍控制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郡县制确立之后，基层社会虽仍存在浓厚的血缘色彩，但全国属民的管理终究主要是通过郡县乡里的地域组织发挥作用，地域组织战胜了血缘组织，姓氏结构发生变动的基础也就消失了。
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姓氏曾经是认定一个人社会等级的最重要因素，但自宋代以后，姓氏却只作为一种血缘标志符号而存在；迄于今日，姓氏作为血缘标志符号的意义也在淡化，在作用上正与名趋同。这是因为个人对血缘组织的依赖日益减弱。魏晋实行按门第取士的九品官人法，姓氏是标识门第出身的第一要素，自然备受重视；宋代以后，科举制经过充分发展已成为选拔人才的基本途径，个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前途主要取决于科考而不再取决于门第，姓氏的重要性亦大为下降。时至今日，乡土社会崩解殆尽，人口流动、离家谋生已成为社会常态，无论是人们对血缘组织的依赖还是血缘组织能提供给人们的依赖都接近于无，姓氏的血缘色彩自然也愈来愈淡化，正变为纯个人的符号。
综上，姓氏绝不仅仅是一种名号，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相当宏富，从姓氏入手，能让我们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察更清晰、更深入。
姓与氏作为不同级别血缘组织的名号，两者在先秦时代的区分很明显，古人有所谓“三代之上，姓氏有别”之说，就是由此得出的结论。
首先，在对始祖的追溯上，姓由于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历史悠远，世系模糊，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地追溯，每个姓只能出自想象的祖先——往往是半人半神的人物；而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晚近，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
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顾炎武《日知录·原姓》篇所云“考之于《传》（指《左传》——笔者按），二百五十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即是据此而发的议论。现今的一些姓氏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其实都是不符合先秦实际的错误称谓。周公在先秦典籍中多被提及，均无称“姬旦”者，其被称为“姬旦”，是晚至《晋书·王浑传》才有的事。大概到了晋代，人们对先秦姓氏应用规则已不甚了了，遂以后世制度相比附，此后更是以讹传讹了。
先秦时代的人既有姓又有氏。比如周公，姓“姬”，氏“周”；再如孔子，姓“子”，氏“孔”。女子亦然，著名的苏妲己，姓“己”，氏“苏”；周幽王为博其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的褒姒，姓“姒”，氏“褒”。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上古的姓氏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姓与氏合流，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此后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
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无论男女，其个人称谓都以“姓＋名”的形式出现，人们所熟知的秦王“嬴政”，刺杀嬴政的“荆轲”，为荆轲击筑送行的“高渐离”，就都是“姓＋名”的称谓形式。
再次，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同血缘，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姓子，属殷商遗族（孔子便出自这一支）；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几者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
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到今日，其间具体的姓氏有增有减，有生有灭，比如曾见于孔子门徒中的“漆彫”、“壤驷”等姓氏后世都已绝迹，而“呼延”“尉迟”等姓又在某些时代加入了姓氏大军。姓氏为一个文化整体，始终活跃于政治生活、民族关系、心理民俗等方方面面。
比如，中国历朝都有帝王赐自己的姓氏给功臣宠臣的情况，吴人俞韶为孙策所喜，赐姓为孙；西魏王杰因战功卓著，赐姓宇文氏；唐代罗艺因归顺李渊，赐姓李氏。赐姓其实是帝王用建立拟血缘关系、结成假定意义上的“同姓”的办法，对臣子进行褒奖的一种方式（对叛臣逆臣则以剥夺赐姓进行惩戒），以激励臣子效忠。姓氏在这里与金银玉帛等有形物质本质上相同，成了政治手段的一部分。
再如，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少数民族姓氏汉化和汉姓少数民族化的现象，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姓氏汉化，以北魏孝文帝改革最为著名，当时曾一次就将一百四十四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拓跋氏改姓元、独孤氏改姓刘等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其实汉姓少数民族化也不罕见，北周时期蔡、张、周等汉姓改为大利稽氏、叱罗氏、车非氏，宇文泰赐李弼姓徒河氏，赐赵贵姓乙弗氏，赐杨尚希姓普六茹氏，都是汉姓少数民族化的例证。少数民族姓氏汉化与汉姓少数民族化丰富了中国的姓氏，而姓氏在这里也成了民族融合的证据。
同时，虽然无论在功能还是用法上，我们今天的赵、钱、孙、李诸姓都与战国中期的姓氏基本一致，作为一项制度来说它两千多年没有发生大的调整，但是作为社会结构中血缘关系的镜像，姓氏的社会意义却始终在缘时变动。
比如，先秦时代因为存在大规模的血缘组织，因而产生了姓、氏两级制；然自东汉以后，尽管不少朝代重又出现了累世同居的大家族，但两级制的姓氏结构并没有重新出现。个中原因，一方面与专制国家为征发兵役、赋税而不断加强的对属民的名籍控制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郡县制确立之后，基层社会虽仍存在浓厚的血缘色彩，但全国属民的管理终究主要是通过郡县乡里的地域组织发挥作用，地域组织战胜了血缘组织，姓氏结构发生变动的基础也就消失了。
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姓氏曾经是认定一个人社会等级的最重要因素，但自宋代以后，姓氏却只作为一种血缘标志符号而存在；迄于今日，姓氏作为血缘标志符号的意义也在淡化，在作用上正与名趋同。这是因为个人对血缘组织的依赖日益减弱。魏晋实行按门第取士的九品官人法，姓氏是标识门第出身的第一要素，自然备受重视；宋代以后，科举制经过充分发展已成为选拔人才的基本途径，个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前途主要取决于科考而不再取决于门第，姓氏的重要性亦大为下降。时至今日，乡土社会崩解殆尽，人口流动、离家谋生已成为社会常态，无论是人们对血缘组织的依赖还是血缘组织能提供给人们的依赖都接近于无，姓氏的血缘色彩自然也愈来愈淡化，正变为纯个人的符号。
综上，姓氏绝不仅仅是一种名号，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相当宏富，从姓氏入手，能让我们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察更清晰、更深入。
姓与氏作为不同级别血缘组织的名号，两者在先秦时代的区分很明显，古人有所谓“三代之上，姓氏有别”之说，就是由此得出的结论。
首先，在对始祖的追溯上，姓由于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历史悠远，世系模糊，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地追溯，每个姓只能出自想象的祖先——往往是半人半神的人物；而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晚近，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
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顾炎武《日知录·原姓》篇所云“考之于《传》（指《左传》——笔者按），二百五十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即是据此而发的议论。现今的一些姓氏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其实都是不符合先秦实际的错误称谓。周公在先秦典籍中多被提及，均无称“姬旦”者，其被称为“姬旦”，是晚至《晋书·王浑传》才有的事。大概到了晋代，人们对先秦姓氏应用规则已不甚了了，遂以后世制度相比附，此后更是以讹传讹了。
先秦时代的人既有姓又有氏。比如周公，姓“姬”，氏“周”；再如孔子，姓“子”，氏“孔”。女子亦然，著名的苏妲己，姓“己”，氏“苏”；周幽王为博其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的褒姒，姓“姒”，氏“褒”。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上古的姓氏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姓与氏合流，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此后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
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无论男女，其个人称谓都以“姓＋名”的形式出现，人们所熟知的秦王“嬴政”，刺杀嬴政的“荆轲”，为荆轲击筑送行的“高渐离”，就都是“姓＋名”的称谓形式。
再次，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同血缘，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姓子，属殷商遗族（孔子便出自这一支）；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几者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
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到今日，其间具体的姓氏有增有减，有生有灭，比如曾见于孔子门徒中的“漆彫”、“壤驷”等姓氏后世都已绝迹，而“呼延”“尉迟”等姓又在某些时代加入了姓氏大军。姓氏为一个文化整体，始终活跃于政治生活、民族关系、心理民俗等方方面面。
比如，中国历朝都有帝王赐自己的姓氏给功臣宠臣的情况，吴人俞韶为孙策所喜，赐姓为孙；西魏王杰因战功卓著，赐姓宇文氏；唐代罗艺因归顺李渊，赐姓李氏。赐姓其实是帝王用建立拟血缘关系、结成假定意义上的“同姓”的办法，对臣子进行褒奖的一种方式（对叛臣逆臣则以剥夺赐姓进行惩戒），以激励臣子效忠。姓氏在这里与金银玉帛等有形物质本质上相同，成了政治手段的一部分。
再如，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少数民族姓氏汉化和汉姓少数民族化的现象，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姓氏汉化，以北魏孝文帝改革最为著名，当时曾一次就将一百四十四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拓跋氏改姓元、独孤氏改姓刘等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其实汉姓少数民族化也不罕见，北周时期蔡、张、周等汉姓改为大利稽氏、叱罗氏、车非氏，宇文泰赐李弼姓徒河氏，赐赵贵姓乙弗氏，赐杨尚希姓普六茹氏，都是汉姓少数民族化的例证。少数民族姓氏汉化与汉姓少数民族化丰富了中国的姓氏，而姓氏在这里也成了民族融合的证据。
同时，虽然无论在功能还是用法上，我们今天的赵、钱、孙、李诸姓都与战国中期的姓氏基本一致，作为一项制度来说它两千多年没有发生大的调整，但是作为社会结构中血缘关系的镜像，姓氏的社会意义却始终在缘时变动。
比如，先秦时代因为存在大规模的血缘组织，因而产生了姓、氏两级制；然自东汉以后，尽管不少朝代重又出现了累世同居的大家族，但两级制的姓氏结构并没有重新出现。个中原因，一方面与专制国家为征发兵役、赋税而不断加强的对属民的名籍控制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郡县制确立之后，基层社会虽仍存在浓厚的血缘色彩，但全国属民的管理终究主要是通过郡县乡里的地域组织发挥作用，地域组织战胜了血缘组织，姓氏结构发生变动的基础也就消失了。
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姓氏曾经是认定一个人社会等级的最重要因素，但自宋代以后，姓氏却只作为一种血缘标志符号而存在；迄于今日，姓氏作为血缘标志符号的意义也在淡化，在作用上正与名趋同。这是因为个人对血缘组织的依赖日益减弱。魏晋实行按门第取士的九品官人法，姓氏是标识门第出身的第一要素，自然备受重视；宋代以后，科举制经过充分发展已成为选拔人才的基本途径，个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前途主要取决于科考而不再取决于门第，姓氏的重要性亦大为下降。时至今日，乡土社会崩解殆尽，人口流动、离家谋生已成为社会常态，无论是人们对血缘组织的依赖还是血缘组织能提供给人们的依赖都接近于无，姓氏的血缘色彩自然也愈来愈淡化，正变为纯个人的符号。
综上，姓氏绝不仅仅是一种名号，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相当宏富，从姓氏入手，能让我们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察更清晰、更深入。
姓与氏作为不同级别血缘组织的名号，两者在先秦时代的区分很明显，古人有所谓“三代之上，姓氏有别”之说，就是由此得出的结论。
首先，在对始祖的追溯上，姓由于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历史悠远，世系模糊，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地追溯，每个姓只能出自想象的祖先——往往是半人半神的人物；而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晚近，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
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顾炎武《日知录·原姓》篇所云“考之于《传》（指《左传》——笔者按），二百五十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即是据此而发的议论。现今的一些姓氏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其实都是不符合先秦实际的错误称谓。周公在先秦典籍中多被提及，均无称“姬旦”者，其被称为“姬旦”，是晚至《晋书·王浑传》才有的事。大概到了晋代，人们对先秦姓氏应用规则已不甚了了，遂以后世制度相比附，此后更是以讹传讹了。
先秦时代的人既有姓又有氏。比如周公，姓“姬”，氏“周”；再如孔子，姓“子”，氏“孔”。女子亦然，著名的苏妲己，姓“己”，氏“苏”；周幽王为博其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的褒姒，姓“姒”，氏“褒”。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上古的姓氏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姓与氏合流，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此后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
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无论男女，其个人称谓都以“姓＋名”的形式出现，人们所熟知的秦王“嬴政”，刺杀嬴政的“荆轲”，为荆轲击筑送行的“高渐离”，就都是“姓＋名”的称谓形式。
再次，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同血缘，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姓子，属殷商遗族（孔子便出自这一支）；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几者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
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到今日，其间具体的姓氏有增有减，有生有灭，比如曾见于孔子门徒中的“漆彫”、“壤驷”等姓氏后世都已绝迹，而“呼延”“尉迟”等姓又在某些时代加入了姓氏大军。姓氏为一个文化整体，始终活跃于政治生活、民族关系、心理民俗等方方面面。
比如，中国历朝都有帝王赐自己的姓氏给功臣宠臣的情况，吴人俞韶为孙策所喜，赐姓为孙；西魏王杰因战功卓著，赐姓宇文氏；唐代罗艺因归顺李渊，赐姓李氏。赐姓其实是帝王用建立拟血缘关系、结成假定意义上的“同姓”的办法，对臣子进行褒奖的一种方式（对叛臣逆臣则以剥夺赐姓进行惩戒），以激励臣子效忠。姓氏在这里与金银玉帛等有形物质本质上相同，成了政治手段的一部分。
再如，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少数民族姓氏汉化和汉姓少数民族化的现象，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姓氏汉化，以北魏孝文帝改革最为著名，当时曾一次就将一百四十四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拓跋氏改姓元、独孤氏改姓刘等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其实汉姓少数民族化也不罕见，北周时期蔡、张、周等汉姓改为大利稽氏、叱罗氏、车非氏，宇文泰赐李弼姓徒河氏，赐赵贵姓乙弗氏，赐杨尚希姓普六茹氏，都是汉姓少数民族化的例证。少数民族姓氏汉化与汉姓少数民族化丰富了中国的姓氏，而姓氏在这里也成了民族融合的证据。
同时，虽然无论在功能还是用法上，我们今天的赵、钱、孙、李诸姓都与战国中期的姓氏基本一致，作为一项制度来说它两千多年没有发生大的调整，但是作为社会结构中血缘关系的镜像，姓氏的社会意义却始终在缘时变动。
比如，先秦时代因为存在大规模的血缘组织，因而产生了姓、氏两级制；然自东汉以后，尽管不少朝代重又出现了累世同居的大家族，但两级制的姓氏结构并没有重新出现。个中原因，一方面与专制国家为征发兵役、赋税而不断加强的对属民的名籍控制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郡县制确立之后，基层社会虽仍存在浓厚的血缘色彩，但全国属民的管理终究主要是通过郡县乡里的地域组织发挥作用，地域组织战胜了血缘组织，姓氏结构发生变动的基础也就消失了。
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姓氏曾经是认定一个人社会等级的最重要因素，但自宋代以后，姓氏却只作为一种血缘标志符号而存在；迄于今日，姓氏作为血缘标志符号的意义也在淡化，在作用上正与名趋同。这是因为个人对血缘组织的依赖日益减弱。魏晋实行按门第取士的九品官人法，姓氏是标识门第出身的第一要素，自然备受重视；宋代以后，科举制经过充分发展已成为选拔人才的基本途径，个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前途主要取决于科考而不再取决于门第，姓氏的重要性亦大为下降。时至今日，乡土社会崩解殆尽，人口流动、离家谋生已成为社会常态，无论是人们对血缘组织的依赖还是血缘组织能提供给人们的依赖都接近于无，姓氏的血缘色彩自然也愈来愈淡化，正变为纯个人的符号。
综上，姓氏绝不仅仅是一种名号，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相当宏富，从姓氏入手，能让我们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察更清晰、更深入。
姓与氏作为不同级别血缘组织的名号，两者在先秦时代的区分很明显，古人有所谓“三代之上，姓氏有别”之说，就是由此得出的结论。
首先，在对始祖的追溯上，姓由于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历史悠远，世系模糊，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地追溯，每个姓只能出自想象的祖先——往往是半人半神的人物；而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晚近，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
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顾炎武《日知录·原姓》篇所云“考之于《传》（指《左传》——笔者按），二百五十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即是据此而发的议论。现今的一些姓氏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其实都是不符合先秦实际的错误称谓。周公在先秦典籍中多被提及，均无称“姬旦”者，其被称为“姬旦”，是晚至《晋书·王浑传》才有的事。大概到了晋代，人们对先秦姓氏应用规则已不甚了了，遂以后世制度相比附，此后更是以讹传讹了。
先秦时代的人既有姓又有氏。比如周公，姓“姬”，氏“周”；再如孔子，姓“子”，氏“孔”。女子亦然，著名的苏妲己，姓“己”，氏“苏”；周幽王为博其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的褒姒，姓“姒”，氏“褒”。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上古的姓氏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姓与氏合流，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此后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
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无论男女，其个人称谓都以“姓＋名”的形式出现，人们所熟知的秦王“嬴政”，刺杀嬴政的“荆轲”，为荆轲击筑送行的“高渐离”，就都是“姓＋名”的称谓形式。
再次，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同血缘，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姓子，属殷商遗族（孔子便出自这一支）；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几者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
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到今日，其间具体的姓氏有增有减，有生有灭，比如曾见于孔子门徒中的“漆彫”、“壤驷”等姓氏后世都已绝迹，而“呼延”“尉迟”等姓又在某些时代加入了姓氏大军。姓氏为一个文化整体，始终活跃于政治生活、民族关系、心理民俗等方方面面。
比如，中国历朝都有帝王赐自己的姓氏给功臣宠臣的情况，吴人俞韶为孙策所喜，赐姓为孙；西魏王杰因战功卓著，赐姓宇文氏；唐代罗艺因归顺李渊，赐姓李氏。赐姓其实是帝王用建立拟血缘关系、结成假定意义上的“同姓”的办法，对臣子进行褒奖的一种方式（对叛臣逆臣则以剥夺赐姓进行惩戒），以激励臣子效忠。姓氏在这里与金银玉帛等有形物质本质上相同，成了政治手段的一部分。
再如，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少数民族姓氏汉化和汉姓少数民族化的现象，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姓氏汉化，以北魏孝文帝改革最为著名，当时曾一次就将一百四十四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拓跋氏改姓元、独孤氏改姓刘等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其实汉姓少数民族化也不罕见，北周时期蔡、张、周等汉姓改为大利稽氏、叱罗氏、车非氏，宇文泰赐李弼姓徒河氏，赐赵贵姓乙弗氏，赐杨尚希姓普六茹氏，都是汉姓少数民族化的例证。少数民族姓氏汉化与汉姓少数民族化丰富了中国的姓氏，而姓氏在这里也成了民族融合的证据。
同时，虽然无论在功能还是用法上，我们今天的赵、钱、孙、李诸姓都与战国中期的姓氏基本一致，作为一项制度来说它两千多年没有发生大的调整，但是作为社会结构中血缘关系的镜像，姓氏的社会意义却始终在缘时变动。
比如，先秦时代因为存在大规模的血缘组织，因而产生了姓、氏两级制；然自东汉以后，尽管不少朝代重又出现了累世同居的大家族，但两级制的姓氏结构并没有重新出现。个中原因，一方面与专制国家为征发兵役、赋税而不断加强的对属民的名籍控制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郡县制确立之后，基层社会虽仍存在浓厚的血缘色彩，但全国属民的管理终究主要是通过郡县乡里的地域组织发挥作用，地域组织战胜了血缘组织，姓氏结构发生变动的基础也就消失了。
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姓氏曾经是认定一个人社会等级的最重要因素，但自宋代以后，姓氏却只作为一种血缘标志符号而存在；迄于今日，姓氏作为血缘标志符号的意义也在淡化，在作用上正与名趋同。这是因为个人对血缘组织的依赖日益减弱。魏晋实行按门第取士的九品官人法，姓氏是标识门第出身的第一要素，自然备受重视；宋代以后，科举制经过充分发展已成为选拔人才的基本途径，个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前途主要取决于科考而不再取决于门第，姓氏的重要性亦大为下降。时至今日，乡土社会崩解殆尽，人口流动、离家谋生已成为社会常态，无论是人们对血缘组织的依赖还是血缘组织能提供给人们的依赖都接近于无，姓氏的血缘色彩自然也愈来愈淡化，正变为纯个人的符号。
综上，姓氏绝不仅仅是一种名号，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相当宏富，从姓氏入手，能让我们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察更清晰、更深入。
姓与氏作为不同级别血缘组织的名号，两者在先秦时代的区分很明显，古人有所谓“三代之上，姓氏有别”之说，就是由此得出的结论。
首先，在对始祖的追溯上，姓由于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历史悠远，世系模糊，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地追溯，每个姓只能出自想象的祖先——往往是半人半神的人物；而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晚近，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
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顾炎武《日知录·原姓》篇所云“考之于《传》（指《左传》——笔者按），二百五十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即是据此而发的议论。现今的一些姓氏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其实都是不符合先秦实际的错误称谓。周公在先秦典籍中多被提及，均无称“姬旦”者，其被称为“姬旦”，是晚至《晋书·王浑传》才有的事。大概到了晋代，人们对先秦姓氏应用规则已不甚了了，遂以后世制度相比附，此后更是以讹传讹了。
先秦时代的人既有姓又有氏。比如周公，姓“姬”，氏“周”；再如孔子，姓“子”，氏“孔”。女子亦然，著名的苏妲己，姓“己”，氏“苏”；周幽王为博其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的褒姒，姓“姒”，氏“褒”。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上古的姓氏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姓与氏合流，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此后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
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无论男女，其个人称谓都以“姓＋名”的形式出现，人们所熟知的秦王“嬴政”，刺杀嬴政的“荆轲”，为荆轲击筑送行的“高渐离”，就都是“姓＋名”的称谓形式。
再次，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同血缘，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姓子，属殷商遗族（孔子便出自这一支）；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几者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
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到今日，其间具体的姓氏有增有减，有生有灭，比如曾见于孔子门徒中的“漆彫”、“壤驷”等姓氏后世都已绝迹，而“呼延”“尉迟”等姓又在某些时代加入了姓氏大军。姓氏为一个文化整体，始终活跃于政治生活、民族关系、心理民俗等方方面面。
比如，中国历朝都有帝王赐自己的姓氏给功臣宠臣的情况，吴人俞韶为孙策所喜，赐姓为孙；西魏王杰因战功卓著，赐姓宇文氏；唐代罗艺因归顺李渊，赐姓李氏。赐姓其实是帝王用建立拟血缘关系、结成假定意义上的“同姓”的办法，对臣子进行褒奖的一种方式（对叛臣逆臣则以剥夺赐姓进行惩戒），以激励臣子效忠。姓氏在这里与金银玉帛等有形物质本质上相同，成了政治手段的一部分。
再如，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少数民族姓氏汉化和汉姓少数民族化的现象，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姓氏汉化，以北魏孝文帝改革最为著名，当时曾一次就将一百四十四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拓跋氏改姓元、独孤氏改姓刘等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其实汉姓少数民族化也不罕见，北周时期蔡、张、周等汉姓改为大利稽氏、叱罗氏、车非氏，宇文泰赐李弼姓徒河氏，赐赵贵姓乙弗氏，赐杨尚希姓普六茹氏，都是汉姓少数民族化的例证。少数民族姓氏汉化与汉姓少数民族化丰富了中国的姓氏，而姓氏在这里也成了民族融合的证据。
同时，虽然无论在功能还是用法上，我们今天的赵、钱、孙、李诸姓都与战国中期的姓氏基本一致，作为一项制度来说它两千多年没有发生大的调整，但是作为社会结构中血缘关系的镜像，姓氏的社会意义却始终在缘时变动。
比如，先秦时代因为存在大规模的血缘组织，因而产生了姓、氏两级制；然自东汉以后，尽管不少朝代重又出现了累世同居的大家族，但两级制的姓氏结构并没有重新出现。个中原因，一方面与专制国家为征发兵役、赋税而不断加强的对属民的名籍控制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郡县制确立之后，基层社会虽仍存在浓厚的血缘色彩，但全国属民的管理终究主要是通过郡县乡里的地域组织发挥作用，地域组织战胜了血缘组织，姓氏结构发生变动的基础也就消失了。
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姓氏曾经是认定一个人社会等级的最重要因素，但自宋代以后，姓氏却只作为一种血缘标志符号而存在；迄于今日，姓氏作为血缘标志符号的意义也在淡化，在作用上正与名趋同。这是因为个人对血缘组织的依赖日益减弱。魏晋实行按门第取士的九品官人法，姓氏是标识门第出身的第一要素，自然备受重视；宋代以后，科举制经过充分发展已成为选拔人才的基本途径，个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前途主要取决于科考而不再取决于门第，姓氏的重要性亦大为下降。时至今日，乡土社会崩解殆尽，人口流动、离家谋生已成为社会常态，无论是人们对血缘组织的依赖还是血缘组织能提供给人们的依赖都接近于无，姓氏的血缘色彩自然也愈来愈淡化，正变为纯个人的符号。
综上，姓氏绝不仅仅是一种名号，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相当宏富，从姓氏入手，能让我们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察更清晰、更深入。
姓与氏作为不同级别血缘组织的名号，两者在先秦时代的区分很明显，古人有所谓“三代之上，姓氏有别”之说，就是由此得出的结论。
首先，在对始祖的追溯上，姓由于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历史悠远，世系模糊，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地追溯，每个姓只能出自想象的祖先——往往是半人半神的人物；而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晚近，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
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顾炎武《日知录·原姓》篇所云“考之于《传》（指《左传》——笔者按），二百五十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即是据此而发的议论。现今的一些姓氏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其实都是不符合先秦实际的错误称谓。周公在先秦典籍中多被提及，均无称“姬旦”者，其被称为“姬旦”，是晚至《晋书·王浑传》才有的事。大概到了晋代，人们对先秦姓氏应用规则已不甚了了，遂以后世制度相比附，此后更是以讹传讹了。
先秦时代的人既有姓又有氏。比如周公，姓“姬”，氏“周”；再如孔子，姓“子”，氏“孔”。女子亦然，著名的苏妲己，姓“己”，氏“苏”；周幽王为博其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的褒姒，姓“姒”，氏“褒”。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上古的姓氏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姓与氏合流，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此后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
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无论男女，其个人称谓都以“姓＋名”的形式出现，人们所熟知的秦王“嬴政”，刺杀嬴政的“荆轲”，为荆轲击筑送行的“高渐离”，就都是“姓＋名”的称谓形式。
再次，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同血缘，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姓子，属殷商遗族（孔子便出自这一支）；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几者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
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到今日，其间具体的姓氏有增有减，有生有灭，比如曾见于孔子门徒中的“漆彫”、“壤驷”等姓氏后世都已绝迹，而“呼延”“尉迟”等姓又在某些时代加入了姓氏大军。姓氏为一个文化整体，始终活跃于政治生活、民族关系、心理民俗等方方面面。
比如，中国历朝都有帝王赐自己的姓氏给功臣宠臣的情况，吴人俞韶为孙策所喜，赐姓为孙；西魏王杰因战功卓著，赐姓宇文氏；唐代罗艺因归顺李渊，赐姓李氏。赐姓其实是帝王用建立拟血缘关系、结成假定意义上的“同姓”的办法，对臣子进行褒奖的一种方式（对叛臣逆臣则以剥夺赐姓进行惩戒），以激励臣子效忠。姓氏在这里与金银玉帛等有形物质本质上相同，成了政治手段的一部分。
再如，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少数民族姓氏汉化和汉姓少数民族化的现象，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姓氏汉化，以北魏孝文帝改革最为著名，当时曾一次就将一百四十四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拓跋氏改姓元、独孤氏改姓刘等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其实汉姓少数民族化也不罕见，北周时期蔡、张、周等汉姓改为大利稽氏、叱罗氏、车非氏，宇文泰赐李弼姓徒河氏，赐赵贵姓乙弗氏，赐杨尚希姓普六茹氏，都是汉姓少数民族化的例证。少数民族姓氏汉化与汉姓少数民族化丰富了中国的姓氏，而姓氏在这里也成了民族融合的证据。
同时，虽然无论在功能还是用法上，我们今天的赵、钱、孙、李诸姓都与战国中期的姓氏基本一致，作为一项制度来说它两千多年没有发生大的调整，但是作为社会结构中血缘关系的镜像，姓氏的社会意义却始终在缘时变动。
比如，先秦时代因为存在大规模的血缘组织，因而产生了姓、氏两级制；然自东汉以后，尽管不少朝代重又出现了累世同居的大家族，但两级制的姓氏结构并没有重新出现。个中原因，一方面与专制国家为征发兵役、赋税而不断加强的对属民的名籍控制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郡县制确立之后，基层社会虽仍存在浓厚的血缘色彩，但全国属民的管理终究主要是通过郡县乡里的地域组织发挥作用，地域组织战胜了血缘组织，姓氏结构发生变动的基础也就消失了。
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姓氏曾经是认定一个人社会等级的最重要因素，但自宋代以后，姓氏却只作为一种血缘标志符号而存在；迄于今日，姓氏作为血缘标志符号的意义也在淡化，在作用上正与名趋同。这是因为个人对血缘组织的依赖日益减弱。魏晋实行按门第取士的九品官人法，姓氏是标识门第出身的第一要素，自然备受重视；宋代以后，科举制经过充分发展已成为选拔人才的基本途径，个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前途主要取决于科考而不再取决于门第，姓氏的重要性亦大为下降。时至今日，乡土社会崩解殆尽，人口流动、离家谋生已成为社会常态，无论是人们对血缘组织的依赖还是血缘组织能提供给人们的依赖都接近于无，姓氏的血缘色彩自然也愈来愈淡化，正变为纯个人的符号。
综上，姓氏绝不仅仅是一种名号，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相当宏富，从姓氏入手，能让我们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察更清晰、更深入。
姓与氏作为不同级别血缘组织的名号，两者在先秦时代的区分很明显，古人有所谓“三代之上，姓氏有别”之说，就是由此得出的结论。
首先，在对始祖的追溯上，姓由于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历史悠远，世系模糊，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地追溯，每个姓只能出自想象的祖先——往往是半人半神的人物；而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晚近，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
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顾炎武《日知录·原姓》篇所云“考之于《传》（指《左传》——笔者按），二百五十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即是据此而发的议论。现今的一些姓氏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其实都是不符合先秦实际的错误称谓。周公在先秦典籍中多被提及，均无称“姬旦”者，其被称为“姬旦”，是晚至《晋书·王浑传》才有的事。大概到了晋代，人们对先秦姓氏应用规则已不甚了了，遂以后世制度相比附，此后更是以讹传讹了。
先秦时代的人既有姓又有氏。比如周公，姓“姬”，氏“周”；再如孔子，姓“子”，氏“孔”。女子亦然，著名的苏妲己，姓“己”，氏“苏”；周幽王为博其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的褒姒，姓“姒”，氏“褒”。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上古的姓氏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姓与氏合流，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此后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
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无论男女，其个人称谓都以“姓＋名”的形式出现，人们所熟知的秦王“嬴政”，刺杀嬴政的“荆轲”，为荆轲击筑送行的“高渐离”，就都是“姓＋名”的称谓形式。
再次，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同血缘，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姓子，属殷商遗族（孔子便出自这一支）；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几者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
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到今日，其间具体的姓氏有增有减，有生有灭，比如曾见于孔子门徒中的“漆彫”、“壤驷”等姓氏后世都已绝迹，而“呼延”“尉迟”等姓又在某些时代加入了姓氏大军。姓氏为一个文化整体，始终活跃于政治生活、民族关系、心理民俗等方方面面。
比如，中国历朝都有帝王赐自己的姓氏给功臣宠臣的情况，吴人俞韶为孙策所喜，赐姓为孙；西魏王杰因战功卓著，赐姓宇文氏；唐代罗艺因归顺李渊，赐姓李氏。赐姓其实是帝王用建立拟血缘关系、结成假定意义上的“同姓”的办法，对臣子进行褒奖的一种方式（对叛臣逆臣则以剥夺赐姓进行惩戒），以激励臣子效忠。姓氏在这里与金银玉帛等有形物质本质上相同，成了政治手段的一部分。
再如，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少数民族姓氏汉化和汉姓少数民族化的现象，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姓氏汉化，以北魏孝文帝改革最为著名，当时曾一次就将一百四十四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拓跋氏改姓元、独孤氏改姓刘等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其实汉姓少数民族化也不罕见，北周时期蔡、张、周等汉姓改为大利稽氏、叱罗氏、车非氏，宇文泰赐李弼姓徒河氏，赐赵贵姓乙弗氏，赐杨尚希姓普六茹氏，都是汉姓少数民族化的例证。少数民族姓氏汉化与汉姓少数民族化丰富了中国的姓氏，而姓氏在这里也成了民族融合的证据。
同时，虽然无论在功能还是用法上，我们今天的赵、钱、孙、李诸姓都与战国中期的姓氏基本一致，作为一项制度来说它两千多年没有发生大的调整，但是作为社会结构中血缘关系的镜像，姓氏的社会意义却始终在缘时变动。
比如，先秦时代因为存在大规模的血缘组织，因而产生了姓、氏两级制；然自东汉以后，尽管不少朝代重又出现了累世同居的大家族，但两级制的姓氏结构并没有重新出现。个中原因，一方面与专制国家为征发兵役、赋税而不断加强的对属民的名籍控制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郡县制确立之后，基层社会虽仍存在浓厚的血缘色彩，但全国属民的管理终究主要是通过郡县乡里的地域组织发挥作用，地域组织战胜了血缘组织，姓氏结构发生变动的基础也就消失了。
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姓氏曾经是认定一个人社会等级的最重要因素，但自宋代以后，姓氏却只作为一种血缘标志符号而存在；迄于今日，姓氏作为血缘标志符号的意义也在淡化，在作用上正与名趋同。这是因为个人对血缘组织的依赖日益减弱。魏晋实行按门第取士的九品官人法，姓氏是标识门第出身的第一要素，自然备受重视；宋代以后，科举制经过充分发展已成为选拔人才的基本途径，个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前途主要取决于科考而不再取决于门第，姓氏的重要性亦大为下降。时至今日，乡土社会崩解殆尽，人口流动、离家谋生已成为社会常态，无论是人们对血缘组织的依赖还是血缘组织能提供给人们的依赖都接近于无，姓氏的血缘色彩自然也愈来愈淡化，正变为纯个人的符号。
综上，姓氏绝不仅仅是一种名号，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相当宏富，从姓氏入手，能让我们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察更清晰、更深入。
姓与氏作为不同级别血缘组织的名号，两者在先秦时代的区分很明显，古人有所谓“三代之上，姓氏有别”之说，就是由此得出的结论。
首先，在对始祖的追溯上，姓由于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历史悠远，世系模糊，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地追溯，每个姓只能出自想象的祖先——往往是半人半神的人物；而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晚近，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
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顾炎武《日知录·原姓》篇所云“考之于《传》（指《左传》——笔者按），二百五十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即是据此而发的议论。现今的一些姓氏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其实都是不符合先秦实际的错误称谓。周公在先秦典籍中多被提及，均无称“姬旦”者，其被称为“姬旦”，是晚至《晋书·王浑传》才有的事。大概到了晋代，人们对先秦姓氏应用规则已不甚了了，遂以后世制度相比附，此后更是以讹传讹了。
先秦时代的人既有姓又有氏。比如周公，姓“姬”，氏“周”；再如孔子，姓“子”，氏“孔”。女子亦然，著名的苏妲己，姓“己”，氏“苏”；周幽王为博其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的褒姒，姓“姒”，氏“褒”。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上古的姓氏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姓与氏合流，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此后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
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无论男女，其个人称谓都以“姓＋名”的形式出现，人们所熟知的秦王“嬴政”，刺杀嬴政的“荆轲”，为荆轲击筑送行的“高渐离”，就都是“姓＋名”的称谓形式。
再次，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同血缘，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姓子，属殷商遗族（孔子便出自这一支）；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几者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
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到今日，其间具体的姓氏有增有减，有生有灭，比如曾见于孔子门徒中的“漆彫”、“壤驷”等姓氏后世都已绝迹，而“呼延”“尉迟”等姓又在某些时代加入了姓氏大军。姓氏为一个文化整体，始终活跃于政治生活、民族关系、心理民俗等方方面面。
比如，中国历朝都有帝王赐自己的姓氏给功臣宠臣的情况，吴人俞韶为孙策所喜，赐姓为孙；西魏王杰因战功卓著，赐姓宇文氏；唐代罗艺因归顺李渊，赐姓李氏。赐姓其实是帝王用建立拟血缘关系、结成假定意义上的“同姓”的办法，对臣子进行褒奖的一种方式（对叛臣逆臣则以剥夺赐姓进行惩戒），以激励臣子效忠。姓氏在这里与金银玉帛等有形物质本质上相同，成了政治手段的一部分。
再如，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少数民族姓氏汉化和汉姓少数民族化的现象，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姓氏汉化，以北魏孝文帝改革最为著名，当时曾一次就将一百四十四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拓跋氏改姓元、独孤氏改姓刘等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其实汉姓少数民族化也不罕见，北周时期蔡、张、周等汉姓改为大利稽氏、叱罗氏、车非氏，宇文泰赐李弼姓徒河氏，赐赵贵姓乙弗氏，赐杨尚希姓普六茹氏，都是汉姓少数民族化的例证。少数民族姓氏汉化与汉姓少数民族化丰富了中国的姓氏，而姓氏在这里也成了民族融合的证据。
同时，虽然无论在功能还是用法上，我们今天的赵、钱、孙、李诸姓都与战国中期的姓氏基本一致，作为一项制度来说它两千多年没有发生大的调整，但是作为社会结构中血缘关系的镜像，姓氏的社会意义却始终在缘时变动。
比如，先秦时代因为存在大规模的血缘组织，因而产生了姓、氏两级制；然自东汉以后，尽管不少朝代重又出现了累世同居的大家族，但两级制的姓氏结构并没有重新出现。个中原因，一方面与专制国家为征发兵役、赋税而不断加强的对属民的名籍控制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郡县制确立之后，基层社会虽仍存在浓厚的血缘色彩，但全国属民的管理终究主要是通过郡县乡里的地域组织发挥作用，地域组织战胜了血缘组织，姓氏结构发生变动的基础也就消失了。
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姓氏曾经是认定一个人社会等级的最重要因素，但自宋代以后，姓氏却只作为一种血缘标志符号而存在；迄于今日，姓氏作为血缘标志符号的意义也在淡化，在作用上正与名趋同。这是因为个人对血缘组织的依赖日益减弱。魏晋实行按门第取士的九品官人法，姓氏是标识门第出身的第一要素，自然备受重视；宋代以后，科举制经过充分发展已成为选拔人才的基本途径，个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前途主要取决于科考而不再取决于门第，姓氏的重要性亦大为下降。时至今日，乡土社会崩解殆尽，人口流动、离家谋生已成为社会常态，无论是人们对血缘组织的依赖还是血缘组织能提供给人们的依赖都接近于无，姓氏的血缘色彩自然也愈来愈淡化，正变为纯个人的符号。
综上，姓氏绝不仅仅是一种名号，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相当宏富，从姓氏入手，能让我们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察更清晰、更深入。姓与氏作为不同级别血缘组织的名号，两者在先秦时代的区分很明显，古人有所谓“三代之上，姓氏有别”之说，就是由此得出的结论。
首先，在对始祖的追溯上，姓由于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历史悠远，世系模糊，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地追溯，每个姓只能出自想象的祖先——往往是半人半神的人物；而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晚近，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
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顾炎武《日知录·原姓》篇所云“考之于《传》（指《左传》——笔者按），二百五十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即是据此而发的议论。现今的一些姓氏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其实都是不符合先秦实际的错误称谓。周公在先秦典籍中多被提及，均无称“姬旦”者，其被称为“姬旦”，是晚至《晋书·王浑传》才有的事。大概到了晋代，人们对先秦姓氏应用规则已不甚了了，遂以后世制度相比附，此后更是以讹传讹了。
先秦时代的人既有姓又有氏。比如周公，姓“姬”，氏“周”；再如孔子，姓“子”，氏“孔”。女子亦然，著名的苏妲己，姓“己”，氏“苏”；周幽王为博其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的褒姒，姓“姒”，氏“褒”。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上古的姓氏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姓与氏合流，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此后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
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无论男女，其个人称谓都以“姓＋名”的形式出现，人们所熟知的秦王“嬴政”，刺杀嬴政的“荆轲”，为荆轲击筑送行的“高渐离”，就都是“姓＋名”的称谓形式。
再次，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同血缘，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姓子，属殷商遗族（孔子便出自这一支）；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几者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
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到今日，其间具体的姓氏有增有减，有生有灭，比如曾见于孔子门徒中的“漆彫”、“壤驷”等姓氏后世都已绝迹，而“呼延”“尉迟”等姓又在某些时代加入了姓氏大军。姓氏为一个文化整体，始终活跃于政治生活、民族关系、心理民俗等方方面面。
比如，中国历朝都有帝王赐自己的姓氏给功臣宠臣的情况，吴人俞韶为孙策所喜，赐姓为孙；西魏王杰因战功卓著，赐姓宇文氏；唐代罗艺因归顺李渊，赐姓李氏。赐姓其实是帝王用建立拟血缘关系、结成假定意义上的“同姓”的办法，对臣子进行褒奖的一种方式（对叛臣逆臣则以剥夺赐姓进行惩戒），以激励臣子效忠。姓氏在这里与金银玉帛等有形物质本质上相同，成了政治手段的一部分。
再如，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少数民族姓氏汉化和汉姓少数民族化的现象，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姓氏汉化，以北魏孝文帝改革最为著名，当时曾一次就将一百四十四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拓跋氏改姓元、独孤氏改姓刘等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其实汉姓少数民族化也不罕见，北周时期蔡、张、周等汉姓改为大利稽氏、叱罗氏、车非氏，宇文泰赐李弼姓徒河氏，赐赵贵姓乙弗氏，赐杨尚希姓普六茹氏，都是汉姓少数民族化的例证。少数民族姓氏汉化与汉姓少数民族化丰富了中国的姓氏，而姓氏在这里也成了民族融合的证据。
同时，虽然无论在功能还是用法上，我们今天的赵、钱、孙、李诸姓都与战国中期的姓氏基本一致，作为一项制度来说它两千多年没有发生大的调整，但是作为社会结构中血缘关系的镜像，姓氏的社会意义却始终在缘时变动。
比如，先秦时代因为存在大规模的血缘组织，因而产生了姓、氏两级制；然自东汉以后，尽管不少朝代重又出现了累世同居的大家族，但两级制的姓氏结构并没有重新出现。个中原因，一方面与专制国家为征发兵役、赋税而不断加强的对属民的名籍控制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郡县制确立之后，基层社会虽仍存在浓厚的血缘色彩，但全国属民的管理终究主要是通过郡县乡里的地域组织发挥作用，地域组织战胜了血缘组织，姓氏结构发生变动的基础也就消失了。
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姓氏曾经是认定一个人社会等级的最重要因素，但自宋代以后，姓氏却只作为一种血缘标志符号而存在；迄于今日，姓氏作为血缘标志符号的意义也在淡化，在作用上正与名趋同。这是因为个人对血缘组织的依赖日益减弱。魏晋实行按门第取士的九品官人法，姓氏是标识门第出身的第一要素，自然备受重视；宋代以后，科举制经过充分发展已成为选拔人才的基本途径，个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前途主要取决于科考而不再取决于门第，姓氏的重要性亦大为下降。时至今日，乡土社会崩解殆尽，人口流动、离家谋生已成为社会常态，无论是人们对血缘组织的依赖还是血缘组织能提供给人们的依赖都接近于无，姓氏的血缘色彩自然也愈来愈淡化，正变为纯个人的符号。
综上，姓氏绝不仅仅是一种名号，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相当宏富，从姓氏入手，能让我们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察更清晰、更深入。
姓与氏作为不同级别血缘组织的名号，两者在先秦时代的区分很明显，古人有所谓“三代之上，姓氏有别”之说，就是由此得出的结论。
首先，在对始祖的追溯上，姓由于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历史悠远，世系模糊，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地追溯，每个姓只能出自想象的祖先——往往是半人半神的人物；而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晚近，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
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顾炎武《日知录·原姓》篇所云“考之于《传》（指《左传》——笔者按），二百五十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即是据此而发的议论。现今的一些姓氏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其实都是不符合先秦实际的错误称谓。周公在先秦典籍中多被提及，均无称“姬旦”者，其被称为“姬旦”，是晚至《晋书·王浑传》才有的事。大概到了晋代，人们对先秦姓氏应用规则已不甚了了，遂以后世制度相比附，此后更是以讹传讹了。
先秦时代的人既有姓又有氏。比如周公，姓“姬”，氏“周”；再如孔子，姓“子”，氏“孔”。女子亦然，著名的苏妲己，姓“己”，氏“苏”；周幽王为博其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的褒姒，姓“姒”，氏“褒”。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上古的姓氏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姓与氏合流，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此后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
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无论男女，其个人称谓都以“姓＋名”的形式出现，人们所熟知的秦王“嬴政”，刺杀嬴政的“荆轲”，为荆轲击筑送行的“高渐离”，就都是“姓＋名”的称谓形式。
再次，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同血缘，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姓子，属殷商遗族（孔子便出自这一支）；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几者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
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到今日，其间具体的姓氏有增有减，有生有灭，比如曾见于孔子门徒中的“漆彫”、“壤驷”等姓氏后世都已绝迹，而“呼延”“尉迟”等姓又在某些时代加入了姓氏大军。姓氏为一个文化整体，始终活跃于政治生活、民族关系、心理民俗等方方面面。
比如，中国历朝都有帝王赐自己的姓氏给功臣宠臣的情况，吴人俞韶为孙策所喜，赐姓为孙；西魏王杰因战功卓著，赐姓宇文氏；唐代罗艺因归顺李渊，赐姓李氏。赐姓其实是帝王用建立拟血缘关系、结成假定意义上的“同姓”的办法，对臣子进行褒奖的一种方式（对叛臣逆臣则以剥夺赐姓进行惩戒），以激励臣子效忠。姓氏在这里与金银玉帛等有形物质本质上相同，成了政治手段的一部分。
再如，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少数民族姓氏汉化和汉姓少数民族化的现象，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姓氏汉化，以北魏孝文帝改革最为著名，当时曾一次就将一百四十四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拓跋氏改姓元、独孤氏改姓刘等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其实汉姓少数民族化也不罕见，北周时期蔡、张、周等汉姓改为大利稽氏、叱罗氏、车非氏，宇文泰赐李弼姓徒河氏，赐赵贵姓乙弗氏，赐杨尚希姓普六茹氏，都是汉姓少数民族化的例证。少数民族姓氏汉化与汉姓少数民族化丰富了中国的姓氏，而姓氏在这里也成了民族融合的证据。
同时，虽然无论在功能还是用法上，我们今天的赵、钱、孙、李诸姓都与战国中期的姓氏基本一致，作为一项制度来说它两千多年没有发生大的调整，但是作为社会结构中血缘关系的镜像，姓氏的社会意义却始终在缘时变动。
比如，先秦时代因为存在大规模的血缘组织，因而产生了姓、氏两级制；然自东汉以后，尽管不少朝代重又出现了累世同居的大家族，但两级制的姓氏结构并没有重新出现。个中原因，一方面与专制国家为征发兵役、赋税而不断加强的对属民的名籍控制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郡县制确立之后，基层社会虽仍存在浓厚的血缘色彩，但全国属民的管理终究主要是通过郡县乡里的地域组织发挥作用，地域组织战胜了血缘组织，姓氏结构发生变动的基础也就消失了。
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姓氏曾经是认定一个人社会等级的最重要因素，但自宋代以后，姓氏却只作为一种血缘标志符号而存在；迄于今日，姓氏作为血缘标志符号的意义也在淡化，在作用上正与名趋同。这是因为个人对血缘组织的依赖日益减弱。魏晋实行按门第取士的九品官人法，姓氏是标识门第出身的第一要素，自然备受重视；宋代以后，科举制经过充分发展已成为选拔人才的基本途径，个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前途主要取决于科考而不再取决于门第，姓氏的重要性亦大为下降。时至今日，乡土社会崩解殆尽，人口流动、离家谋生已成为社会常态，无论是人们对血缘组织的依赖还是血缘组织能提供给人们的依赖都接近于无，姓氏的血缘色彩自然也愈来愈淡化，正变为纯个人的符号。
综上，姓氏绝不仅仅是一种名号，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相当宏富，从姓氏入手，能让我们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察更清晰、更深入。
姓与氏作为不同级别血缘组织的名号，两者在先秦时代的区分很明显，古人有所谓“三代之上，姓氏有别”之说，就是由此得出的结论。
首先，在对始祖的追溯上，姓由于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历史悠远，世系模糊，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地追溯，每个姓只能出自想象的祖先——往往是半人半神的人物；而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晚近，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
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顾炎武《日知录·原姓》篇所云“考之于《传》（指《左传》——笔者按），二百五十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即是据此而发的议论。现今的一些姓氏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其实都是不符合先秦实际的错误称谓。周公在先秦典籍中多被提及，均无称“姬旦”者，其被称为“姬旦”，是晚至《晋书·王浑传》才有的事。大概到了晋代，人们对先秦姓氏应用规则已不甚了了，遂以后世制度相比附，此后更是以讹传讹了。
先秦时代的人既有姓又有氏。比如周公，姓“姬”，氏“周”；再如孔子，姓“子”，氏“孔”。女子亦然，著名的苏妲己，姓“己”，氏“苏”；周幽王为博其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的褒姒，姓“姒”，氏“褒”。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上古的姓氏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姓与氏合流，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此后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
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无论男女，其个人称谓都以“姓＋名”的形式出现，人们所熟知的秦王“嬴政”，刺杀嬴政的“荆轲”，为荆轲击筑送行的“高渐离”，就都是“姓＋名”的称谓形式。
再次，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同血缘，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姓子，属殷商遗族（孔子便出自这一支）；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几者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
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到今日，其间具体的姓氏有增有减，有生有灭，比如曾见于孔子门徒中的“漆彫”、“壤驷”等姓氏后世都已绝迹，而“呼延”“尉迟”等姓又在某些时代加入了姓氏大军。姓氏为一个文化整体，始终活跃于政治生活、民族关系、心理民俗等方方面面。
比如，中国历朝都有帝王赐自己的姓氏给功臣宠臣的情况，吴人俞韶为孙策所喜，赐姓为孙；西魏王杰因战功卓著，赐姓宇文氏；唐代罗艺因归顺李渊，赐姓李氏。赐姓其实是帝王用建立拟血缘关系、结成假定意义上的“同姓”的办法，对臣子进行褒奖的一种方式（对叛臣逆臣则以剥夺赐姓进行惩戒），以激励臣子效忠。姓氏在这里与金银玉帛等有形物质本质上相同，成了政治手段的一部分。
再如，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少数民族姓氏汉化和汉姓少数民族化的现象，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姓氏汉化，以北魏孝文帝改革最为著名，当时曾一次就将一百四十四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拓跋氏改姓元、独孤氏改姓刘等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其实汉姓少数民族化也不罕见，北周时期蔡、张、周等汉姓改为大利稽氏、叱罗氏、车非氏，宇文泰赐李弼姓徒河氏，赐赵贵姓乙弗氏，赐杨尚希姓普六茹氏，都是汉姓少数民族化的例证。少数民族姓氏汉化与汉姓少数民族化丰富了中国的姓氏，而姓氏在这里也成了民族融合的证据。
同时，虽然无论在功能还是用法上，我们今天的赵、钱、孙、李诸姓都与战国中期的姓氏基本一致，作为一项制度来说它两千多年没有发生大的调整，但是作为社会结构中血缘关系的镜像，姓氏的社会意义却始终在缘时变动。
比如，先秦时代因为存在大规模的血缘组织，因而产生了姓、氏两级制；然自东汉以后，尽管不少朝代重又出现了累世同居的大家族，但两级制的姓氏结构并没有重新出现。个中原因，一方面与专制国家为征发兵役、赋税而不断加强的对属民的名籍控制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郡县制确立之后，基层社会虽仍存在浓厚的血缘色彩，但全国属民的管理终究主要是通过郡县乡里的地域组织发挥作用，地域组织战胜了血缘组织，姓氏结构发生变动的基础也就消失了。
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姓氏曾经是认定一个人社会等级的最重要因素，但自宋代以后，姓氏却只作为一种血缘标志符号而存在；迄于今日，姓氏作为血缘标志符号的意义也在淡化，在作用上正与名趋同。这是因为个人对血缘组织的依赖日益减弱。魏晋实行按门第取士的九品官人法，姓氏是标识门第出身的第一要素，自然备受重视；宋代以后，科举制经过充分发展已成为选拔人才的基本途径，个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前途主要取决于科考而不再取决于门第，姓氏的重要性亦大为下降。时至今日，乡土社会崩解殆尽，人口流动、离家谋生已成为社会常态，无论是人们对血缘组织的依赖还是血缘组织能提供给人们的依赖都接近于无，姓氏的血缘色彩自然也愈来愈淡化，正变为纯个人的符号。
综上，姓氏绝不仅仅是一种名号，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相当宏富，从姓氏入手，能让我们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察更清晰、更深入。
姓与氏作为不同级别血缘组织的名号，两者在先秦时代的区分很明显，古人有所谓“三代之上，姓氏有别”之说，就是由此得出的结论。
首先，在对始祖的追溯上，姓由于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历史悠远，世系模糊，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地追溯，每个姓只能出自想象的祖先——往往是半人半神的人物；而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晚近，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
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顾炎武《日知录·原姓》篇所云“考之于《传》（指《左传》——笔者按），二百五十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即是据此而发的议论。现今的一些姓氏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其实都是不符合先秦实际的错误称谓。周公在先秦典籍中多被提及，均无称“姬旦”者，其被称为“姬旦”，是晚至《晋书·王浑传》才有的事。大概到了晋代，人们对先秦姓氏应用规则已不甚了了，遂以后世制度相比附，此后更是以讹传讹了。
先秦时代的人既有姓又有氏。比如周公，姓“姬”，氏“周”；再如孔子，姓“子”，氏“孔”。女子亦然，著名的苏妲己，姓“己”，氏“苏”；周幽王为博其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的褒姒，姓“姒”，氏“褒”。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上古的姓氏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姓与氏合流，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此后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
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无论男女，其个人称谓都以“姓＋名”的形式出现，人们所熟知的秦王“嬴政”，刺杀嬴政的“荆轲”，为荆轲击筑送行的“高渐离”，就都是“姓＋名”的称谓形式。
再次，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同血缘，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姓子，属殷商遗族（孔子便出自这一支）；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几者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
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到今日，其间具体的姓氏有增有减，有生有灭，比如曾见于孔子门徒中的“漆彫”、“壤驷”等姓氏后世都已绝迹，而“呼延”“尉迟”等姓又在某些时代加入了姓氏大军。姓氏为一个文化整体，始终活跃于政治生活、民族关系、心理民俗等方方面面。
比如，中国历朝都有帝王赐自己的姓氏给功臣宠臣的情况，吴人俞韶为孙策所喜，赐姓为孙；西魏王杰因战功卓著，赐姓宇文氏；唐代罗艺因归顺李渊，赐姓李氏。赐姓其实是帝王用建立拟血缘关系、结成假定意义上的“同姓”的办法，对臣子进行褒奖的一种方式（对叛臣逆臣则以剥夺赐姓进行惩戒），以激励臣子效忠。姓氏在这里与金银玉帛等有形物质本质上相同，成了政治手段的一部分。
再如，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少数民族姓氏汉化和汉姓少数民族化的现象，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姓氏汉化，以北魏孝文帝改革最为著名，当时曾一次就将一百四十四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拓跋氏改姓元、独孤氏改姓刘等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其实汉姓少数民族化也不罕见，北周时期蔡、张、周等汉姓改为大利稽氏、叱罗氏、车非氏，宇文泰赐李弼姓徒河氏，赐赵贵姓乙弗氏，赐杨尚希姓普六茹氏，都是汉姓少数民族化的例证。少数民族姓氏汉化与汉姓少数民族化丰富了中国的姓氏，而姓氏在这里也成了民族融合的证据。
同时，虽然无论在功能还是用法上，我们今天的赵、钱、孙、李诸姓都与战国中期的姓氏基本一致，作为一项制度来说它两千多年没有发生大的调整，但是作为社会结构中血缘关系的镜像，姓氏的社会意义却始终在缘时变动。
比如，先秦时代因为存在大规模的血缘组织，因而产生了姓、氏两级制；然自东汉以后，尽管不少朝代重又出现了累世同居的大家族，但两级制的姓氏结构并没有重新出现。个中原因，一方面与专制国家为征发兵役、赋税而不断加强的对属民的名籍控制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郡县制确立之后，基层社会虽仍存在浓厚的血缘色彩，但全国属民的管理终究主要是通过郡县乡里的地域组织发挥作用，地域组织战胜了血缘组织，姓氏结构发生变动的基础也就消失了。
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姓氏曾经是认定一个人社会等级的最重要因素，但自宋代以后，姓氏却只作为一种血缘标志符号而存在；迄于今日，姓氏作为血缘标志符号的意义也在淡化，在作用上正与名趋同。这是因为个人对血缘组织的依赖日益减弱。魏晋实行按门第取士的九品官人法，姓氏是标识门第出身的第一要素，自然备受重视；宋代以后，科举制经过充分发展已成为选拔人才的基本途径，个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前途主要取决于科考而不再取决于门第，姓氏的重要性亦大为下降。时至今日，乡土社会崩解殆尽，人口流动、离家谋生已成为社会常态，无论是人们对血缘组织的依赖还是血缘组织能提供给人们的依赖都接近于无，姓氏的血缘色彩自然也愈来愈淡化，正变为纯个人的符号。
综上，姓氏绝不仅仅是一种名号，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相当宏富，从姓氏入手，能让我们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察更清晰、更深入。
姓与氏作为不同级别血缘组织的名号，两者在先秦时代的区分很明显，古人有所谓“三代之上，姓氏有别”之说，就是由此得出的结论。
首先，在对始祖的追溯上，姓由于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历史悠远，世系模糊，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地追溯，每个姓只能出自想象的祖先——往往是半人半神的人物；而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晚近，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
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顾炎武《日知录·原姓》篇所云“考之于《传》（指《左传》——笔者按），二百五十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即是据此而发的议论。现今的一些姓氏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其实都是不符合先秦实际的错误称谓。周公在先秦典籍中多被提及，均无称“姬旦”者，其被称为“姬旦”，是晚至《晋书·王浑传》才有的事。大概到了晋代，人们对先秦姓氏应用规则已不甚了了，遂以后世制度相比附，此后更是以讹传讹了。
先秦时代的人既有姓又有氏。比如周公，姓“姬”，氏“周”；再如孔子，姓“子”，氏“孔”。女子亦然，著名的苏妲己，姓“己”，氏“苏”；周幽王为博其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的褒姒，姓“姒”，氏“褒”。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上古的姓氏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姓与氏合流，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此后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
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无论男女，其个人称谓都以“姓＋名”的形式出现，人们所熟知的秦王“嬴政”，刺杀嬴政的“荆轲”，为荆轲击筑送行的“高渐离”，就都是“姓＋名”的称谓形式。
再次，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同血缘，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姓子，属殷商遗族（孔子便出自这一支）；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几者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
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到今日，其间具体的姓氏有增有减，有生有灭，比如曾见于孔子门徒中的“漆彫”、“壤驷”等姓氏后世都已绝迹，而“呼延”“尉迟”等姓又在某些时代加入了姓氏大军。姓氏为一个文化整体，始终活跃于政治生活、民族关系、心理民俗等方方面面。
比如，中国历朝都有帝王赐自己的姓氏给功臣宠臣的情况，吴人俞韶为孙策所喜，赐姓为孙；西魏王杰因战功卓著，赐姓宇文氏；唐代罗艺因归顺李渊，赐姓李氏。赐姓其实是帝王用建立拟血缘关系、结成假定意义上的“同姓”的办法，对臣子进行褒奖的一种方式（对叛臣逆臣则以剥夺赐姓进行惩戒），以激励臣子效忠。姓氏在这里与金银玉帛等有形物质本质上相同，成了政治手段的一部分。
再如，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少数民族姓氏汉化和汉姓少数民族化的现象，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姓氏汉化，以北魏孝文帝改革最为著名，当时曾一次就将一百四十四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拓跋氏改姓元、独孤氏改姓刘等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其实汉姓少数民族化也不罕见，北周时期蔡、张、周等汉姓改为大利稽氏、叱罗氏、车非氏，宇文泰赐李弼姓徒河氏，赐赵贵姓乙弗氏，赐杨尚希姓普六茹氏，都是汉姓少数民族化的例证。少数民族姓氏汉化与汉姓少数民族化丰富了中国的姓氏，而姓氏在这里也成了民族融合的证据。
同时，虽然无论在功能还是用法上，我们今天的赵、钱、孙、李诸姓都与战国中期的姓氏基本一致，作为一项制度来说它两千多年没有发生大的调整，但是作为社会结构中血缘关系的镜像，姓氏的社会意义却始终在缘时变动。
比如，先秦时代因为存在大规模的血缘组织，因而产生了姓、氏两级制；然自东汉以后，尽管不少朝代重又出现了累世同居的大家族，但两级制的姓氏结构并没有重新出现。个中原因，一方面与专制国家为征发兵役、赋税而不断加强的对属民的名籍控制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郡县制确立之后，基层社会虽仍存在浓厚的血缘色彩，但全国属民的管理终究主要是通过郡县乡里的地域组织发挥作用，地域组织战胜了血缘组织，姓氏结构发生变动的基础也就消失了。
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姓氏曾经是认定一个人社会等级的最重要因素，但自宋代以后，姓氏却只作为一种血缘标志符号而存在；迄于今日，姓氏作为血缘标志符号的意义也在淡化，在作用上正与名趋同。这是因为个人对血缘组织的依赖日益减弱。魏晋实行按门第取士的九品官人法，姓氏是标识门第出身的第一要素，自然备受重视；宋代以后，科举制经过充分发展已成为选拔人才的基本途径，个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前途主要取决于科考而不再取决于门第，姓氏的重要性亦大为下降。时至今日，乡土社会崩解殆尽，人口流动、离家谋生已成为社会常态，无论是人们对血缘组织的依赖还是血缘组织能提供给人们的依赖都接近于无，姓氏的血缘色彩自然也愈来愈淡化，正变为纯个人的符号。
综上，姓氏绝不仅仅是一种名号，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相当宏富，从姓氏入手，能让我们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察更清晰、更深入。
姓与氏作为不同级别血缘组织的名号，两者在先秦时代的区分很明显，古人有所谓“三代之上，姓氏有别”之说，就是由此得出的结论。
首先，在对始祖的追溯上，姓由于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历史悠远，世系模糊，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地追溯，每个姓只能出自想象的祖先——往往是半人半神的人物；而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晚近，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
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顾炎武《日知录·原姓》篇所云“考之于《传》（指《左传》——笔者按），二百五十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即是据此而发的议论。现今的一些姓氏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其实都是不符合先秦实际的错误称谓。周公在先秦典籍中多被提及，均无称“姬旦”者，其被称为“姬旦”，是晚至《晋书·王浑传》才有的事。大概到了晋代，人们对先秦姓氏应用规则已不甚了了，遂以后世制度相比附，此后更是以讹传讹了。
先秦时代的人既有姓又有氏。比如周公，姓“姬”，氏“周”；再如孔子，姓“子”，氏“孔”。女子亦然，著名的苏妲己，姓“己”，氏“苏”；周幽王为博其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的褒姒，姓“姒”，氏“褒”。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上古的姓氏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姓与氏合流，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此后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
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无论男女，其个人称谓都以“姓＋名”的形式出现，人们所熟知的秦王“嬴政”，刺杀嬴政的“荆轲”，为荆轲击筑送行的“高渐离”，就都是“姓＋名”的称谓形式。
再次，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同血缘，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姓子，属殷商遗族（孔子便出自这一支）；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几者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
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到今日，其间具体的姓氏有增有减，有生有灭，比如曾见于孔子门徒中的“漆彫”、“壤驷”等姓氏后世都已绝迹，而“呼延”“尉迟”等姓又在某些时代加入了姓氏大军。姓氏为一个文化整体，始终活跃于政治生活、民族关系、心理民俗等方方面面。
比如，中国历朝都有帝王赐自己的姓氏给功臣宠臣的情况，吴人俞韶为孙策所喜，赐姓为孙；西魏王杰因战功卓著，赐姓宇文氏；唐代罗艺因归顺李渊，赐姓李氏。赐姓其实是帝王用建立拟血缘关系、结成假定意义上的“同姓”的办法，对臣子进行褒奖的一种方式（对叛臣逆臣则以剥夺赐姓进行惩戒），以激励臣子效忠。姓氏在这里与金银玉帛等有形物质本质上相同，成了政治手段的一部分。
再如，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少数民族姓氏汉化和汉姓少数民族化的现象，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姓氏汉化，以北魏孝文帝改革最为著名，当时曾一次就将一百四十四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拓跋氏改姓元、独孤氏改姓刘等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其实汉姓少数民族化也不罕见，北周时期蔡、张、周等汉姓改为大利稽氏、叱罗氏、车非氏，宇文泰赐李弼姓徒河氏，赐赵贵姓乙弗氏，赐杨尚希姓普六茹氏，都是汉姓少数民族化的例证。少数民族姓氏汉化与汉姓少数民族化丰富了中国的姓氏，而姓氏在这里也成了民族融合的证据。
同时，虽然无论在功能还是用法上，我们今天的赵、钱、孙、李诸姓都与战国中期的姓氏基本一致，作为一项制度来说它两千多年没有发生大的调整，但是作为社会结构中血缘关系的镜像，姓氏的社会意义却始终在缘时变动。
比如，先秦时代因为存在大规模的血缘组织，因而产生了姓、氏两级制；然自东汉以后，尽管不少朝代重又出现了累世同居的大家族，但两级制的姓氏结构并没有重新出现。个中原因，一方面与专制国家为征发兵役、赋税而不断加强的对属民的名籍控制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郡县制确立之后，基层社会虽仍存在浓厚的血缘色彩，但全国属民的管理终究主要是通过郡县乡里的地域组织发挥作用，地域组织战胜了血缘组织，姓氏结构发生变动的基础也就消失了。
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姓氏曾经是认定一个人社会等级的最重要因素，但自宋代以后，姓氏却只作为一种血缘标志符号而存在；迄于今日，姓氏作为血缘标志符号的意义也在淡化，在作用上正与名趋同。这是因为个人对血缘组织的依赖日益减弱。魏晋实行按门第取士的九品官人法，姓氏是标识门第出身的第一要素，自然备受重视；宋代以后，科举制经过充分发展已成为选拔人才的基本途径，个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前途主要取决于科考而不再取决于门第，姓氏的重要性亦大为下降。时至今日，乡土社会崩解殆尽，人口流动、离家谋生已成为社会常态，无论是人们对血缘组织的依赖还是血缘组织能提供给人们的依赖都接近于无，姓氏的血缘色彩自然也愈来愈淡化，正变为纯个人的符号。
综上，姓氏绝不仅仅是一种名号，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相当宏富，从姓氏入手，能让我们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察更清晰、更深入。
姓与氏作为不同级别血缘组织的名号，两者在先秦时代的区分很明显，古人有所谓“三代之上，姓氏有别”之说，就是由此得出的结论。
首先，在对始祖的追溯上，姓由于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历史悠远，世系模糊，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地追溯，每个姓只能出自想象的祖先——往往是半人半神的人物；而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晚近，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
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顾炎武《日知录·原姓》篇所云“考之于《传》（指《左传》——笔者按），二百五十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即是据此而发的议论。现今的一些姓氏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其实都是不符合先秦实际的错误称谓。周公在先秦典籍中多被提及，均无称“姬旦”者，其被称为“姬旦”，是晚至《晋书·王浑传》才有的事。大概到了晋代，人们对先秦姓氏应用规则已不甚了了，遂以后世制度相比附，此后更是以讹传讹了。
先秦时代的人既有姓又有氏。比如周公，姓“姬”，氏“周”；再如孔子，姓“子”，氏“孔”。女子亦然，著名的苏妲己，姓“己”，氏“苏”；周幽王为博其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的褒姒，姓“姒”，氏“褒”。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上古的姓氏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姓与氏合流，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此后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
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无论男女，其个人称谓都以“姓＋名”的形式出现，人们所熟知的秦王“嬴政”，刺杀嬴政的“荆轲”，为荆轲击筑送行的“高渐离”，就都是“姓＋名”的称谓形式。
再次，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同血缘，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姓子，属殷商遗族（孔子便出自这一支）；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几者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
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到今日，其间具体的姓氏有增有减，有生有灭，比如曾见于孔子门徒中的“漆彫”、“壤驷”等姓氏后世都已绝迹，而“呼延”“尉迟”等姓又在某些时代加入了姓氏大军。姓氏为一个文化整体，始终活跃于政治生活、民族关系、心理民俗等方方面面。
比如，中国历朝都有帝王赐自己的姓氏给功臣宠臣的情况，吴人俞韶为孙策所喜，赐姓为孙；西魏王杰因战功卓著，赐姓宇文氏；唐代罗艺因归顺李渊，赐姓李氏。赐姓其实是帝王用建立拟血缘关系、结成假定意义上的“同姓”的办法，对臣子进行褒奖的一种方式（对叛臣逆臣则以剥夺赐姓进行惩戒），以激励臣子效忠。姓氏在这里与金银玉帛等有形物质本质上相同，成了政治手段的一部分。
再如，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少数民族姓氏汉化和汉姓少数民族化的现象，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姓氏汉化，以北魏孝文帝改革最为著名，当时曾一次就将一百四十四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拓跋氏改姓元、独孤氏改姓刘等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其实汉姓少数民族化也不罕见，北周时期蔡、张、周等汉姓改为大利稽氏、叱罗氏、车非氏，宇文泰赐李弼姓徒河氏，赐赵贵姓乙弗氏，赐杨尚希姓普六茹氏，都是汉姓少数民族化的例证。少数民族姓氏汉化与汉姓少数民族化丰富了中国的姓氏，而姓氏在这里也成了民族融合的证据。
同时，虽然无论在功能还是用法上，我们今天的赵、钱、孙、李诸姓都与战国中期的姓氏基本一致，作为一项制度来说它两千多年没有发生大的调整，但是作为社会结构中血缘关系的镜像，姓氏的社会意义却始终在缘时变动。
比如，先秦时代因为存在大规模的血缘组织，因而产生了姓、氏两级制；然自东汉以后，尽管不少朝代重又出现了累世同居的大家族，但两级制的姓氏结构并没有重新出现。个中原因，一方面与专制国家为征发兵役、赋税而不断加强的对属民的名籍控制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郡县制确立之后，基层社会虽仍存在浓厚的血缘色彩，但全国属民的管理终究主要是通过郡县乡里的地域组织发挥作用，地域组织战胜了血缘组织，姓氏结构发生变动的基础也就消失了。
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姓氏曾经是认定一个人社会等级的最重要因素，但自宋代以后，姓氏却只作为一种血缘标志符号而存在；迄于今日，姓氏作为血缘标志符号的意义也在淡化，在作用上正与名趋同。这是因为个人对血缘组织的依赖日益减弱。魏晋实行按门第取士的九品官人法，姓氏是标识门第出身的第一要素，自然备受重视；宋代以后，科举制经过充分发展已成为选拔人才的基本途径，个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前途主要取决于科考而不再取决于门第，姓氏的重要性亦大为下降。时至今日，乡土社会崩解殆尽，人口流动、离家谋生已成为社会常态，无论是人们对血缘组织的依赖还是血缘组织能提供给人们的依赖都接近于无，姓氏的血缘色彩自然也愈来愈淡化，正变为纯个人的符号。
综上，姓氏绝不仅仅是一种名号，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相当宏富，从姓氏入手，能让我们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察更清晰、更深入。
姓与氏作为不同级别血缘组织的名号，两者在先秦时代的区分很明显，古人有所谓“三代之上，姓氏有别”之说，就是由此得出的结论。
首先，在对始祖的追溯上，姓由于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历史悠远，世系模糊，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地追溯，每个姓只能出自想象的祖先——往往是半人半神的人物；而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晚近，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
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顾炎武《日知录·原姓》篇所云“考之于《传》（指《左传》——笔者按），二百五十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即是据此而发的议论。现今的一些姓氏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其实都是不符合先秦实际的错误称谓。周公在先秦典籍中多被提及，均无称“姬旦”者，其被称为“姬旦”，是晚至《晋书·王浑传》才有的事。大概到了晋代，人们对先秦姓氏应用规则已不甚了了，遂以后世制度相比附，此后更是以讹传讹了。
先秦时代的人既有姓又有氏。比如周公，姓“姬”，氏“周”；再如孔子，姓“子”，氏“孔”。女子亦然，著名的苏妲己，姓“己”，氏“苏”；周幽王为博其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的褒姒，姓“姒”，氏“褒”。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上古的姓氏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姓与氏合流，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此后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
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无论男女，其个人称谓都以“姓＋名”的形式出现，人们所熟知的秦王“嬴政”，刺杀嬴政的“荆轲”，为荆轲击筑送行的“高渐离”，就都是“姓＋名”的称谓形式。
再次，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同血缘，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姓子，属殷商遗族（孔子便出自这一支）；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几者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
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到今日，其间具体的姓氏有增有减，有生有灭，比如曾见于孔子门徒中的“漆彫”、“壤驷”等姓氏后世都已绝迹，而“呼延”“尉迟”等姓又在某些时代加入了姓氏大军。姓氏为一个文化整体，始终活跃于政治生活、民族关系、心理民俗等方方面面。
比如，中国历朝都有帝王赐自己的姓氏给功臣宠臣的情况，吴人俞韶为孙策所喜，赐姓为孙；西魏王杰因战功卓著，赐姓宇文氏；唐代罗艺因归顺李渊，赐姓李氏。赐姓其实是帝王用建立拟血缘关系、结成假定意义上的“同姓”的办法，对臣子进行褒奖的一种方式（对叛臣逆臣则以剥夺赐姓进行惩戒），以激励臣子效忠。姓氏在这里与金银玉帛等有形物质本质上相同，成了政治手段的一部分。
再如，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少数民族姓氏汉化和汉姓少数民族化的现象，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姓氏汉化，以北魏孝文帝改革最为著名，当时曾一次就将一百四十四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拓跋氏改姓元、独孤氏改姓刘等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其实汉姓少数民族化也不罕见，北周时期蔡、张、周等汉姓改为大利稽氏、叱罗氏、车非氏，宇文泰赐李弼姓徒河氏，赐赵贵姓乙弗氏，赐杨尚希姓普六茹氏，都是汉姓少数民族化的例证。少数民族姓氏汉化与汉姓少数民族化丰富了中国的姓氏，而姓氏在这里也成了民族融合的证据。
同时，虽然无论在功能还是用法上，我们今天的赵、钱、孙、李诸姓都与战国中期的姓氏基本一致，作为一项制度来说它两千多年没有发生大的调整，但是作为社会结构中血缘关系的镜像，姓氏的社会意义却始终在缘时变动。
比如，先秦时代因为存在大规模的血缘组织，因而产生了姓、氏两级制；然自东汉以后，尽管不少朝代重又出现了累世同居的大家族，但两级制的姓氏结构并没有重新出现。个中原因，一方面与专制国家为征发兵役、赋税而不断加强的对属民的名籍控制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郡县制确立之后，基层社会虽仍存在浓厚的血缘色彩，但全国属民的管理终究主要是通过郡县乡里的地域组织发挥作用，地域组织战胜了血缘组织，姓氏结构发生变动的基础也就消失了。
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姓氏曾经是认定一个人社会等级的最重要因素，但自宋代以后，姓氏却只作为一种血缘标志符号而存在；迄于今日，姓氏作为血缘标志符号的意义也在淡化，在作用上正与名趋同。这是因为个人对血缘组织的依赖日益减弱。魏晋实行按门第取士的九品官人法，姓氏是标识门第出身的第一要素，自然备受重视；宋代以后，科举制经过充分发展已成为选拔人才的基本途径，个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前途主要取决于科考而不再取决于门第，姓氏的重要性亦大为下降。时至今日，乡土社会崩解殆尽，人口流动、离家谋生已成为社会常态，无论是人们对血缘组织的依赖还是血缘组织能提供给人们的依赖都接近于无，姓氏的血缘色彩自然也愈来愈淡化，正变为纯个人的符号。
综上，姓氏绝不仅仅是一种名号，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相当宏富，从姓氏入手，能让我们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察更清晰、更深入。
姓与氏作为不同级别血缘组织的名号，两者在先秦时代的区分很明显，古人有所谓“三代之上，姓氏有别”之说，就是由此得出的结论。
首先，在对始祖的追溯上，姓由于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历史悠远，世系模糊，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地追溯，每个姓只能出自想象的祖先——往往是半人半神的人物；而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晚近，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
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顾炎武《日知录·原姓》篇所云“考之于《传》（指《左传》——笔者按），二百五十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即是据此而发的议论。现今的一些姓氏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其实都是不符合先秦实际的错误称谓。周公在先秦典籍中多被提及，均无称“姬旦”者，其被称为“姬旦”，是晚至《晋书·王浑传》才有的事。大概到了晋代，人们对先秦姓氏应用规则已不甚了了，遂以后世制度相比附，此后更是以讹传讹了。
先秦时代的人既有姓又有氏。比如周公，姓“姬”，氏“周”；再如孔子，姓“子”，氏“孔”。女子亦然，著名的苏妲己，姓“己”，氏“苏”；周幽王为博其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的褒姒，姓“姒”，氏“褒”。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上古的姓氏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姓与氏合流，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此后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
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无论男女，其个人称谓都以“姓＋名”的形式出现，人们所熟知的秦王“嬴政”，刺杀嬴政的“荆轲”，为荆轲击筑送行的“高渐离”，就都是“姓＋名”的称谓形式。
再次，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同血缘，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姓子，属殷商遗族（孔子便出自这一支）；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几者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
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到今日，其间具体的姓氏有增有减，有生有灭，比如曾见于孔子门徒中的“漆彫”、“壤驷”等姓氏后世都已绝迹，而“呼延”“尉迟”等姓又在某些时代加入了姓氏大军。姓氏为一个文化整体，始终活跃于政治生活、民族关系、心理民俗等方方面面。
比如，中国历朝都有帝王赐自己的姓氏给功臣宠臣的情况，吴人俞韶为孙策所喜，赐姓为孙；西魏王杰因战功卓著，赐姓宇文氏；唐代罗艺因归顺李渊，赐姓李氏。赐姓其实是帝王用建立拟血缘关系、结成假定意义上的“同姓”的办法，对臣子进行褒奖的一种方式（对叛臣逆臣则以剥夺赐姓进行惩戒），以激励臣子效忠。姓氏在这里与金银玉帛等有形物质本质上相同，成了政治手段的一部分。
再如，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少数民族姓氏汉化和汉姓少数民族化的现象，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姓氏汉化，以北魏孝文帝改革最为著名，当时曾一次就将一百四十四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拓跋氏改姓元、独孤氏改姓刘等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其实汉姓少数民族化也不罕见，北周时期蔡、张、周等汉姓改为大利稽氏、叱罗氏、车非氏，宇文泰赐李弼姓徒河氏，赐赵贵姓乙弗氏，赐杨尚希姓普六茹氏，都是汉姓少数民族化的例证。少数民族姓氏汉化与汉姓少数民族化丰富了中国的姓氏，而姓氏在这里也成了民族融合的证据。
同时，虽然无论在功能还是用法上，我们今天的赵、钱、孙、李诸姓都与战国中期的姓氏基本一致，作为一项制度来说它两千多年没有发生大的调整，但是作为社会结构中血缘关系的镜像，姓氏的社会意义却始终在缘时变动。
比如，先秦时代因为存在大规模的血缘组织，因而产生了姓、氏两级制；然自东汉以后，尽管不少朝代重又出现了累世同居的大家族，但两级制的姓氏结构并没有重新出现。个中原因，一方面与专制国家为征发兵役、赋税而不断加强的对属民的名籍控制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郡县制确立之后，基层社会虽仍存在浓厚的血缘色彩，但全国属民的管理终究主要是通过郡县乡里的地域组织发挥作用，地域组织战胜了血缘组织，姓氏结构发生变动的基础也就消失了。
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姓氏曾经是认定一个人社会等级的最重要因素，但自宋代以后，姓氏却只作为一种血缘标志符号而存在；迄于今日，姓氏作为血缘标志符号的意义也在淡化，在作用上正与名趋同。这是因为个人对血缘组织的依赖日益减弱。魏晋实行按门第取士的九品官人法，姓氏是标识门第出身的第一要素，自然备受重视；宋代以后，科举制经过充分发展已成为选拔人才的基本途径，个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前途主要取决于科考而不再取决于门第，姓氏的重要性亦大为下降。时至今日，乡土社会崩解殆尽，人口流动、离家谋生已成为社会常态，无论是人们对血缘组织的依赖还是血缘组织能提供给人们的依赖都接近于无，姓氏的血缘色彩自然也愈来愈淡化，正变为纯个人的符号。
综上，姓氏绝不仅仅是一种名号，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相当宏富，从姓氏入手，能让我们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察更清晰、更深入。
姓与氏作为不同级别血缘组织的名号，两者在先秦时代的区分很明显，古人有所谓“三代之上，姓氏有别”之说，就是由此得出的结论。
首先，在对始祖的追溯上，姓由于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历史悠远，世系模糊，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地追溯，每个姓只能出自想象的祖先——往往是半人半神的人物；而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晚近，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
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顾炎武《日知录·原姓》篇所云“考之于《传》（指《左传》——笔者按），二百五十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即是据此而发的议论。现今的一些姓氏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其实都是不符合先秦实际的错误称谓。周公在先秦典籍中多被提及，均无称“姬旦”者，其被称为“姬旦”，是晚至《晋书·王浑传》才有的事。大概到了晋代，人们对先秦姓氏应用规则已不甚了了，遂以后世制度相比附，此后更是以讹传讹了。
先秦时代的人既有姓又有氏。比如周公，姓“姬”，氏“周”；再如孔子，姓“子”，氏“孔”。女子亦然，著名的苏妲己，姓“己”，氏“苏”；周幽王为博其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的褒姒，姓“姒”，氏“褒”。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上古的姓氏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姓与氏合流，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此后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
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无论男女，其个人称谓都以“姓＋名”的形式出现，人们所熟知的秦王“嬴政”，刺杀嬴政的“荆轲”，为荆轲击筑送行的“高渐离”，就都是“姓＋名”的称谓形式。
再次，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同血缘，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姓子，属殷商遗族（孔子便出自这一支）；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几者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
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到今日，其间具体的姓氏有增有减，有生有灭，比如曾见于孔子门徒中的“漆彫”、“壤驷”等姓氏后世都已绝迹，而“呼延”“尉迟”等姓又在某些时代加入了姓氏大军。姓氏为一个文化整体，始终活跃于政治生活、民族关系、心理民俗等方方面面。
比如，中国历朝都有帝王赐自己的姓氏给功臣宠臣的情况，吴人俞韶为孙策所喜，赐姓为孙；西魏王杰因战功卓著，赐姓宇文氏；唐代罗艺因归顺李渊，赐姓李氏。赐姓其实是帝王用建立拟血缘关系、结成假定意义上的“同姓”的办法，对臣子进行褒奖的一种方式（对叛臣逆臣则以剥夺赐姓进行惩戒），以激励臣子效忠。姓氏在这里与金银玉帛等有形物质本质上相同，成了政治手段的一部分。
再如，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少数民族姓氏汉化和汉姓少数民族化的现象，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姓氏汉化，以北魏孝文帝改革最为著名，当时曾一次就将一百四十四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拓跋氏改姓元、独孤氏改姓刘等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其实汉姓少数民族化也不罕见，北周时期蔡、张、周等汉姓改为大利稽氏、叱罗氏、车非氏，宇文泰赐李弼姓徒河氏，赐赵贵姓乙弗氏，赐杨尚希姓普六茹氏，都是汉姓少数民族化的例证。少数民族姓氏汉化与汉姓少数民族化丰富了中国的姓氏，而姓氏在这里也成了民族融合的证据。
同时，虽然无论在功能还是用法上，我们今天的赵、钱、孙、李诸姓都与战国中期的姓氏基本一致，作为一项制度来说它两千多年没有发生大的调整，但是作为社会结构中血缘关系的镜像，姓氏的社会意义却始终在缘时变动。
比如，先秦时代因为存在大规模的血缘组织，因而产生了姓、氏两级制；然自东汉以后，尽管不少朝代重又出现了累世同居的大家族，但两级制的姓氏结构并没有重新出现。个中原因，一方面与专制国家为征发兵役、赋税而不断加强的对属民的名籍控制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郡县制确立之后，基层社会虽仍存在浓厚的血缘色彩，但全国属民的管理终究主要是通过郡县乡里的地域组织发挥作用，地域组织战胜了血缘组织，姓氏结构发生变动的基础也就消失了。
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姓氏曾经是认定一个人社会等级的最重要因素，但自宋代以后，姓氏却只作为一种血缘标志符号而存在；迄于今日，姓氏作为血缘标志符号的意义也在淡化，在作用上正与名趋同。这是因为个人对血缘组织的依赖日益减弱。魏晋实行按门第取士的九品官人法，姓氏是标识门第出身的第一要素，自然备受重视；宋代以后，科举制经过充分发展已成为选拔人才的基本途径，个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前途主要取决于科考而不再取决于门第，姓氏的重要性亦大为下降。时至今日，乡土社会崩解殆尽，人口流动、离家谋生已成为社会常态，无论是人们对血缘组织的依赖还是血缘组织能提供给人们的依赖都接近于无，姓氏的血缘色彩自然也愈来愈淡化，正变为纯个人的符号。
综上，姓氏绝不仅仅是一种名号，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相当宏富，从姓氏入手，能让我们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察更清晰、更深入。
姓与氏作为不同级别血缘组织的名号，两者在先秦时代的区分很明显，古人有所谓“三代之上，姓氏有别”之说，就是由此得出的结论。
首先，在对始祖的追溯上，姓由于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历史悠远，世系模糊，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地追溯，每个姓只能出自想象的祖先——往往是半人半神的人物；而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晚近，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
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顾炎武《日知录·原姓》篇所云“考之于《传》（指《左传》——笔者按），二百五十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即是据此而发的议论。现今的一些姓氏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其实都是不符合先秦实际的错误称谓。周公在先秦典籍中多被提及，均无称“姬旦”者，其被称为“姬旦”，是晚至《晋书·王浑传》才有的事。大概到了晋代，人们对先秦姓氏应用规则已不甚了了，遂以后世制度相比附，此后更是以讹传讹了。
先秦时代的人既有姓又有氏。比如周公，姓“姬”，氏“周”；再如孔子，姓“子”，氏“孔”。女子亦然，著名的苏妲己，姓“己”，氏“苏”；周幽王为博其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的褒姒，姓“姒”，氏“褒”。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上古的姓氏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姓与氏合流，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此后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
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无论男女，其个人称谓都以“姓＋名”的形式出现，人们所熟知的秦王“嬴政”，刺杀嬴政的“荆轲”，为荆轲击筑送行的“高渐离”，就都是“姓＋名”的称谓形式。
再次，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同血缘，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姓子，属殷商遗族（孔子便出自这一支）；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几者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
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到今日，其间具体的姓氏有增有减，有生有灭，比如曾见于孔子门徒中的“漆彫”、“壤驷”等姓氏后世都已绝迹，而“呼延”“尉迟”等姓又在某些时代加入了姓氏大军。姓氏为一个文化整体，始终活跃于政治生活、民族关系、心理民俗等方方面面。
比如，中国历朝都有帝王赐自己的姓氏给功臣宠臣的情况，吴人俞韶为孙策所喜，赐姓为孙；西魏王杰因战功卓著，赐姓宇文氏；唐代罗艺因归顺李渊，赐姓李氏。赐姓其实是帝王用建立拟血缘关系、结成假定意义上的“同姓”的办法，对臣子进行褒奖的一种方式（对叛臣逆臣则以剥夺赐姓进行惩戒），以激励臣子效忠。姓氏在这里与金银玉帛等有形物质本质上相同，成了政治手段的一部分。
再如，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少数民族姓氏汉化和汉姓少数民族化的现象，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姓氏汉化，以北魏孝文帝改革最为著名，当时曾一次就将一百四十四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拓跋氏改姓元、独孤氏改姓刘等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其实汉姓少数民族化也不罕见，北周时期蔡、张、周等汉姓改为大利稽氏、叱罗氏、车非氏，宇文泰赐李弼姓徒河氏，赐赵贵姓乙弗氏，赐杨尚希姓普六茹氏，都是汉姓少数民族化的例证。少数民族姓氏汉化与汉姓少数民族化丰富了中国的姓氏，而姓氏在这里也成了民族融合的证据。
同时，虽然无论在功能还是用法上，我们今天的赵、钱、孙、李诸姓都与战国中期的姓氏基本一致，作为一项制度来说它两千多年没有发生大的调整，但是作为社会结构中血缘关系的镜像，姓氏的社会意义却始终在缘时变动。
比如，先秦时代因为存在大规模的血缘组织，因而产生了姓、氏两级制；然自东汉以后，尽管不少朝代重又出现了累世同居的大家族，但两级制的姓氏结构并没有重新出现。个中原因，一方面与专制国家为征发兵役、赋税而不断加强的对属民的名籍控制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郡县制确立之后，基层社会虽仍存在浓厚的血缘色彩，但全国属民的管理终究主要是通过郡县乡里的地域组织发挥作用，地域组织战胜了血缘组织，姓氏结构发生变动的基础也就消失了。
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姓氏曾经是认定一个人社会等级的最重要因素，但自宋代以后，姓氏却只作为一种血缘标志符号而存在；迄于今日，姓氏作为血缘标志符号的意义也在淡化，在作用上正与名趋同。这是因为个人对血缘组织的依赖日益减弱。魏晋实行按门第取士的九品官人法，姓氏是标识门第出身的第一要素，自然备受重视；宋代以后，科举制经过充分发展已成为选拔人才的基本途径，个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前途主要取决于科考而不再取决于门第，姓氏的重要性亦大为下降。时至今日，乡土社会崩解殆尽，人口流动、离家谋生已成为社会常态，无论是人们对血缘组织的依赖还是血缘组织能提供给人们的依赖都接近于无，姓氏的血缘色彩自然也愈来愈淡化，正变为纯个人的符号。
综上，姓氏绝不仅仅是一种名号，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相当宏富，从姓氏入手，能让我们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察更清晰、更深入。
姓与氏作为不同级别血缘组织的名号，两者在先秦时代的区分很明显，古人有所谓“三代之上，姓氏有别”之说，就是由此得出的结论。
首先，在对始祖的追溯上，姓由于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历史悠远，世系模糊，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地追溯，每个姓只能出自想象的祖先——往往是半人半神的人物；而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晚近，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
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顾炎武《日知录·原姓》篇所云“考之于《传》（指《左传》——笔者按），二百五十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即是据此而发的议论。现今的一些姓氏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其实都是不符合先秦实际的错误称谓。周公在先秦典籍中多被提及，均无称“姬旦”者，其被称为“姬旦”，是晚至《晋书·王浑传》才有的事。大概到了晋代，人们对先秦姓氏应用规则已不甚了了，遂以后世制度相比附，此后更是以讹传讹了。
先秦时代的人既有姓又有氏。比如周公，姓“姬”，氏“周”；再如孔子，姓“子”，氏“孔”。女子亦然，著名的苏妲己，姓“己”，氏“苏”；周幽王为博其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的褒姒，姓“姒”，氏“褒”。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上古的姓氏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姓与氏合流，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此后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
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无论男女，其个人称谓都以“姓＋名”的形式出现，人们所熟知的秦王“嬴政”，刺杀嬴政的“荆轲”，为荆轲击筑送行的“高渐离”，就都是“姓＋名”的称谓形式。
再次，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同血缘，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姓子，属殷商遗族（孔子便出自这一支）；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几者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
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到今日，其间具体的姓氏有增有减，有生有灭，比如曾见于孔子门徒中的“漆彫”、“壤驷”等姓氏后世都已绝迹，而“呼延”“尉迟”等姓又在某些时代加入了姓氏大军。姓氏为一个文化整体，始终活跃于政治生活、民族关系、心理民俗等方方面面。
比如，中国历朝都有帝王赐自己的姓氏给功臣宠臣的情况，吴人俞韶为孙策所喜，赐姓为孙；西魏王杰因战功卓著，赐姓宇文氏；唐代罗艺因归顺李渊，赐姓李氏。赐姓其实是帝王用建立拟血缘关系、结成假定意义上的“同姓”的办法，对臣子进行褒奖的一种方式（对叛臣逆臣则以剥夺赐姓进行惩戒），以激励臣子效忠。姓氏在这里与金银玉帛等有形物质本质上相同，成了政治手段的一部分。
再如，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少数民族姓氏汉化和汉姓少数民族化的现象，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姓氏汉化，以北魏孝文帝改革最为著名，当时曾一次就将一百四十四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拓跋氏改姓元、独孤氏改姓刘等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其实汉姓少数民族化也不罕见，北周时期蔡、张、周等汉姓改为大利稽氏、叱罗氏、车非氏，宇文泰赐李弼姓徒河氏，赐赵贵姓乙弗氏，赐杨尚希姓普六茹氏，都是汉姓少数民族化的例证。少数民族姓氏汉化与汉姓少数民族化丰富了中国的姓氏，而姓氏在这里也成了民族融合的证据。
同时，虽然无论在功能还是用法上，我们今天的赵、钱、孙、李诸姓都与战国中期的姓氏基本一致，作为一项制度来说它两千多年没有发生大的调整，但是作为社会结构中血缘关系的镜像，姓氏的社会意义却始终在缘时变动。
比如，先秦时代因为存在大规模的血缘组织，因而产生了姓、氏两级制；然自东汉以后，尽管不少朝代重又出现了累世同居的大家族，但两级制的姓氏结构并没有重新出现。个中原因，一方面与专制国家为征发兵役、赋税而不断加强的对属民的名籍控制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郡县制确立之后，基层社会虽仍存在浓厚的血缘色彩，但全国属民的管理终究主要是通过郡县乡里的地域组织发挥作用，地域组织战胜了血缘组织，姓氏结构发生变动的基础也就消失了。
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姓氏曾经是认定一个人社会等级的最重要因素，但自宋代以后，姓氏却只作为一种血缘标志符号而存在；迄于今日，姓氏作为血缘标志符号的意义也在淡化，在作用上正与名趋同。这是因为个人对血缘组织的依赖日益减弱。魏晋实行按门第取士的九品官人法，姓氏是标识门第出身的第一要素，自然备受重视；宋代以后，科举制经过充分发展已成为选拔人才的基本途径，个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前途主要取决于科考而不再取决于门第，姓氏的重要性亦大为下降。时至今日，乡土社会崩解殆尽，人口流动、离家谋生已成为社会常态，无论是人们对血缘组织的依赖还是血缘组织能提供给人们的依赖都接近于无，姓氏的血缘色彩自然也愈来愈淡化，正变为纯个人的符号。
综上，姓氏绝不仅仅是一种名号，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相当宏富，从姓氏入手，能让我们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察更清晰、更深入。
姓与氏作为不同级别血缘组织的名号，两者在先秦时代的区分很明显，古人有所谓“三代之上，姓氏有别”之说，就是由此得出的结论。
首先，在对始祖的追溯上，姓由于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历史悠远，世系模糊，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地追溯，每个姓只能出自想象的祖先——往往是半人半神的人物；而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晚近，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
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顾炎武《日知录·原姓》篇所云“考之于《传》（指《左传》——笔者按），二百五十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即是据此而发的议论。现今的一些姓氏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其实都是不符合先秦实际的错误称谓。周公在先秦典籍中多被提及，均无称“姬旦”者，其被称为“姬旦”，是晚至《晋书·王浑传》才有的事。大概到了晋代，人们对先秦姓氏应用规则已不甚了了，遂以后世制度相比附，此后更是以讹传讹了。
先秦时代的人既有姓又有氏。比如周公，姓“姬”，氏“周”；再如孔子，姓“子”，氏“孔”。女子亦然，著名的苏妲己，姓“己”，氏“苏”；周幽王为博其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的褒姒，姓“姒”，氏“褒”。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上古的姓氏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姓与氏合流，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此后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
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无论男女，其个人称谓都以“姓＋名”的形式出现，人们所熟知的秦王“嬴政”，刺杀嬴政的“荆轲”，为荆轲击筑送行的“高渐离”，就都是“姓＋名”的称谓形式。
再次，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同血缘，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姓子，属殷商遗族（孔子便出自这一支）；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几者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
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到今日，其间具体的姓氏有增有减，有生有灭，比如曾见于孔子门徒中的“漆彫”、“壤驷”等姓氏后世都已绝迹，而“呼延”“尉迟”等姓又在某些时代加入了姓氏大军。姓氏为一个文化整体，始终活跃于政治生活、民族关系、心理民俗等方方面面。
比如，中国历朝都有帝王赐自己的姓氏给功臣宠臣的情况，吴人俞韶为孙策所喜，赐姓为孙；西魏王杰因战功卓著，赐姓宇文氏；唐代罗艺因归顺李渊，赐姓李氏。赐姓其实是帝王用建立拟血缘关系、结成假定意义上的“同姓”的办法，对臣子进行褒奖的一种方式（对叛臣逆臣则以剥夺赐姓进行惩戒），以激励臣子效忠。姓氏在这里与金银玉帛等有形物质本质上相同，成了政治手段的一部分。
再如，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少数民族姓氏汉化和汉姓少数民族化的现象，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姓氏汉化，以北魏孝文帝改革最为著名，当时曾一次就将一百四十四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拓跋氏改姓元、独孤氏改姓刘等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其实汉姓少数民族化也不罕见，北周时期蔡、张、周等汉姓改为大利稽氏、叱罗氏、车非氏，宇文泰赐李弼姓徒河氏，赐赵贵姓乙弗氏，赐杨尚希姓普六茹氏，都是汉姓少数民族化的例证。少数民族姓氏汉化与汉姓少数民族化丰富了中国的姓氏，而姓氏在这里也成了民族融合的证据。
同时，虽然无论在功能还是用法上，我们今天的赵、钱、孙、李诸姓都与战国中期的姓氏基本一致，作为一项制度来说它两千多年没有发生大的调整，但是作为社会结构中血缘关系的镜像，姓氏的社会意义却始终在缘时变动。
比如，先秦时代因为存在大规模的血缘组织，因而产生了姓、氏两级制；然自东汉以后，尽管不少朝代重又出现了累世同居的大家族，但两级制的姓氏结构并没有重新出现。个中原因，一方面与专制国家为征发兵役、赋税而不断加强的对属民的名籍控制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郡县制确立之后，基层社会虽仍存在浓厚的血缘色彩，但全国属民的管理终究主要是通过郡县乡里的地域组织发挥作用，地域组织战胜了血缘组织，姓氏结构发生变动的基础也就消失了。
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姓氏曾经是认定一个人社会等级的最重要因素，但自宋代以后，姓氏却只作为一种血缘标志符号而存在；迄于今日，姓氏作为血缘标志符号的意义也在淡化，在作用上正与名趋同。这是因为个人对血缘组织的依赖日益减弱。魏晋实行按门第取士的九品官人法，姓氏是标识门第出身的第一要素，自然备受重视；宋代以后，科举制经过充分发展已成为选拔人才的基本途径，个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前途主要取决于科考而不再取决于门第，姓氏的重要性亦大为下降。时至今日，乡土社会崩解殆尽，人口流动、离家谋生已成为社会常态，无论是人们对血缘组织的依赖还是血缘组织能提供给人们的依赖都接近于无，姓氏的血缘色彩自然也愈来愈淡化，正变为纯个人的符号。
综上，姓氏绝不仅仅是一种名号，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相当宏富，从姓氏入手，能让我们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察更清晰、更深入。
姓与氏作为不同级别血缘组织的名号，两者在先秦时代的区分很明显，古人有所谓“三代之上，姓氏有别”之说，就是由此得出的结论。
首先，在对始祖的追溯上，姓由于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历史悠远，世系模糊，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地追溯，每个姓只能出自想象的祖先——往往是半人半神的人物；而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晚近，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
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顾炎武《日知录·原姓》篇所云“考之于《传》（指《左传》——笔者按），二百五十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即是据此而发的议论。现今的一些姓氏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其实都是不符合先秦实际的错误称谓。周公在先秦典籍中多被提及，均无称“姬旦”者，其被称为“姬旦”，是晚至《晋书·王浑传》才有的事。大概到了晋代，人们对先秦姓氏应用规则已不甚了了，遂以后世制度相比附，此后更是以讹传讹了。
先秦时代的人既有姓又有氏。比如周公，姓“姬”，氏“周”；再如孔子，姓“子”，氏“孔”。女子亦然，著名的苏妲己，姓“己”，氏“苏”；周幽王为博其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的褒姒，姓“姒”，氏“褒”。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上古的姓氏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姓与氏合流，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此后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
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无论男女，其个人称谓都以“姓＋名”的形式出现，人们所熟知的秦王“嬴政”，刺杀嬴政的“荆轲”，为荆轲击筑送行的“高渐离”，就都是“姓＋名”的称谓形式。
再次，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同血缘，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姓子，属殷商遗族（孔子便出自这一支）；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几者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
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到今日，其间具体的姓氏有增有减，有生有灭，比如曾见于孔子门徒中的“漆彫”、“壤驷”等姓氏后世都已绝迹，而“呼延”“尉迟”等姓又在某些时代加入了姓氏大军。姓氏为一个文化整体，始终活跃于政治生活、民族关系、心理民俗等方方面面。
比如，中国历朝都有帝王赐自己的姓氏给功臣宠臣的情况，吴人俞韶为孙策所喜，赐姓为孙；西魏王杰因战功卓著，赐姓宇文氏；唐代罗艺因归顺李渊，赐姓李氏。赐姓其实是帝王用建立拟血缘关系、结成假定意义上的“同姓”的办法，对臣子进行褒奖的一种方式（对叛臣逆臣则以剥夺赐姓进行惩戒），以激励臣子效忠。姓氏在这里与金银玉帛等有形物质本质上相同，成了政治手段的一部分。
再如，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少数民族姓氏汉化和汉姓少数民族化的现象，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姓氏汉化，以北魏孝文帝改革最为著名，当时曾一次就将一百四十四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拓跋氏改姓元、独孤氏改姓刘等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其实汉姓少数民族化也不罕见，北周时期蔡、张、周等汉姓改为大利稽氏、叱罗氏、车非氏，宇文泰赐李弼姓徒河氏，赐赵贵姓乙弗氏，赐杨尚希姓普六茹氏，都是汉姓少数民族化的例证。少数民族姓氏汉化与汉姓少数民族化丰富了中国的姓氏，而姓氏在这里也成了民族融合的证据。
同时，虽然无论在功能还是用法上，我们今天的赵、钱、孙、李诸姓都与战国中期的姓氏基本一致，作为一项制度来说它两千多年没有发生大的调整，但是作为社会结构中血缘关系的镜像，姓氏的社会意义却始终在缘时变动。
比如，先秦时代因为存在大规模的血缘组织，因而产生了姓、氏两级制；然自东汉以后，尽管不少朝代重又出现了累世同居的大家族，但两级制的姓氏结构并没有重新出现。个中原因，一方面与专制国家为征发兵役、赋税而不断加强的对属民的名籍控制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郡县制确立之后，基层社会虽仍存在浓厚的血缘色彩，但全国属民的管理终究主要是通过郡县乡里的地域组织发挥作用，地域组织战胜了血缘组织，姓氏结构发生变动的基础也就消失了。
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姓氏曾经是认定一个人社会等级的最重要因素，但自宋代以后，姓氏却只作为一种血缘标志符号而存在；迄于今日，姓氏作为血缘标志符号的意义也在淡化，在作用上正与名趋同。这是因为个人对血缘组织的依赖日益减弱。魏晋实行按门第取士的九品官人法，姓氏是标识门第出身的第一要素，自然备受重视；宋代以后，科举制经过充分发展已成为选拔人才的基本途径，个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前途主要取决于科考而不再取决于门第，姓氏的重要性亦大为下降。时至今日，乡土社会崩解殆尽，人口流动、离家谋生已成为社会常态，无论是人们对血缘组织的依赖还是血缘组织能提供给人们的依赖都接近于无，姓氏的血缘色彩自然也愈来愈淡化，正变为纯个人的符号。
综上，姓氏绝不仅仅是一种名号，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相当宏富，从姓氏入手，能让我们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察更清晰、更深入。
姓与氏作为不同级别血缘组织的名号，两者在先秦时代的区分很明显，古人有所谓“三代之上，姓氏有别”之说，就是由此得出的结论。
首先，在对始祖的追溯上，姓由于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历史悠远，世系模糊，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地追溯，每个姓只能出自想象的祖先——往往是半人半神的人物；而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晚近，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
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顾炎武《日知录·原姓》篇所云“考之于《传》（指《左传》——笔者按），二百五十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即是据此而发的议论。现今的一些姓氏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其实都是不符合先秦实际的错误称谓。周公在先秦典籍中多被提及，均无称“姬旦”者，其被称为“姬旦”，是晚至《晋书·王浑传》才有的事。大概到了晋代，人们对先秦姓氏应用规则已不甚了了，遂以后世制度相比附，此后更是以讹传讹了。
先秦时代的人既有姓又有氏。比如周公，姓“姬”，氏“周”；再如孔子，姓“子”，氏“孔”。女子亦然，著名的苏妲己，姓“己”，氏“苏”；周幽王为博其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的褒姒，姓“姒”，氏“褒”。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上古的姓氏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姓与氏合流，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此后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
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无论男女，其个人称谓都以“姓＋名”的形式出现，人们所熟知的秦王“嬴政”，刺杀嬴政的“荆轲”，为荆轲击筑送行的“高渐离”，就都是“姓＋名”的称谓形式。
再次，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同血缘，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姓子，属殷商遗族（孔子便出自这一支）；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几者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
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到今日，其间具体的姓氏有增有减，有生有灭，比如曾见于孔子门徒中的“漆彫”、“壤驷”等姓氏后世都已绝迹，而“呼延”“尉迟”等姓又在某些时代加入了姓氏大军。姓氏为一个文化整体，始终活跃于政治生活、民族关系、心理民俗等方方面面。
比如，中国历朝都有帝王赐自己的姓氏给功臣宠臣的情况，吴人俞韶为孙策所喜，赐姓为孙；西魏王杰因战功卓著，赐姓宇文氏；唐代罗艺因归顺李渊，赐姓李氏。赐姓其实是帝王用建立拟血缘关系、结成假定意义上的“同姓”的办法，对臣子进行褒奖的一种方式（对叛臣逆臣则以剥夺赐姓进行惩戒），以激励臣子效忠。姓氏在这里与金银玉帛等有形物质本质上相同，成了政治手段的一部分。
再如，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少数民族姓氏汉化和汉姓少数民族化的现象，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姓氏汉化，以北魏孝文帝改革最为著名，当时曾一次就将一百四十四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拓跋氏改姓元、独孤氏改姓刘等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其实汉姓少数民族化也不罕见，北周时期蔡、张、周等汉姓改为大利稽氏、叱罗氏、车非氏，宇文泰赐李弼姓徒河氏，赐赵贵姓乙弗氏，赐杨尚希姓普六茹氏，都是汉姓少数民族化的例证。少数民族姓氏汉化与汉姓少数民族化丰富了中国的姓氏，而姓氏在这里也成了民族融合的证据。
同时，虽然无论在功能还是用法上，我们今天的赵、钱、孙、李诸姓都与战国中期的姓氏基本一致，作为一项制度来说它两千多年没有发生大的调整，但是作为社会结构中血缘关系的镜像，姓氏的社会意义却始终在缘时变动。
比如，先秦时代因为存在大规模的血缘组织，因而产生了姓、氏两级制；然自东汉以后，尽管不少朝代重又出现了累世同居的大家族，但两级制的姓氏结构并没有重新出现。个中原因，一方面与专制国家为征发兵役、赋税而不断加强的对属民的名籍控制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郡县制确立之后，基层社会虽仍存在浓厚的血缘色彩，但全国属民的管理终究主要是通过郡县乡里的地域组织发挥作用，地域组织战胜了血缘组织，姓氏结构发生变动的基础也就消失了。
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姓氏曾经是认定一个人社会等级的最重要因素，但自宋代以后，姓氏却只作为一种血缘标志符号而存在；迄于今日，姓氏作为血缘标志符号的意义也在淡化，在作用上正与名趋同。这是因为个人对血缘组织的依赖日益减弱。魏晋实行按门第取士的九品官人法，姓氏是标识门第出身的第一要素，自然备受重视；宋代以后，科举制经过充分发展已成为选拔人才的基本途径，个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前途主要取决于科考而不再取决于门第，姓氏的重要性亦大为下降。时至今日，乡土社会崩解殆尽，人口流动、离家谋生已成为社会常态，无论是人们对血缘组织的依赖还是血缘组织能提供给人们的依赖都接近于无，姓氏的血缘色彩自然也愈来愈淡化，正变为纯个人的符号。
综上，姓氏绝不仅仅是一种名号，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相当宏富，从姓氏入手，能让我们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察更清晰、更深入。
姓与氏作为不同级别血缘组织的名号，两者在先秦时代的区分很明显，古人有所谓“三代之上，姓氏有别”之说，就是由此得出的结论。
首先，在对始祖的追溯上，姓由于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历史悠远，世系模糊，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地追溯，每个姓只能出自想象的祖先——往往是半人半神的人物；而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晚近，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
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顾炎武《日知录·原姓》篇所云“考之于《传》（指《左传》——笔者按），二百五十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即是据此而发的议论。现今的一些姓氏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其实都是不符合先秦实际的错误称谓。周公在先秦典籍中多被提及，均无称“姬旦”者，其被称为“姬旦”，是晚至《晋书·王浑传》才有的事。大概到了晋代，人们对先秦姓氏应用规则已不甚了了，遂以后世制度相比附，此后更是以讹传讹了。
先秦时代的人既有姓又有氏。比如周公，姓“姬”，氏“周”；再如孔子，姓“子”，氏“孔”。女子亦然，著名的苏妲己，姓“己”，氏“苏”；周幽王为博其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的褒姒，姓“姒”，氏“褒”。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上古的姓氏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姓与氏合流，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此后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
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无论男女，其个人称谓都以“姓＋名”的形式出现，人们所熟知的秦王“嬴政”，刺杀嬴政的“荆轲”，为荆轲击筑送行的“高渐离”，就都是“姓＋名”的称谓形式。
再次，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同血缘，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姓子，属殷商遗族（孔子便出自这一支）；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几者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
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到今日，其间具体的姓氏有增有减，有生有灭，比如曾见于孔子门徒中的“漆彫”、“壤驷”等姓氏后世都已绝迹，而“呼延”“尉迟”等姓又在某些时代加入了姓氏大军。姓氏为一个文化整体，始终活跃于政治生活、民族关系、心理民俗等方方面面。
比如，中国历朝都有帝王赐自己的姓氏给功臣宠臣的情况，吴人俞韶为孙策所喜，赐姓为孙；西魏王杰因战功卓著，赐姓宇文氏；唐代罗艺因归顺李渊，赐姓李氏。赐姓其实是帝王用建立拟血缘关系、结成假定意义上的“同姓”的办法，对臣子进行褒奖的一种方式（对叛臣逆臣则以剥夺赐姓进行惩戒），以激励臣子效忠。姓氏在这里与金银玉帛等有形物质本质上相同，成了政治手段的一部分。
再如，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少数民族姓氏汉化和汉姓少数民族化的现象，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姓氏汉化，以北魏孝文帝改革最为著名，当时曾一次就将一百四十四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拓跋氏改姓元、独孤氏改姓刘等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其实汉姓少数民族化也不罕见，北周时期蔡、张、周等汉姓改为大利稽氏、叱罗氏、车非氏，宇文泰赐李弼姓徒河氏，赐赵贵姓乙弗氏，赐杨尚希姓普六茹氏，都是汉姓少数民族化的例证。少数民族姓氏汉化与汉姓少数民族化丰富了中国的姓氏，而姓氏在这里也成了民族融合的证据。
同时，虽然无论在功能还是用法上，我们今天的赵、钱、孙、李诸姓都与战国中期的姓氏基本一致，作为一项制度来说它两千多年没有发生大的调整，但是作为社会结构中血缘关系的镜像，姓氏的社会意义却始终在缘时变动。
比如，先秦时代因为存在大规模的血缘组织，因而产生了姓、氏两级制；然自东汉以后，尽管不少朝代重又出现了累世同居的大家族，但两级制的姓氏结构并没有重新出现。个中原因，一方面与专制国家为征发兵役、赋税而不断加强的对属民的名籍控制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郡县制确立之后，基层社会虽仍存在浓厚的血缘色彩，但全国属民的管理终究主要是通过郡县乡里的地域组织发挥作用，地域组织战胜了血缘组织，姓氏结构发生变动的基础也就消失了。
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姓氏曾经是认定一个人社会等级的最重要因素，但自宋代以后，姓氏却只作为一种血缘标志符号而存在；迄于今日，姓氏作为血缘标志符号的意义也在淡化，在作用上正与名趋同。这是因为个人对血缘组织的依赖日益减弱。魏晋实行按门第取士的九品官人法，姓氏是标识门第出身的第一要素，自然备受重视；宋代以后，科举制经过充分发展已成为选拔人才的基本途径，个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前途主要取决于科考而不再取决于门第，姓氏的重要性亦大为下降。时至今日，乡土社会崩解殆尽，人口流动、离家谋生已成为社会常态，无论是人们对血缘组织的依赖还是血缘组织能提供给人们的依赖都接近于无，姓氏的血缘色彩自然也愈来愈淡化，正变为纯个人的符号。
综上，姓氏绝不仅仅是一种名号，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相当宏富，从姓氏入手，能让我们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察更清晰、更深入。
姓与氏作为不同级别血缘组织的名号，两者在先秦时代的区分很明显，古人有所谓“三代之上，姓氏有别”之说，就是由此得出的结论。
首先，在对始祖的追溯上，姓由于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历史悠远，世系模糊，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地追溯，每个姓只能出自想象的祖先——往往是半人半神的人物；而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晚近，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
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顾炎武《日知录·原姓》篇所云“考之于《传》（指《左传》——笔者按），二百五十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即是据此而发的议论。现今的一些姓氏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其实都是不符合先秦实际的错误称谓。周公在先秦典籍中多被提及，均无称“姬旦”者，其被称为“姬旦”，是晚至《晋书·王浑传》才有的事。大概到了晋代，人们对先秦姓氏应用规则已不甚了了，遂以后世制度相比附，此后更是以讹传讹了。
先秦时代的人既有姓又有氏。比如周公，姓“姬”，氏“周”；再如孔子，姓“子”，氏“孔”。女子亦然，著名的苏妲己，姓“己”，氏“苏”；周幽王为博其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的褒姒，姓“姒”，氏“褒”。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上古的姓氏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姓与氏合流，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此后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
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无论男女，其个人称谓都以“姓＋名”的形式出现，人们所熟知的秦王“嬴政”，刺杀嬴政的“荆轲”，为荆轲击筑送行的“高渐离”，就都是“姓＋名”的称谓形式。
再次，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同血缘，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姓子，属殷商遗族（孔子便出自这一支）；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几者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
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到今日，其间具体的姓氏有增有减，有生有灭，比如曾见于孔子门徒中的“漆彫”、“壤驷”等姓氏后世都已绝迹，而“呼延”“尉迟”等姓又在某些时代加入了姓氏大军。姓氏为一个文化整体，始终活跃于政治生活、民族关系、心理民俗等方方面面。
比如，中国历朝都有帝王赐自己的姓氏给功臣宠臣的情况，吴人俞韶为孙策所喜，赐姓为孙；西魏王杰因战功卓著，赐姓宇文氏；唐代罗艺因归顺李渊，赐姓李氏。赐姓其实是帝王用建立拟血缘关系、结成假定意义上的“同姓”的办法，对臣子进行褒奖的一种方式（对叛臣逆臣则以剥夺赐姓进行惩戒），以激励臣子效忠。姓氏在这里与金银玉帛等有形物质本质上相同，成了政治手段的一部分。
再如，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少数民族姓氏汉化和汉姓少数民族化的现象，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姓氏汉化，以北魏孝文帝改革最为著名，当时曾一次就将一百四十四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拓跋氏改姓元、独孤氏改姓刘等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其实汉姓少数民族化也不罕见，北周时期蔡、张、周等汉姓改为大利稽氏、叱罗氏、车非氏，宇文泰赐李弼姓徒河氏，赐赵贵姓乙弗氏，赐杨尚希姓普六茹氏，都是汉姓少数民族化的例证。少数民族姓氏汉化与汉姓少数民族化丰富了中国的姓氏，而姓氏在这里也成了民族融合的证据。
同时，虽然无论在功能还是用法上，我们今天的赵、钱、孙、李诸姓都与战国中期的姓氏基本一致，作为一项制度来说它两千多年没有发生大的调整，但是作为社会结构中血缘关系的镜像，姓氏的社会意义却始终在缘时变动。
比如，先秦时代因为存在大规模的血缘组织，因而产生了姓、氏两级制；然自东汉以后，尽管不少朝代重又出现了累世同居的大家族，但两级制的姓氏结构并没有重新出现。个中原因，一方面与专制国家为征发兵役、赋税而不断加强的对属民的名籍控制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郡县制确立之后，基层社会虽仍存在浓厚的血缘色彩，但全国属民的管理终究主要是通过郡县乡里的地域组织发挥作用，地域组织战胜了血缘组织，姓氏结构发生变动的基础也就消失了。
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姓氏曾经是认定一个人社会等级的最重要因素，但自宋代以后，姓氏却只作为一种血缘标志符号而存在；迄于今日，姓氏作为血缘标志符号的意义也在淡化，在作用上正与名趋同。这是因为个人对血缘组织的依赖日益减弱。魏晋实行按门第取士的九品官人法，姓氏是标识门第出身的第一要素，自然备受重视；宋代以后，科举制经过充分发展已成为选拔人才的基本途径，个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前途主要取决于科考而不再取决于门第，姓氏的重要性亦大为下降。时至今日，乡土社会崩解殆尽，人口流动、离家谋生已成为社会常态，无论是人们对血缘组织的依赖还是血缘组织能提供给人们的依赖都接近于无，姓氏的血缘色彩自然也愈来愈淡化，正变为纯个人的符号。
综上，姓氏绝不仅仅是一种名号，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相当宏富，从姓氏入手，能让我们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察更清晰、更深入。
姓与氏作为不同级别血缘组织的名号，两者在先秦时代的区分很明显，古人有所谓“三代之上，姓氏有别”之说，就是由此得出的结论。
首先，在对始祖的追溯上，姓由于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历史悠远，世系模糊，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地追溯，每个姓只能出自想象的祖先——往往是半人半神的人物；而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晚近，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
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顾炎武《日知录·原姓》篇所云“考之于《传》（指《左传》——笔者按），二百五十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即是据此而发的议论。现今的一些姓氏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其实都是不符合先秦实际的错误称谓。周公在先秦典籍中多被提及，均无称“姬旦”者，其被称为“姬旦”，是晚至《晋书·王浑传》才有的事。大概到了晋代，人们对先秦姓氏应用规则已不甚了了，遂以后世制度相比附，此后更是以讹传讹了。
先秦时代的人既有姓又有氏。比如周公，姓“姬”，氏“周”；再如孔子，姓“子”，氏“孔”。女子亦然，著名的苏妲己，姓“己”，氏“苏”；周幽王为博其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的褒姒，姓“姒”，氏“褒”。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上古的姓氏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姓与氏合流，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此后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
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无论男女，其个人称谓都以“姓＋名”的形式出现，人们所熟知的秦王“嬴政”，刺杀嬴政的“荆轲”，为荆轲击筑送行的“高渐离”，就都是“姓＋名”的称谓形式。
再次，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同血缘，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姓子，属殷商遗族（孔子便出自这一支）；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几者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
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到今日，其间具体的姓氏有增有减，有生有灭，比如曾见于孔子门徒中的“漆彫”、“壤驷”等姓氏后世都已绝迹，而“呼延”“尉迟”等姓又在某些时代加入了姓氏大军。姓氏为一个文化整体，始终活跃于政治生活、民族关系、心理民俗等方方面面。
比如，中国历朝都有帝王赐自己的姓氏给功臣宠臣的情况，吴人俞韶为孙策所喜，赐姓为孙；西魏王杰因战功卓著，赐姓宇文氏；唐代罗艺因归顺李渊，赐姓李氏。赐姓其实是帝王用建立拟血缘关系、结成假定意义上的“同姓”的办法，对臣子进行褒奖的一种方式（对叛臣逆臣则以剥夺赐姓进行惩戒），以激励臣子效忠。姓氏在这里与金银玉帛等有形物质本质上相同，成了政治手段的一部分。
再如，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少数民族姓氏汉化和汉姓少数民族化的现象，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姓氏汉化，以北魏孝文帝改革最为著名，当时曾一次就将一百四十四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拓跋氏改姓元、独孤氏改姓刘等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其实汉姓少数民族化也不罕见，北周时期蔡、张、周等汉姓改为大利稽氏、叱罗氏、车非氏，宇文泰赐李弼姓徒河氏，赐赵贵姓乙弗氏，赐杨尚希姓普六茹氏，都是汉姓少数民族化的例证。少数民族姓氏汉化与汉姓少数民族化丰富了中国的姓氏，而姓氏在这里也成了民族融合的证据。
同时，虽然无论在功能还是用法上，我们今天的赵、钱、孙、李诸姓都与战国中期的姓氏基本一致，作为一项制度来说它两千多年没有发生大的调整，但是作为社会结构中血缘关系的镜像，姓氏的社会意义却始终在缘时变动。
比如，先秦时代因为存在大规模的血缘组织，因而产生了姓、氏两级制；然自东汉以后，尽管不少朝代重又出现了累世同居的大家族，但两级制的姓氏结构并没有重新出现。个中原因，一方面与专制国家为征发兵役、赋税而不断加强的对属民的名籍控制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郡县制确立之后，基层社会虽仍存在浓厚的血缘色彩，但全国属民的管理终究主要是通过郡县乡里的地域组织发挥作用，地域组织战胜了血缘组织，姓氏结构发生变动的基础也就消失了。
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姓氏曾经是认定一个人社会等级的最重要因素，但自宋代以后，姓氏却只作为一种血缘标志符号而存在；迄于今日，姓氏作为血缘标志符号的意义也在淡化，在作用上正与名趋同。这是因为个人对血缘组织的依赖日益减弱。魏晋实行按门第取士的九品官人法，姓氏是标识门第出身的第一要素，自然备受重视；宋代以后，科举制经过充分发展已成为选拔人才的基本途径，个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前途主要取决于科考而不再取决于门第，姓氏的重要性亦大为下降。时至今日，乡土社会崩解殆尽，人口流动、离家谋生已成为社会常态，无论是人们对血缘组织的依赖还是血缘组织能提供给人们的依赖都接近于无，姓氏的血缘色彩自然也愈来愈淡化，正变为纯个人的符号。
综上，姓氏绝不仅仅是一种名号，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相当宏富，从姓氏入手，能让我们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察更清晰、更深入。
姓与氏作为不同级别血缘组织的名号，两者在先秦时代的区分很明显，古人有所谓“三代之上，姓氏有别”之说，就是由此得出的结论。
首先，在对始祖的追溯上，姓由于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历史悠远，世系模糊，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地追溯，每个姓只能出自想象的祖先——往往是半人半神的人物；而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晚近，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
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顾炎武《日知录·原姓》篇所云“考之于《传》（指《左传》——笔者按），二百五十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即是据此而发的议论。现今的一些姓氏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其实都是不符合先秦实际的错误称谓。周公在先秦典籍中多被提及，均无称“姬旦”者，其被称为“姬旦”，是晚至《晋书·王浑传》才有的事。大概到了晋代，人们对先秦姓氏应用规则已不甚了了，遂以后世制度相比附，此后更是以讹传讹了。
先秦时代的人既有姓又有氏。比如周公，姓“姬”，氏“周”；再如孔子，姓“子”，氏“孔”。女子亦然，著名的苏妲己，姓“己”，氏“苏”；周幽王为博其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的褒姒，姓“姒”，氏“褒”。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上古的姓氏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姓与氏合流，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此后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
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无论男女，其个人称谓都以“姓＋名”的形式出现，人们所熟知的秦王“嬴政”，刺杀嬴政的“荆轲”，为荆轲击筑送行的“高渐离”，就都是“姓＋名”的称谓形式。
再次，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同血缘，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姓子，属殷商遗族（孔子便出自这一支）；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几者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
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到今日，其间具体的姓氏有增有减，有生有灭，比如曾见于孔子门徒中的“漆彫”、“壤驷”等姓氏后世都已绝迹，而“呼延”“尉迟”等姓又在某些时代加入了姓氏大军。姓氏为一个文化整体，始终活跃于政治生活、民族关系、心理民俗等方方面面。
比如，中国历朝都有帝王赐自己的姓氏给功臣宠臣的情况，吴人俞韶为孙策所喜，赐姓为孙；西魏王杰因战功卓著，赐姓宇文氏；唐代罗艺因归顺李渊，赐姓李氏。赐姓其实是帝王用建立拟血缘关系、结成假定意义上的“同姓”的办法，对臣子进行褒奖的一种方式（对叛臣逆臣则以剥夺赐姓进行惩戒），以激励臣子效忠。姓氏在这里与金银玉帛等有形物质本质上相同，成了政治手段的一部分。
再如，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少数民族姓氏汉化和汉姓少数民族化的现象，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姓氏汉化，以北魏孝文帝改革最为著名，当时曾一次就将一百四十四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拓跋氏改姓元、独孤氏改姓刘等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其实汉姓少数民族化也不罕见，北周时期蔡、张、周等汉姓改为大利稽氏、叱罗氏、车非氏，宇文泰赐李弼姓徒河氏，赐赵贵姓乙弗氏，赐杨尚希姓普六茹氏，都是汉姓少数民族化的例证。少数民族姓氏汉化与汉姓少数民族化丰富了中国的姓氏，而姓氏在这里也成了民族融合的证据。
同时，虽然无论在功能还是用法上，我们今天的赵、钱、孙、李诸姓都与战国中期的姓氏基本一致，作为一项制度来说它两千多年没有发生大的调整，但是作为社会结构中血缘关系的镜像，姓氏的社会意义却始终在缘时变动。
比如，先秦时代因为存在大规模的血缘组织，因而产生了姓、氏两级制；然自东汉以后，尽管不少朝代重又出现了累世同居的大家族，但两级制的姓氏结构并没有重新出现。个中原因，一方面与专制国家为征发兵役、赋税而不断加强的对属民的名籍控制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郡县制确立之后，基层社会虽仍存在浓厚的血缘色彩，但全国属民的管理终究主要是通过郡县乡里的地域组织发挥作用，地域组织战胜了血缘组织，姓氏结构发生变动的基础也就消失了。
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姓氏曾经是认定一个人社会等级的最重要因素，但自宋代以后，姓氏却只作为一种血缘标志符号而存在；迄于今日，姓氏作为血缘标志符号的意义也在淡化，在作用上正与名趋同。这是因为个人对血缘组织的依赖日益减弱。魏晋实行按门第取士的九品官人法，姓氏是标识门第出身的第一要素，自然备受重视；宋代以后，科举制经过充分发展已成为选拔人才的基本途径，个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前途主要取决于科考而不再取决于门第，姓氏的重要性亦大为下降。时至今日，乡土社会崩解殆尽，人口流动、离家谋生已成为社会常态，无论是人们对血缘组织的依赖还是血缘组织能提供给人们的依赖都接近于无，姓氏的血缘色彩自然也愈来愈淡化，正变为纯个人的符号。
综上，姓氏绝不仅仅是一种名号，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相当宏富，从姓氏入手，能让我们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察更清晰、更深入。
姓与氏作为不同级别血缘组织的名号，两者在先秦时代的区分很明显，古人有所谓“三代之上，姓氏有别”之说，就是由此得出的结论。
首先，在对始祖的追溯上，姓由于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历史悠远，世系模糊，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地追溯，每个姓只能出自想象的祖先——往往是半人半神的人物；而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晚近，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
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顾炎武《日知录·原姓》篇所云“考之于《传》（指《左传》——笔者按），二百五十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即是据此而发的议论。现今的一些姓氏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其实都是不符合先秦实际的错误称谓。周公在先秦典籍中多被提及，均无称“姬旦”者，其被称为“姬旦”，是晚至《晋书·王浑传》才有的事。大概到了晋代，人们对先秦姓氏应用规则已不甚了了，遂以后世制度相比附，此后更是以讹传讹了。
先秦时代的人既有姓又有氏。比如周公，姓“姬”，氏“周”；再如孔子，姓“子”，氏“孔”。女子亦然，著名的苏妲己，姓“己”，氏“苏”；周幽王为博其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的褒姒，姓“姒”，氏“褒”。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上古的姓氏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姓与氏合流，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此后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
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无论男女，其个人称谓都以“姓＋名”的形式出现，人们所熟知的秦王“嬴政”，刺杀嬴政的“荆轲”，为荆轲击筑送行的“高渐离”，就都是“姓＋名”的称谓形式。
再次，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同血缘，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姓子，属殷商遗族（孔子便出自这一支）；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几者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
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到今日，其间具体的姓氏有增有减，有生有灭，比如曾见于孔子门徒中的“漆彫”、“壤驷”等姓氏后世都已绝迹，而“呼延”“尉迟”等姓又在某些时代加入了姓氏大军。姓氏为一个文化整体，始终活跃于政治生活、民族关系、心理民俗等方方面面。
比如，中国历朝都有帝王赐自己的姓氏给功臣宠臣的情况，吴人俞韶为孙策所喜，赐姓为孙；西魏王杰因战功卓著，赐姓宇文氏；唐代罗艺因归顺李渊，赐姓李氏。赐姓其实是帝王用建立拟血缘关系、结成假定意义上的“同姓”的办法，对臣子进行褒奖的一种方式（对叛臣逆臣则以剥夺赐姓进行惩戒），以激励臣子效忠。姓氏在这里与金银玉帛等有形物质本质上相同，成了政治手段的一部分。
再如，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少数民族姓氏汉化和汉姓少数民族化的现象，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姓氏汉化，以北魏孝文帝改革最为著名，当时曾一次就将一百四十四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拓跋氏改姓元、独孤氏改姓刘等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其实汉姓少数民族化也不罕见，北周时期蔡、张、周等汉姓改为大利稽氏、叱罗氏、车非氏，宇文泰赐李弼姓徒河氏，赐赵贵姓乙弗氏，赐杨尚希姓普六茹氏，都是汉姓少数民族化的例证。少数民族姓氏汉化与汉姓少数民族化丰富了中国的姓氏，而姓氏在这里也成了民族融合的证据。
同时，虽然无论在功能还是用法上，我们今天的赵、钱、孙、李诸姓都与战国中期的姓氏基本一致，作为一项制度来说它两千多年没有发生大的调整，但是作为社会结构中血缘关系的镜像，姓氏的社会意义却始终在缘时变动。
比如，先秦时代因为存在大规模的血缘组织，因而产生了姓、氏两级制；然自东汉以后，尽管不少朝代重又出现了累世同居的大家族，但两级制的姓氏结构并没有重新出现。个中原因，一方面与专制国家为征发兵役、赋税而不断加强的对属民的名籍控制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郡县制确立之后，基层社会虽仍存在浓厚的血缘色彩，但全国属民的管理终究主要是通过郡县乡里的地域组织发挥作用，地域组织战胜了血缘组织，姓氏结构发生变动的基础也就消失了。
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姓氏曾经是认定一个人社会等级的最重要因素，但自宋代以后，姓氏却只作为一种血缘标志符号而存在；迄于今日，姓氏作为血缘标志符号的意义也在淡化，在作用上正与名趋同。这是因为个人对血缘组织的依赖日益减弱。魏晋实行按门第取士的九品官人法，姓氏是标识门第出身的第一要素，自然备受重视；宋代以后，科举制经过充分发展已成为选拔人才的基本途径，个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前途主要取决于科考而不再取决于门第，姓氏的重要性亦大为下降。时至今日，乡土社会崩解殆尽，人口流动、离家谋生已成为社会常态，无论是人们对血缘组织的依赖还是血缘组织能提供给人们的依赖都接近于无，姓氏的血缘色彩自然也愈来愈淡化，正变为纯个人的符号。
综上，姓氏绝不仅仅是一种名号，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相当宏富，从姓氏入手，能让我们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察更清晰、更深入。
姓与氏作为不同级别血缘组织的名号，两者在先秦时代的区分很明显，古人有所谓“三代之上，姓氏有别”之说，就是由此得出的结论。
首先，在对始祖的追溯上，姓由于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历史悠远，世系模糊，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地追溯，每个姓只能出自想象的祖先——往往是半人半神的人物；而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晚近，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
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顾炎武《日知录·原姓》篇所云“考之于《传》（指《左传》——笔者按），二百五十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即是据此而发的议论。现今的一些姓氏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其实都是不符合先秦实际的错误称谓。周公在先秦典籍中多被提及，均无称“姬旦”者，其被称为“姬旦”，是晚至《晋书·王浑传》才有的事。大概到了晋代，人们对先秦姓氏应用规则已不甚了了，遂以后世制度相比附，此后更是以讹传讹了。
先秦时代的人既有姓又有氏。比如周公，姓“姬”，氏“周”；再如孔子，姓“子”，氏“孔”。女子亦然，著名的苏妲己，姓“己”，氏“苏”；周幽王为博其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的褒姒，姓“姒”，氏“褒”。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上古的姓氏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姓与氏合流，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此后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
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无论男女，其个人称谓都以“姓＋名”的形式出现，人们所熟知的秦王“嬴政”，刺杀嬴政的“荆轲”，为荆轲击筑送行的“高渐离”，就都是“姓＋名”的称谓形式。
再次，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同血缘，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姓子，属殷商遗族（孔子便出自这一支）；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几者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
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到今日，其间具体的姓氏有增有减，有生有灭，比如曾见于孔子门徒中的“漆彫”、“壤驷”等姓氏后世都已绝迹，而“呼延”“尉迟”等姓又在某些时代加入了姓氏大军。姓氏为一个文化整体，始终活跃于政治生活、民族关系、心理民俗等方方面面。
比如，中国历朝都有帝王赐自己的姓氏给功臣宠臣的情况，吴人俞韶为孙策所喜，赐姓为孙；西魏王杰因战功卓著，赐姓宇文氏；唐代罗艺因归顺李渊，赐姓李氏。赐姓其实是帝王用建立拟血缘关系、结成假定意义上的“同姓”的办法，对臣子进行褒奖的一种方式（对叛臣逆臣则以剥夺赐姓进行惩戒），以激励臣子效忠。姓氏在这里与金银玉帛等有形物质本质上相同，成了政治手段的一部分。
再如，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少数民族姓氏汉化和汉姓少数民族化的现象，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姓氏汉化，以北魏孝文帝改革最为著名，当时曾一次就将一百四十四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拓跋氏改姓元、独孤氏改姓刘等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其实汉姓少数民族化也不罕见，北周时期蔡、张、周等汉姓改为大利稽氏、叱罗氏、车非氏，宇文泰赐李弼姓徒河氏，赐赵贵姓乙弗氏，赐杨尚希姓普六茹氏，都是汉姓少数民族化的例证。少数民族姓氏汉化与汉姓少数民族化丰富了中国的姓氏，而姓氏在这里也成了民族融合的证据。
同时，虽然无论在功能还是用法上，我们今天的赵、钱、孙、李诸姓都与战国中期的姓氏基本一致，作为一项制度来说它两千多年没有发生大的调整，但是作为社会结构中血缘关系的镜像，姓氏的社会意义却始终在缘时变动。
比如，先秦时代因为存在大规模的血缘组织，因而产生了姓、氏两级制；然自东汉以后，尽管不少朝代重又出现了累世同居的大家族，但两级制的姓氏结构并没有重新出现。个中原因，一方面与专制国家为征发兵役、赋税而不断加强的对属民的名籍控制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郡县制确立之后，基层社会虽仍存在浓厚的血缘色彩，但全国属民的管理终究主要是通过郡县乡里的地域组织发挥作用，地域组织战胜了血缘组织，姓氏结构发生变动的基础也就消失了。
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姓氏曾经是认定一个人社会等级的最重要因素，但自宋代以后，姓氏却只作为一种血缘标志符号而存在；迄于今日，姓氏作为血缘标志符号的意义也在淡化，在作用上正与名趋同。这是因为个人对血缘组织的依赖日益减弱。魏晋实行按门第取士的九品官人法，姓氏是标识门第出身的第一要素，自然备受重视；宋代以后，科举制经过充分发展已成为选拔人才的基本途径，个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前途主要取决于科考而不再取决于门第，姓氏的重要性亦大为下降。时至今日，乡土社会崩解殆尽，人口流动、离家谋生已成为社会常态，无论是人们对血缘组织的依赖还是血缘组织能提供给人们的依赖都接近于无，姓氏的血缘色彩自然也愈来愈淡化，正变为纯个人的符号。
综上，姓氏绝不仅仅是一种名号，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相当宏富，从姓氏入手，能让我们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察更清晰、更深入。
姓与氏作为不同级别血缘组织的名号，两者在先秦时代的区分很明显，古人有所谓“三代之上，姓氏有别”之说，就是由此得出的结论。
首先，在对始祖的追溯上，姓由于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历史悠远，世系模糊，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地追溯，每个姓只能出自想象的祖先——往往是半人半神的人物；而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晚近，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
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顾炎武《日知录·原姓》篇所云“考之于《传》（指《左传》——笔者按），二百五十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即是据此而发的议论。现今的一些姓氏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其实都是不符合先秦实际的错误称谓。周公在先秦典籍中多被提及，均无称“姬旦”者，其被称为“姬旦”，是晚至《晋书·王浑传》才有的事。大概到了晋代，人们对先秦姓氏应用规则已不甚了了，遂以后世制度相比附，此后更是以讹传讹了。
先秦时代的人既有姓又有氏。比如周公，姓“姬”，氏“周”；再如孔子，姓“子”，氏“孔”。女子亦然，著名的苏妲己，姓“己”，氏“苏”；周幽王为博其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的褒姒，姓“姒”，氏“褒”。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上古的姓氏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姓与氏合流，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此后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
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无论男女，其个人称谓都以“姓＋名”的形式出现，人们所熟知的秦王“嬴政”，刺杀嬴政的“荆轲”，为荆轲击筑送行的“高渐离”，就都是“姓＋名”的称谓形式。
再次，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同血缘，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姓子，属殷商遗族（孔子便出自这一支）；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几者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
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到今日，其间具体的姓氏有增有减，有生有灭，比如曾见于孔子门徒中的“漆彫”、“壤驷”等姓氏后世都已绝迹，而“呼延”“尉迟”等姓又在某些时代加入了姓氏大军。姓氏为一个文化整体，始终活跃于政治生活、民族关系、心理民俗等方方面面。
比如，中国历朝都有帝王赐自己的姓氏给功臣宠臣的情况，吴人俞韶为孙策所喜，赐姓为孙；西魏王杰因战功卓著，赐姓宇文氏；唐代罗艺因归顺李渊，赐姓李氏。赐姓其实是帝王用建立拟血缘关系、结成假定意义上的“同姓”的办法，对臣子进行褒奖的一种方式（对叛臣逆臣则以剥夺赐姓进行惩戒），以激励臣子效忠。姓氏在这里与金银玉帛等有形物质本质上相同，成了政治手段的一部分。
再如，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少数民族姓氏汉化和汉姓少数民族化的现象，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姓氏汉化，以北魏孝文帝改革最为著名，当时曾一次就将一百四十四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拓跋氏改姓元、独孤氏改姓刘等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其实汉姓少数民族化也不罕见，北周时期蔡、张、周等汉姓改为大利稽氏、叱罗氏、车非氏，宇文泰赐李弼姓徒河氏，赐赵贵姓乙弗氏，赐杨尚希姓普六茹氏，都是汉姓少数民族化的例证。少数民族姓氏汉化与汉姓少数民族化丰富了中国的姓氏，而姓氏在这里也成了民族融合的证据。
同时，虽然无论在功能还是用法上，我们今天的赵、钱、孙、李诸姓都与战国中期的姓氏基本一致，作为一项制度来说它两千多年没有发生大的调整，但是作为社会结构中血缘关系的镜像，姓氏的社会意义却始终在缘时变动。
比如，先秦时代因为存在大规模的血缘组织，因而产生了姓、氏两级制；然自东汉以后，尽管不少朝代重又出现了累世同居的大家族，但两级制的姓氏结构并没有重新出现。个中原因，一方面与专制国家为征发兵役、赋税而不断加强的对属民的名籍控制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郡县制确立之后，基层社会虽仍存在浓厚的血缘色彩，但全国属民的管理终究主要是通过郡县乡里的地域组织发挥作用，地域组织战胜了血缘组织，姓氏结构发生变动的基础也就消失了。
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姓氏曾经是认定一个人社会等级的最重要因素，但自宋代以后，姓氏却只作为一种血缘标志符号而存在；迄于今日，姓氏作为血缘标志符号的意义也在淡化，在作用上正与名趋同。这是因为个人对血缘组织的依赖日益减弱。魏晋实行按门第取士的九品官人法，姓氏是标识门第出身的第一要素，自然备受重视；宋代以后，科举制经过充分发展已成为选拔人才的基本途径，个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前途主要取决于科考而不再取决于门第，姓氏的重要性亦大为下降。时至今日，乡土社会崩解殆尽，人口流动、离家谋生已成为社会常态，无论是人们对血缘组织的依赖还是血缘组织能提供给人们的依赖都接近于无，姓氏的血缘色彩自然也愈来愈淡化，正变为纯个人的符号。
综上，姓氏绝不仅仅是一种名号，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相当宏富，从姓氏入手，能让我们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察更清晰、更深入。
姓与氏作为不同级别血缘组织的名号，两者在先秦时代的区分很明显，古人有所谓“三代之上，姓氏有别”之说，就是由此得出的结论。
首先，在对始祖的追溯上，姓由于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历史悠远，世系模糊，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地追溯，每个姓只能出自想象的祖先——往往是半人半神的人物；而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晚近，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
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顾炎武《日知录·原姓》篇所云“考之于《传》（指《左传》——笔者按），二百五十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即是据此而发的议论。现今的一些姓氏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其实都是不符合先秦实际的错误称谓。周公在先秦典籍中多被提及，均无称“姬旦”者，其被称为“姬旦”，是晚至《晋书·王浑传》才有的事。大概到了晋代，人们对先秦姓氏应用规则已不甚了了，遂以后世制度相比附，此后更是以讹传讹了。
先秦时代的人既有姓又有氏。比如周公，姓“姬”，氏“周”；再如孔子，姓“子”，氏“孔”。女子亦然，著名的苏妲己，姓“己”，氏“苏”；周幽王为博其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的褒姒，姓“姒”，氏“褒”。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上古的姓氏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姓与氏合流，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此后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
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无论男女，其个人称谓都以“姓＋名”的形式出现，人们所熟知的秦王“嬴政”，刺杀嬴政的“荆轲”，为荆轲击筑送行的“高渐离”，就都是“姓＋名”的称谓形式。
再次，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同血缘，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姓子，属殷商遗族（孔子便出自这一支）；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几者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
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到今日，其间具体的姓氏有增有减，有生有灭，比如曾见于孔子门徒中的“漆彫”、“壤驷”等姓氏后世都已绝迹，而“呼延”“尉迟”等姓又在某些时代加入了姓氏大军。姓氏为一个文化整体，始终活跃于政治生活、民族关系、心理民俗等方方面面。
比如，中国历朝都有帝王赐自己的姓氏给功臣宠臣的情况，吴人俞韶为孙策所喜，赐姓为孙；西魏王杰因战功卓著，赐姓宇文氏；唐代罗艺因归顺李渊，赐姓李氏。赐姓其实是帝王用建立拟血缘关系、结成假定意义上的“同姓”的办法，对臣子进行褒奖的一种方式（对叛臣逆臣则以剥夺赐姓进行惩戒），以激励臣子效忠。姓氏在这里与金银玉帛等有形物质本质上相同，成了政治手段的一部分。
再如，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少数民族姓氏汉化和汉姓少数民族化的现象，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姓氏汉化，以北魏孝文帝改革最为著名，当时曾一次就将一百四十四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拓跋氏改姓元、独孤氏改姓刘等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其实汉姓少数民族化也不罕见，北周时期蔡、张、周等汉姓改为大利稽氏、叱罗氏、车非氏，宇文泰赐李弼姓徒河氏，赐赵贵姓乙弗氏，赐杨尚希姓普六茹氏，都是汉姓少数民族化的例证。少数民族姓氏汉化与汉姓少数民族化丰富了中国的姓氏，而姓氏在这里也成了民族融合的证据。
同时，虽然无论在功能还是用法上，我们今天的赵、钱、孙、李诸姓都与战国中期的姓氏基本一致，作为一项制度来说它两千多年没有发生大的调整，但是作为社会结构中血缘关系的镜像，姓氏的社会意义却始终在缘时变动。
比如，先秦时代因为存在大规模的血缘组织，因而产生了姓、氏两级制；然自东汉以后，尽管不少朝代重又出现了累世同居的大家族，但两级制的姓氏结构并没有重新出现。个中原因，一方面与专制国家为征发兵役、赋税而不断加强的对属民的名籍控制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郡县制确立之后，基层社会虽仍存在浓厚的血缘色彩，但全国属民的管理终究主要是通过郡县乡里的地域组织发挥作用，地域组织战胜了血缘组织，姓氏结构发生变动的基础也就消失了。
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姓氏曾经是认定一个人社会等级的最重要因素，但自宋代以后，姓氏却只作为一种血缘标志符号而存在；迄于今日，姓氏作为血缘标志符号的意义也在淡化，在作用上正与名趋同。这是因为个人对血缘组织的依赖日益减弱。魏晋实行按门第取士的九品官人法，姓氏是标识门第出身的第一要素，自然备受重视；宋代以后，科举制经过充分发展已成为选拔人才的基本途径，个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前途主要取决于科考而不再取决于门第，姓氏的重要性亦大为下降。时至今日，乡土社会崩解殆尽，人口流动、离家谋生已成为社会常态，无论是人们对血缘组织的依赖还是血缘组织能提供给人们的依赖都接近于无，姓氏的血缘色彩自然也愈来愈淡化，正变为纯个人的符号。
综上，姓氏绝不仅仅是一种名号，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相当宏富，从姓氏入手，能让我们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察更清晰、更深入。
姓与氏作为不同级别血缘组织的名号，两者在先秦时代的区分很明显，古人有所谓“三代之上，姓氏有别”之说，就是由此得出的结论。
首先，在对始祖的追溯上，姓由于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历史悠远，世系模糊，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地追溯，每个姓只能出自想象的祖先——往往是半人半神的人物；而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晚近，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
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顾炎武《日知录·原姓》篇所云“考之于《传》（指《左传》——笔者按），二百五十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即是据此而发的议论。现今的一些姓氏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其实都是不符合先秦实际的错误称谓。周公在先秦典籍中多被提及，均无称“姬旦”者，其被称为“姬旦”，是晚至《晋书·王浑传》才有的事。大概到了晋代，人们对先秦姓氏应用规则已不甚了了，遂以后世制度相比附，此后更是以讹传讹了。
先秦时代的人既有姓又有氏。比如周公，姓“姬”，氏“周”；再如孔子，姓“子”，氏“孔”。女子亦然，著名的苏妲己，姓“己”，氏“苏”；周幽王为博其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的褒姒，姓“姒”，氏“褒”。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上古的姓氏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姓与氏合流，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此后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
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无论男女，其个人称谓都以“姓＋名”的形式出现，人们所熟知的秦王“嬴政”，刺杀嬴政的“荆轲”，为荆轲击筑送行的“高渐离”，就都是“姓＋名”的称谓形式。
再次，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同血缘，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姓子，属殷商遗族（孔子便出自这一支）；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几者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
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到今日，其间具体的姓氏有增有减，有生有灭，比如曾见于孔子门徒中的“漆彫”、“壤驷”等姓氏后世都已绝迹，而“呼延”“尉迟”等姓又在某些时代加入了姓氏大军。姓氏为一个文化整体，始终活跃于政治生活、民族关系、心理民俗等方方面面。
比如，中国历朝都有帝王赐自己的姓氏给功臣宠臣的情况，吴人俞韶为孙策所喜，赐姓为孙；西魏王杰因战功卓著，赐姓宇文氏；唐代罗艺因归顺李渊，赐姓李氏。赐姓其实是帝王用建立拟血缘关系、结成假定意义上的“同姓”的办法，对臣子进行褒奖的一种方式（对叛臣逆臣则以剥夺赐姓进行惩戒），以激励臣子效忠。姓氏在这里与金银玉帛等有形物质本质上相同，成了政治手段的一部分。
再如，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少数民族姓氏汉化和汉姓少数民族化的现象，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姓氏汉化，以北魏孝文帝改革最为著名，当时曾一次就将一百四十四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拓跋氏改姓元、独孤氏改姓刘等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其实汉姓少数民族化也不罕见，北周时期蔡、张、周等汉姓改为大利稽氏、叱罗氏、车非氏，宇文泰赐李弼姓徒河氏，赐赵贵姓乙弗氏，赐杨尚希姓普六茹氏，都是汉姓少数民族化的例证。少数民族姓氏汉化与汉姓少数民族化丰富了中国的姓氏，而姓氏在这里也成了民族融合的证据。
同时，虽然无论在功能还是用法上，我们今天的赵、钱、孙、李诸姓都与战国中期的姓氏基本一致，作为一项制度来说它两千多年没有发生大的调整，但是作为社会结构中血缘关系的镜像，姓氏的社会意义却始终在缘时变动。
比如，先秦时代因为存在大规模的血缘组织，因而产生了姓、氏两级制；然自东汉以后，尽管不少朝代重又出现了累世同居的大家族，但两级制的姓氏结构并没有重新出现。个中原因，一方面与专制国家为征发兵役、赋税而不断加强的对属民的名籍控制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郡县制确立之后，基层社会虽仍存在浓厚的血缘色彩，但全国属民的管理终究主要是通过郡县乡里的地域组织发挥作用，地域组织战胜了血缘组织，姓氏结构发生变动的基础也就消失了。
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姓氏曾经是认定一个人社会等级的最重要因素，但自宋代以后，姓氏却只作为一种血缘标志符号而存在；迄于今日，姓氏作为血缘标志符号的意义也在淡化，在作用上正与名趋同。这是因为个人对血缘组织的依赖日益减弱。魏晋实行按门第取士的九品官人法，姓氏是标识门第出身的第一要素，自然备受重视；宋代以后，科举制经过充分发展已成为选拔人才的基本途径，个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前途主要取决于科考而不再取决于门第，姓氏的重要性亦大为下降。时至今日，乡土社会崩解殆尽，人口流动、离家谋生已成为社会常态，无论是人们对血缘组织的依赖还是血缘组织能提供给人们的依赖都接近于无，姓氏的血缘色彩自然也愈来愈淡化，正变为纯个人的符号。
综上，姓氏绝不仅仅是一种名号，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相当宏富，从姓氏入手，能让我们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察更清晰、更深入。
姓与氏作为不同级别血缘组织的名号，两者在先秦时代的区分很明显，古人有所谓“三代之上，姓氏有别”之说，就是由此得出的结论。
首先，在对始祖的追溯上，姓由于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历史悠远，世系模糊，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地追溯，每个姓只能出自想象的祖先——往往是半人半神的人物；而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晚近，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
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顾炎武《日知录·原姓》篇所云“考之于《传》（指《左传》——笔者按），二百五十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即是据此而发的议论。现今的一些姓氏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其实都是不符合先秦实际的错误称谓。周公在先秦典籍中多被提及，均无称“姬旦”者，其被称为“姬旦”，是晚至《晋书·王浑传》才有的事。大概到了晋代，人们对先秦姓氏应用规则已不甚了了，遂以后世制度相比附，此后更是以讹传讹了。
先秦时代的人既有姓又有氏。比如周公，姓“姬”，氏“周”；再如孔子，姓“子”，氏“孔”。女子亦然，著名的苏妲己，姓“己”，氏“苏”；周幽王为博其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的褒姒，姓“姒”，氏“褒”。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上古的姓氏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姓与氏合流，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此后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
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无论男女，其个人称谓都以“姓＋名”的形式出现，人们所熟知的秦王“嬴政”，刺杀嬴政的“荆轲”，为荆轲击筑送行的“高渐离”，就都是“姓＋名”的称谓形式。
再次，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同血缘，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姓子，属殷商遗族（孔子便出自这一支）；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几者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
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到今日，其间具体的姓氏有增有减，有生有灭，比如曾见于孔子门徒中的“漆彫”、“壤驷”等姓氏后世都已绝迹，而“呼延”“尉迟”等姓又在某些时代加入了姓氏大军。姓氏为一个文化整体，始终活跃于政治生活、民族关系、心理民俗等方方面面。
比如，中国历朝都有帝王赐自己的姓氏给功臣宠臣的情况，吴人俞韶为孙策所喜，赐姓为孙；西魏王杰因战功卓著，赐姓宇文氏；唐代罗艺因归顺李渊，赐姓李氏。赐姓其实是帝王用建立拟血缘关系、结成假定意义上的“同姓”的办法，对臣子进行褒奖的一种方式（对叛臣逆臣则以剥夺赐姓进行惩戒），以激励臣子效忠。姓氏在这里与金银玉帛等有形物质本质上相同，成了政治手段的一部分。
再如，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少数民族姓氏汉化和汉姓少数民族化的现象，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姓氏汉化，以北魏孝文帝改革最为著名，当时曾一次就将一百四十四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拓跋氏改姓元、独孤氏改姓刘等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其实汉姓少数民族化也不罕见，北周时期蔡、张、周等汉姓改为大利稽氏、叱罗氏、车非氏，宇文泰赐李弼姓徒河氏，赐赵贵姓乙弗氏，赐杨尚希姓普六茹氏，都是汉姓少数民族化的例证。少数民族姓氏汉化与汉姓少数民族化丰富了中国的姓氏，而姓氏在这里也成了民族融合的证据。
同时，虽然无论在功能还是用法上，我们今天的赵、钱、孙、李诸姓都与战国中期的姓氏基本一致，作为一项制度来说它两千多年没有发生大的调整，但是作为社会结构中血缘关系的镜像，姓氏的社会意义却始终在缘时变动。
比如，先秦时代因为存在大规模的血缘组织，因而产生了姓、氏两级制；然自东汉以后，尽管不少朝代重又出现了累世同居的大家族，但两级制的姓氏结构并没有重新出现。个中原因，一方面与专制国家为征发兵役、赋税而不断加强的对属民的名籍控制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郡县制确立之后，基层社会虽仍存在浓厚的血缘色彩，但全国属民的管理终究主要是通过郡县乡里的地域组织发挥作用，地域组织战胜了血缘组织，姓氏结构发生变动的基础也就消失了。
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姓氏曾经是认定一个人社会等级的最重要因素，但自宋代以后，姓氏却只作为一种血缘标志符号而存在；迄于今日，姓氏作为血缘标志符号的意义也在淡化，在作用上正与名趋同。这是因为个人对血缘组织的依赖日益减弱。魏晋实行按门第取士的九品官人法，姓氏是标识门第出身的第一要素，自然备受重视；宋代以后，科举制经过充分发展已成为选拔人才的基本途径，个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前途主要取决于科考而不再取决于门第，姓氏的重要性亦大为下降。时至今日，乡土社会崩解殆尽，人口流动、离家谋生已成为社会常态，无论是人们对血缘组织的依赖还是血缘组织能提供给人们的依赖都接近于无，姓氏的血缘色彩自然也愈来愈淡化，正变为纯个人的符号。
综上，姓氏绝不仅仅是一种名号，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相当宏富，从姓氏入手，能让我们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察更清晰、更深入。
姓与氏作为不同级别血缘组织的名号，两者在先秦时代的区分很明显，古人有所谓“三代之上，姓氏有别”之说，就是由此得出的结论。
首先，在对始祖的追溯上，姓由于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历史悠远，世系模糊，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地追溯，每个姓只能出自想象的祖先——往往是半人半神的人物；而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晚近，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
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顾炎武《日知录·原姓》篇所云“考之于《传》（指《左传》——笔者按），二百五十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即是据此而发的议论。现今的一些姓氏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其实都是不符合先秦实际的错误称谓。周公在先秦典籍中多被提及，均无称“姬旦”者，其被称为“姬旦”，是晚至《晋书·王浑传》才有的事。大概到了晋代，人们对先秦姓氏应用规则已不甚了了，遂以后世制度相比附，此后更是以讹传讹了。
先秦时代的人既有姓又有氏。比如周公，姓“姬”，氏“周”；再如孔子，姓“子”，氏“孔”。女子亦然，著名的苏妲己，姓“己”，氏“苏”；周幽王为博其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的褒姒，姓“姒”，氏“褒”。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上古的姓氏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姓与氏合流，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此后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
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无论男女，其个人称谓都以“姓＋名”的形式出现，人们所熟知的秦王“嬴政”，刺杀嬴政的“荆轲”，为荆轲击筑送行的“高渐离”，就都是“姓＋名”的称谓形式。
再次，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同血缘，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姓子，属殷商遗族（孔子便出自这一支）；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几者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
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到今日，其间具体的姓氏有增有减，有生有灭，比如曾见于孔子门徒中的“漆彫”、“壤驷”等姓氏后世都已绝迹，而“呼延”“尉迟”等姓又在某些时代加入了姓氏大军。姓氏为一个文化整体，始终活跃于政治生活、民族关系、心理民俗等方方面面。
比如，中国历朝都有帝王赐自己的姓氏给功臣宠臣的情况，吴人俞韶为孙策所喜，赐姓为孙；西魏王杰因战功卓著，赐姓宇文氏；唐代罗艺因归顺李渊，赐姓李氏。赐姓其实是帝王用建立拟血缘关系、结成假定意义上的“同姓”的办法，对臣子进行褒奖的一种方式（对叛臣逆臣则以剥夺赐姓进行惩戒），以激励臣子效忠。姓氏在这里与金银玉帛等有形物质本质上相同，成了政治手段的一部分。
再如，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少数民族姓氏汉化和汉姓少数民族化的现象，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姓氏汉化，以北魏孝文帝改革最为著名，当时曾一次就将一百四十四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拓跋氏改姓元、独孤氏改姓刘等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其实汉姓少数民族化也不罕见，北周时期蔡、张、周等汉姓改为大利稽氏、叱罗氏、车非氏，宇文泰赐李弼姓徒河氏，赐赵贵姓乙弗氏，赐杨尚希姓普六茹氏，都是汉姓少数民族化的例证。少数民族姓氏汉化与汉姓少数民族化丰富了中国的姓氏，而姓氏在这里也成了民族融合的证据。
同时，虽然无论在功能还是用法上，我们今天的赵、钱、孙、李诸姓都与战国中期的姓氏基本一致，作为一项制度来说它两千多年没有发生大的调整，但是作为社会结构中血缘关系的镜像，姓氏的社会意义却始终在缘时变动。
比如，先秦时代因为存在大规模的血缘组织，因而产生了姓、氏两级制；然自东汉以后，尽管不少朝代重又出现了累世同居的大家族，但两级制的姓氏结构并没有重新出现。个中原因，一方面与专制国家为征发兵役、赋税而不断加强的对属民的名籍控制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郡县制确立之后，基层社会虽仍存在浓厚的血缘色彩，但全国属民的管理终究主要是通过郡县乡里的地域组织发挥作用，地域组织战胜了血缘组织，姓氏结构发生变动的基础也就消失了。
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姓氏曾经是认定一个人社会等级的最重要因素，但自宋代以后，姓氏却只作为一种血缘标志符号而存在；迄于今日，姓氏作为血缘标志符号的意义也在淡化，在作用上正与名趋同。这是因为个人对血缘组织的依赖日益减弱。魏晋实行按门第取士的九品官人法，姓氏是标识门第出身的第一要素，自然备受重视；宋代以后，科举制经过充分发展已成为选拔人才的基本途径，个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前途主要取决于科考而不再取决于门第，姓氏的重要性亦大为下降。时至今日，乡土社会崩解殆尽，人口流动、离家谋生已成为社会常态，无论是人们对血缘组织的依赖还是血缘组织能提供给人们的依赖都接近于无，姓氏的血缘色彩自然也愈来愈淡化，正变为纯个人的符号。
综上，姓氏绝不仅仅是一种名号，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相当宏富，从姓氏入手，能让我们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察更清晰、更深入。
姓与氏作为不同级别血缘组织的名号，两者在先秦时代的区分很明显，古人有所谓“三代之上，姓氏有别”之说，就是由此得出的结论。
首先，在对始祖的追溯上，姓由于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历史悠远，世系模糊，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地追溯，每个姓只能出自想象的祖先——往往是半人半神的人物；而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晚近，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
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顾炎武《日知录·原姓》篇所云“考之于《传》（指《左传》——笔者按），二百五十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即是据此而发的议论。现今的一些姓氏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其实都是不符合先秦实际的错误称谓。周公在先秦典籍中多被提及，均无称“姬旦”者，其被称为“姬旦”，是晚至《晋书·王浑传》才有的事。大概到了晋代，人们对先秦姓氏应用规则已不甚了了，遂以后世制度相比附，此后更是以讹传讹了。
先秦时代的人既有姓又有氏。比如周公，姓“姬”，氏“周”；再如孔子，姓“子”，氏“孔”。女子亦然，著名的苏妲己，姓“己”，氏“苏”；周幽王为博其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的褒姒，姓“姒”，氏“褒”。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上古的姓氏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姓与氏合流，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此后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
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无论男女，其个人称谓都以“姓＋名”的形式出现，人们所熟知的秦王“嬴政”，刺杀嬴政的“荆轲”，为荆轲击筑送行的“高渐离”，就都是“姓＋名”的称谓形式。
再次，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同血缘，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姓子，属殷商遗族（孔子便出自这一支）；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几者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
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到今日，其间具体的姓氏有增有减，有生有灭，比如曾见于孔子门徒中的“漆彫”、“壤驷”等姓氏后世都已绝迹，而“呼延”“尉迟”等姓又在某些时代加入了姓氏大军。姓氏为一个文化整体，始终活跃于政治生活、民族关系、心理民俗等方方面面。
比如，中国历朝都有帝王赐自己的姓氏给功臣宠臣的情况，吴人俞韶为孙策所喜，赐姓为孙；西魏王杰因战功卓著，赐姓宇文氏；唐代罗艺因归顺李渊，赐姓李氏。赐姓其实是帝王用建立拟血缘关系、结成假定意义上的“同姓”的办法，对臣子进行褒奖的一种方式（对叛臣逆臣则以剥夺赐姓进行惩戒），以激励臣子效忠。姓氏在这里与金银玉帛等有形物质本质上相同，成了政治手段的一部分。
再如，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少数民族姓氏汉化和汉姓少数民族化的现象，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姓氏汉化，以北魏孝文帝改革最为著名，当时曾一次就将一百四十四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拓跋氏改姓元、独孤氏改姓刘等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其实汉姓少数民族化也不罕见，北周时期蔡、张、周等汉姓改为大利稽氏、叱罗氏、车非氏，宇文泰赐李弼姓徒河氏，赐赵贵姓乙弗氏，赐杨尚希姓普六茹氏，都是汉姓少数民族化的例证。少数民族姓氏汉化与汉姓少数民族化丰富了中国的姓氏，而姓氏在这里也成了民族融合的证据。
同时，虽然无论在功能还是用法上，我们今天的赵、钱、孙、李诸姓都与战国中期的姓氏基本一致，作为一项制度来说它两千多年没有发生大的调整，但是作为社会结构中血缘关系的镜像，姓氏的社会意义却始终在缘时变动。
比如，先秦时代因为存在大规模的血缘组织，因而产生了姓、氏两级制；然自东汉以后，尽管不少朝代重又出现了累世同居的大家族，但两级制的姓氏结构并没有重新出现。个中原因，一方面与专制国家为征发兵役、赋税而不断加强的对属民的名籍控制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郡县制确立之后，基层社会虽仍存在浓厚的血缘色彩，但全国属民的管理终究主要是通过郡县乡里的地域组织发挥作用，地域组织战胜了血缘组织，姓氏结构发生变动的基础也就消失了。
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姓氏曾经是认定一个人社会等级的最重要因素，但自宋代以后，姓氏却只作为一种血缘标志符号而存在；迄于今日，姓氏作为血缘标志符号的意义也在淡化，在作用上正与名趋同。这是因为个人对血缘组织的依赖日益减弱。魏晋实行按门第取士的九品官人法，姓氏是标识门第出身的第一要素，自然备受重视；宋代以后，科举制经过充分发展已成为选拔人才的基本途径，个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前途主要取决于科考而不再取决于门第，姓氏的重要性亦大为下降。时至今日，乡土社会崩解殆尽，人口流动、离家谋生已成为社会常态，无论是人们对血缘组织的依赖还是血缘组织能提供给人们的依赖都接近于无，姓氏的血缘色彩自然也愈来愈淡化，正变为纯个人的符号。
综上，姓氏绝不仅仅是一种名号，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相当宏富，从姓氏入手，能让我们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察更清晰、更深入。
姓与氏作为不同级别血缘组织的名号，两者在先秦时代的区分很明显，古人有所谓“三代之上，姓氏有别”之说，就是由此得出的结论。
首先，在对始祖的追溯上，姓由于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历史悠远，世系模糊，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地追溯，每个姓只能出自想象的祖先——往往是半人半神的人物；而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晚近，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
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顾炎武《日知录·原姓》篇所云“考之于《传》（指《左传》——笔者按），二百五十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即是据此而发的议论。现今的一些姓氏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其实都是不符合先秦实际的错误称谓。周公在先秦典籍中多被提及，均无称“姬旦”者，其被称为“姬旦”，是晚至《晋书·王浑传》才有的事。大概到了晋代，人们对先秦姓氏应用规则已不甚了了，遂以后世制度相比附，此后更是以讹传讹了。
先秦时代的人既有姓又有氏。比如周公，姓“姬”，氏“周”；再如孔子，姓“子”，氏“孔”。女子亦然，著名的苏妲己，姓“己”，氏“苏”；周幽王为博其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的褒姒，姓“姒”，氏“褒”。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上古的姓氏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姓与氏合流，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此后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
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无论男女，其个人称谓都以“姓＋名”的形式出现，人们所熟知的秦王“嬴政”，刺杀嬴政的“荆轲”，为荆轲击筑送行的“高渐离”，就都是“姓＋名”的称谓形式。
再次，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同血缘，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姓子，属殷商遗族（孔子便出自这一支）；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几者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
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到今日，其间具体的姓氏有增有减，有生有灭，比如曾见于孔子门徒中的“漆彫”、“壤驷”等姓氏后世都已绝迹，而“呼延”“尉迟”等姓又在某些时代加入了姓氏大军。姓氏为一个文化整体，始终活跃于政治生活、民族关系、心理民俗等方方面面。
比如，中国历朝都有帝王赐自己的姓氏给功臣宠臣的情况，吴人俞韶为孙策所喜，赐姓为孙；西魏王杰因战功卓著，赐姓宇文氏；唐代罗艺因归顺李渊，赐姓李氏。赐姓其实是帝王用建立拟血缘关系、结成假定意义上的“同姓”的办法，对臣子进行褒奖的一种方式（对叛臣逆臣则以剥夺赐姓进行惩戒），以激励臣子效忠。姓氏在这里与金银玉帛等有形物质本质上相同，成了政治手段的一部分。
再如，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少数民族姓氏汉化和汉姓少数民族化的现象，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姓氏汉化，以北魏孝文帝改革最为著名，当时曾一次就将一百四十四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拓跋氏改姓元、独孤氏改姓刘等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其实汉姓少数民族化也不罕见，北周时期蔡、张、周等汉姓改为大利稽氏、叱罗氏、车非氏，宇文泰赐李弼姓徒河氏，赐赵贵姓乙弗氏，赐杨尚希姓普六茹氏，都是汉姓少数民族化的例证。少数民族姓氏汉化与汉姓少数民族化丰富了中国的姓氏，而姓氏在这里也成了民族融合的证据。
同时，虽然无论在功能还是用法上，我们今天的赵、钱、孙、李诸姓都与战国中期的姓氏基本一致，作为一项制度来说它两千多年没有发生大的调整，但是作为社会结构中血缘关系的镜像，姓氏的社会意义却始终在缘时变动。
比如，先秦时代因为存在大规模的血缘组织，因而产生了姓、氏两级制；然自东汉以后，尽管不少朝代重又出现了累世同居的大家族，但两级制的姓氏结构并没有重新出现。个中原因，一方面与专制国家为征发兵役、赋税而不断加强的对属民的名籍控制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郡县制确立之后，基层社会虽仍存在浓厚的血缘色彩，但全国属民的管理终究主要是通过郡县乡里的地域组织发挥作用，地域组织战胜了血缘组织，姓氏结构发生变动的基础也就消失了。
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姓氏曾经是认定一个人社会等级的最重要因素，但自宋代以后，姓氏却只作为一种血缘标志符号而存在；迄于今日，姓氏作为血缘标志符号的意义也在淡化，在作用上正与名趋同。这是因为个人对血缘组织的依赖日益减弱。魏晋实行按门第取士的九品官人法，姓氏是标识门第出身的第一要素，自然备受重视；宋代以后，科举制经过充分发展已成为选拔人才的基本途径，个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前途主要取决于科考而不再取决于门第，姓氏的重要性亦大为下降。时至今日，乡土社会崩解殆尽，人口流动、离家谋生已成为社会常态，无论是人们对血缘组织的依赖还是血缘组织能提供给人们的依赖都接近于无，姓氏的血缘色彩自然也愈来愈淡化，正变为纯个人的符号。
综上，姓氏绝不仅仅是一种名号，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相当宏富，从姓氏入手，能让我们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察更清晰、更深入。
姓与氏作为不同级别血缘组织的名号，两者在先秦时代的区分很明显，古人有所谓“三代之上，姓氏有别”之说，就是由此得出的结论。
首先，在对始祖的追溯上，姓由于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历史悠远，世系模糊，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地追溯，每个姓只能出自想象的祖先——往往是半人半神的人物；而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晚近，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
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顾炎武《日知录·原姓》篇所云“考之于《传》（指《左传》——笔者按），二百五十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即是据此而发的议论。现今的一些姓氏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其实都是不符合先秦实际的错误称谓。周公在先秦典籍中多被提及，均无称“姬旦”者，其被称为“姬旦”，是晚至《晋书·王浑传》才有的事。大概到了晋代，人们对先秦姓氏应用规则已不甚了了，遂以后世制度相比附，此后更是以讹传讹了。
先秦时代的人既有姓又有氏。比如周公，姓“姬”，氏“周”；再如孔子，姓“子”，氏“孔”。女子亦然，著名的苏妲己，姓“己”，氏“苏”；周幽王为博其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的褒姒，姓“姒”，氏“褒”。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上古的姓氏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姓与氏合流，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此后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
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无论男女，其个人称谓都以“姓＋名”的形式出现，人们所熟知的秦王“嬴政”，刺杀嬴政的“荆轲”，为荆轲击筑送行的“高渐离”，就都是“姓＋名”的称谓形式。
再次，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同血缘，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姓子，属殷商遗族（孔子便出自这一支）；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几者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
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到今日，其间具体的姓氏有增有减，有生有灭，比如曾见于孔子门徒中的“漆彫”、“壤驷”等姓氏后世都已绝迹，而“呼延”“尉迟”等姓又在某些时代加入了姓氏大军。姓氏为一个文化整体，始终活跃于政治生活、民族关系、心理民俗等方方面面。
比如，中国历朝都有帝王赐自己的姓氏给功臣宠臣的情况，吴人俞韶为孙策所喜，赐姓为孙；西魏王杰因战功卓著，赐姓宇文氏；唐代罗艺因归顺李渊，赐姓李氏。赐姓其实是帝王用建立拟血缘关系、结成假定意义上的“同姓”的办法，对臣子进行褒奖的一种方式（对叛臣逆臣则以剥夺赐姓进行惩戒），以激励臣子效忠。姓氏在这里与金银玉帛等有形物质本质上相同，成了政治手段的一部分。
再如，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少数民族姓氏汉化和汉姓少数民族化的现象，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姓氏汉化，以北魏孝文帝改革最为著名，当时曾一次就将一百四十四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拓跋氏改姓元、独孤氏改姓刘等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其实汉姓少数民族化也不罕见，北周时期蔡、张、周等汉姓改为大利稽氏、叱罗氏、车非氏，宇文泰赐李弼姓徒河氏，赐赵贵姓乙弗氏，赐杨尚希姓普六茹氏，都是汉姓少数民族化的例证。少数民族姓氏汉化与汉姓少数民族化丰富了中国的姓氏，而姓氏在这里也成了民族融合的证据。
同时，虽然无论在功能还是用法上，我们今天的赵、钱、孙、李诸姓都与战国中期的姓氏基本一致，作为一项制度来说它两千多年没有发生大的调整，但是作为社会结构中血缘关系的镜像，姓氏的社会意义却始终在缘时变动。
比如，先秦时代因为存在大规模的血缘组织，因而产生了姓、氏两级制；然自东汉以后，尽管不少朝代重又出现了累世同居的大家族，但两级制的姓氏结构并没有重新出现。个中原因，一方面与专制国家为征发兵役、赋税而不断加强的对属民的名籍控制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郡县制确立之后，基层社会虽仍存在浓厚的血缘色彩，但全国属民的管理终究主要是通过郡县乡里的地域组织发挥作用，地域组织战胜了血缘组织，姓氏结构发生变动的基础也就消失了。
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姓氏曾经是认定一个人社会等级的最重要因素，但自宋代以后，姓氏却只作为一种血缘标志符号而存在；迄于今日，姓氏作为血缘标志符号的意义也在淡化，在作用上正与名趋同。这是因为个人对血缘组织的依赖日益减弱。魏晋实行按门第取士的九品官人法，姓氏是标识门第出身的第一要素，自然备受重视；宋代以后，科举制经过充分发展已成为选拔人才的基本途径，个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前途主要取决于科考而不再取决于门第，姓氏的重要性亦大为下降。时至今日，乡土社会崩解殆尽，人口流动、离家谋生已成为社会常态，无论是人们对血缘组织的依赖还是血缘组织能提供给人们的依赖都接近于无，姓氏的血缘色彩自然也愈来愈淡化，正变为纯个人的符号。
综上，姓氏绝不仅仅是一种名号，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相当宏富，从姓氏入手，能让我们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察更清晰、更深入。
姓与氏作为不同级别血缘组织的名号，两者在先秦时代的区分很明显，古人有所谓“三代之上，姓氏有别”之说，就是由此得出的结论。
首先，在对始祖的追溯上，姓由于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历史悠远，世系模糊，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地追溯，每个姓只能出自想象的祖先——往往是半人半神的人物；而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晚近，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
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顾炎武《日知录·原姓》篇所云“考之于《传》（指《左传》——笔者按），二百五十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即是据此而发的议论。现今的一些姓氏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其实都是不符合先秦实际的错误称谓。周公在先秦典籍中多被提及，均无称“姬旦”者，其被称为“姬旦”，是晚至《晋书·王浑传》才有的事。大概到了晋代，人们对先秦姓氏应用规则已不甚了了，遂以后世制度相比附，此后更是以讹传讹了。
先秦时代的人既有姓又有氏。比如周公，姓“姬”，氏“周”；再如孔子，姓“子”，氏“孔”。女子亦然，著名的苏妲己，姓“己”，氏“苏”；周幽王为博其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的褒姒，姓“姒”，氏“褒”。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上古的姓氏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姓与氏合流，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此后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
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无论男女，其个人称谓都以“姓＋名”的形式出现，人们所熟知的秦王“嬴政”，刺杀嬴政的“荆轲”，为荆轲击筑送行的“高渐离”，就都是“姓＋名”的称谓形式。
再次，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同血缘，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姓子，属殷商遗族（孔子便出自这一支）；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几者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
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到今日，其间具体的姓氏有增有减，有生有灭，比如曾见于孔子门徒中的“漆彫”、“壤驷”等姓氏后世都已绝迹，而“呼延”“尉迟”等姓又在某些时代加入了姓氏大军。姓氏为一个文化整体，始终活跃于政治生活、民族关系、心理民俗等方方面面。
比如，中国历朝都有帝王赐自己的姓氏给功臣宠臣的情况，吴人俞韶为孙策所喜，赐姓为孙；西魏王杰因战功卓著，赐姓宇文氏；唐代罗艺因归顺李渊，赐姓李氏。赐姓其实是帝王用建立拟血缘关系、结成假定意义上的“同姓”的办法，对臣子进行褒奖的一种方式（对叛臣逆臣则以剥夺赐姓进行惩戒），以激励臣子效忠。姓氏在这里与金银玉帛等有形物质本质上相同，成了政治手段的一部分。
再如，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少数民族姓氏汉化和汉姓少数民族化的现象，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姓氏汉化，以北魏孝文帝改革最为著名，当时曾一次就将一百四十四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拓跋氏改姓元、独孤氏改姓刘等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其实汉姓少数民族化也不罕见，北周时期蔡、张、周等汉姓改为大利稽氏、叱罗氏、车非氏，宇文泰赐李弼姓徒河氏，赐赵贵姓乙弗氏，赐杨尚希姓普六茹氏，都是汉姓少数民族化的例证。少数民族姓氏汉化与汉姓少数民族化丰富了中国的姓氏，而姓氏在这里也成了民族融合的证据。
同时，虽然无论在功能还是用法上，我们今天的赵、钱、孙、李诸姓都与战国中期的姓氏基本一致，作为一项制度来说它两千多年没有发生大的调整，但是作为社会结构中血缘关系的镜像，姓氏的社会意义却始终在缘时变动。
比如，先秦时代因为存在大规模的血缘组织，因而产生了姓、氏两级制；然自东汉以后，尽管不少朝代重又出现了累世同居的大家族，但两级制的姓氏结构并没有重新出现。个中原因，一方面与专制国家为征发兵役、赋税而不断加强的对属民的名籍控制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郡县制确立之后，基层社会虽仍存在浓厚的血缘色彩，但全国属民的管理终究主要是通过郡县乡里的地域组织发挥作用，地域组织战胜了血缘组织，姓氏结构发生变动的基础也就消失了。
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姓氏曾经是认定一个人社会等级的最重要因素，但自宋代以后，姓氏却只作为一种血缘标志符号而存在；迄于今日，姓氏作为血缘标志符号的意义也在淡化，在作用上正与名趋同。这是因为个人对血缘组织的依赖日益减弱。魏晋实行按门第取士的九品官人法，姓氏是标识门第出身的第一要素，自然备受重视；宋代以后，科举制经过充分发展已成为选拔人才的基本途径，个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前途主要取决于科考而不再取决于门第，姓氏的重要性亦大为下降。时至今日，乡土社会崩解殆尽，人口流动、离家谋生已成为社会常态，无论是人们对血缘组织的依赖还是血缘组织能提供给人们的依赖都接近于无，姓氏的血缘色彩自然也愈来愈淡化，正变为纯个人的符号。
综上，姓氏绝不仅仅是一种名号，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相当宏富，从姓氏入手，能让我们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察更清晰、更深入。
姓与氏作为不同级别血缘组织的名号，两者在先秦时代的区分很明显，古人有所谓“三代之上，姓氏有别”之说，就是由此得出的结论。
首先，在对始祖的追溯上，姓由于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历史悠远，世系模糊，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地追溯，每个姓只能出自想象的祖先——往往是半人半神的人物；而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晚近，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
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顾炎武《日知录·原姓》篇所云“考之于《传》（指《左传》——笔者按），二百五十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即是据此而发的议论。现今的一些姓氏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其实都是不符合先秦实际的错误称谓。周公在先秦典籍中多被提及，均无称“姬旦”者，其被称为“姬旦”，是晚至《晋书·王浑传》才有的事。大概到了晋代，人们对先秦姓氏应用规则已不甚了了，遂以后世制度相比附，此后更是以讹传讹了。
先秦时代的人既有姓又有氏。比如周公，姓“姬”，氏“周”；再如孔子，姓“子”，氏“孔”。女子亦然，著名的苏妲己，姓“己”，氏“苏”；周幽王为博其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的褒姒，姓“姒”，氏“褒”。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上古的姓氏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姓与氏合流，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此后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
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无论男女，其个人称谓都以“姓＋名”的形式出现，人们所熟知的秦王“嬴政”，刺杀嬴政的“荆轲”，为荆轲击筑送行的“高渐离”，就都是“姓＋名”的称谓形式。
再次，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同血缘，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姓子，属殷商遗族（孔子便出自这一支）；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几者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
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到今日，其间具体的姓氏有增有减，有生有灭，比如曾见于孔子门徒中的“漆彫”、“壤驷”等姓氏后世都已绝迹，而“呼延”“尉迟”等姓又在某些时代加入了姓氏大军。姓氏为一个文化整体，始终活跃于政治生活、民族关系、心理民俗等方方面面。
比如，中国历朝都有帝王赐自己的姓氏给功臣宠臣的情况，吴人俞韶为孙策所喜，赐姓为孙；西魏王杰因战功卓著，赐姓宇文氏；唐代罗艺因归顺李渊，赐姓李氏。赐姓其实是帝王用建立拟血缘关系、结成假定意义上的“同姓”的办法，对臣子进行褒奖的一种方式（对叛臣逆臣则以剥夺赐姓进行惩戒），以激励臣子效忠。姓氏在这里与金银玉帛等有形物质本质上相同，成了政治手段的一部分。
再如，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少数民族姓氏汉化和汉姓少数民族化的现象，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姓氏汉化，以北魏孝文帝改革最为著名，当时曾一次就将一百四十四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拓跋氏改姓元、独孤氏改姓刘等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其实汉姓少数民族化也不罕见，北周时期蔡、张、周等汉姓改为大利稽氏、叱罗氏、车非氏，宇文泰赐李弼姓徒河氏，赐赵贵姓乙弗氏，赐杨尚希姓普六茹氏，都是汉姓少数民族化的例证。少数民族姓氏汉化与汉姓少数民族化丰富了中国的姓氏，而姓氏在这里也成了民族融合的证据。
同时，虽然无论在功能还是用法上，我们今天的赵、钱、孙、李诸姓都与战国中期的姓氏基本一致，作为一项制度来说它两千多年没有发生大的调整，但是作为社会结构中血缘关系的镜像，姓氏的社会意义却始终在缘时变动。
比如，先秦时代因为存在大规模的血缘组织，因而产生了姓、氏两级制；然自东汉以后，尽管不少朝代重又出现了累世同居的大家族，但两级制的姓氏结构并没有重新出现。个中原因，一方面与专制国家为征发兵役、赋税而不断加强的对属民的名籍控制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郡县制确立之后，基层社会虽仍存在浓厚的血缘色彩，但全国属民的管理终究主要是通过郡县乡里的地域组织发挥作用，地域组织战胜了血缘组织，姓氏结构发生变动的基础也就消失了。
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姓氏曾经是认定一个人社会等级的最重要因素，但自宋代以后，姓氏却只作为一种血缘标志符号而存在；迄于今日，姓氏作为血缘标志符号的意义也在淡化，在作用上正与名趋同。这是因为个人对血缘组织的依赖日益减弱。魏晋实行按门第取士的九品官人法，姓氏是标识门第出身的第一要素，自然备受重视；宋代以后，科举制经过充分发展已成为选拔人才的基本途径，个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前途主要取决于科考而不再取决于门第，姓氏的重要性亦大为下降。时至今日，乡土社会崩解殆尽，人口流动、离家谋生已成为社会常态，无论是人们对血缘组织的依赖还是血缘组织能提供给人们的依赖都接近于无，姓氏的血缘色彩自然也愈来愈淡化，正变为纯个人的符号。
综上，姓氏绝不仅仅是一种名号，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相当宏富，从姓氏入手，能让我们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察更清晰、更深入。
姓与氏作为不同级别血缘组织的名号，两者在先秦时代的区分很明显，古人有所谓“三代之上，姓氏有别”之说，就是由此得出的结论。
首先，在对始祖的追溯上，姓由于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历史悠远，世系模糊，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地追溯，每个姓只能出自想象的祖先——往往是半人半神的人物；而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晚近，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
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顾炎武《日知录·原姓》篇所云“考之于《传》（指《左传》——笔者按），二百五十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即是据此而发的议论。现今的一些姓氏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其实都是不符合先秦实际的错误称谓。周公在先秦典籍中多被提及，均无称“姬旦”者，其被称为“姬旦”，是晚至《晋书·王浑传》才有的事。大概到了晋代，人们对先秦姓氏应用规则已不甚了了，遂以后世制度相比附，此后更是以讹传讹了。
先秦时代的人既有姓又有氏。比如周公，姓“姬”，氏“周”；再如孔子，姓“子”，氏“孔”。女子亦然，著名的苏妲己，姓“己”，氏“苏”；周幽王为博其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的褒姒，姓“姒”，氏“褒”。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上古的姓氏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姓与氏合流，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此后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
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无论男女，其个人称谓都以“姓＋名”的形式出现，人们所熟知的秦王“嬴政”，刺杀嬴政的“荆轲”，为荆轲击筑送行的“高渐离”，就都是“姓＋名”的称谓形式。
再次，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同血缘，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姓子，属殷商遗族（孔子便出自这一支）；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几者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
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到今日，其间具体的姓氏有增有减，有生有灭，比如曾见于孔子门徒中的“漆彫”、“壤驷”等姓氏后世都已绝迹，而“呼延”“尉迟”等姓又在某些时代加入了姓氏大军。姓氏为一个文化整体，始终活跃于政治生活、民族关系、心理民俗等方方面面。
比如，中国历朝都有帝王赐自己的姓氏给功臣宠臣的情况，吴人俞韶为孙策所喜，赐姓为孙；西魏王杰因战功卓著，赐姓宇文氏；唐代罗艺因归顺李渊，赐姓李氏。赐姓其实是帝王用建立拟血缘关系、结成假定意义上的“同姓”的办法，对臣子进行褒奖的一种方式（对叛臣逆臣则以剥夺赐姓进行惩戒），以激励臣子效忠。姓氏在这里与金银玉帛等有形物质本质上相同，成了政治手段的一部分。
再如，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少数民族姓氏汉化和汉姓少数民族化的现象，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姓氏汉化，以北魏孝文帝改革最为著名，当时曾一次就将一百四十四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拓跋氏改姓元、独孤氏改姓刘等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其实汉姓少数民族化也不罕见，北周时期蔡、张、周等汉姓改为大利稽氏、叱罗氏、车非氏，宇文泰赐李弼姓徒河氏，赐赵贵姓乙弗氏，赐杨尚希姓普六茹氏，都是汉姓少数民族化的例证。少数民族姓氏汉化与汉姓少数民族化丰富了中国的姓氏，而姓氏在这里也成了民族融合的证据。
同时，虽然无论在功能还是用法上，我们今天的赵、钱、孙、李诸姓都与战国中期的姓氏基本一致，作为一项制度来说它两千多年没有发生大的调整，但是作为社会结构中血缘关系的镜像，姓氏的社会意义却始终在缘时变动。
比如，先秦时代因为存在大规模的血缘组织，因而产生了姓、氏两级制；然自东汉以后，尽管不少朝代重又出现了累世同居的大家族，但两级制的姓氏结构并没有重新出现。个中原因，一方面与专制国家为征发兵役、赋税而不断加强的对属民的名籍控制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郡县制确立之后，基层社会虽仍存在浓厚的血缘色彩，但全国属民的管理终究主要是通过郡县乡里的地域组织发挥作用，地域组织战胜了血缘组织，姓氏结构发生变动的基础也就消失了。
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姓氏曾经是认定一个人社会等级的最重要因素，但自宋代以后，姓氏却只作为一种血缘标志符号而存在；迄于今日，姓氏作为血缘标志符号的意义也在淡化，在作用上正与名趋同。这是因为个人对血缘组织的依赖日益减弱。魏晋实行按门第取士的九品官人法，姓氏是标识门第出身的第一要素，自然备受重视；宋代以后，科举制经过充分发展已成为选拔人才的基本途径，个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前途主要取决于科考而不再取决于门第，姓氏的重要性亦大为下降。时至今日，乡土社会崩解殆尽，人口流动、离家谋生已成为社会常态，无论是人们对血缘组织的依赖还是血缘组织能提供给人们的依赖都接近于无，姓氏的血缘色彩自然也愈来愈淡化，正变为纯个人的符号。
综上，姓氏绝不仅仅是一种名号，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相当宏富，从姓氏入手，能让我们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察更清晰、更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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